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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与隋书的校勘和订补
2018-11-28 10:27 陈长琦 张彩云 


   摘要:岑仲勉先生是20世纪对《隋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岑先生首次以一人之力通校了《隋书》并补编了《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通过系统的校勘、文字正讹,订正了传世诸本《隋书》的讹误;通过史实考订,补表,弥补了前人研究之不足,为《隋书》的整理及隋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岑仲勉;《隋书》;《隋书求是》


岑仲勉先生是20世纪中国享有盛名的、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古代史、中外关系史、突厥史、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隋唐史研究是先生着力较多的领域,除人们熟知的《隋唐史》之外,对《隋书》的校勘和订补,是岑先生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另一重要贡献,其成果收录于岑先生所编《隋书求是》一书中。

《隋书》编于唐初,是记录有隋一代历史的断代史,毋庸赘言,其史料与史学研究的价值,无可替代。然而,对于《隋书》进行整理、校勘的文献学研究,唐以后学者皆重视不够,鲜少问津。这一状况至清方有起色。清代学者对《隋书》的系统整理,始于乾隆年间对“二十四史”的校勘。乾隆初年,《隋书》与其他列入正史的诸史一起得到校勘、刻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武英殿刊印的,俗称殿本的《隋书》。殿本《隋书》附有校书史臣的校语,称之为考证。殿本考证集中反映了当时《隋书》校勘整理的成果,是清代学者研究《隋书》的结晶,值得我们敬重。但是,由于当时“二十四史”的校勘属于集体操作的大工程,要求同时刊印,时间匆忙,校勘不细,还留下有许多问题。

清代学者对《隋书》研究者有数家,但水平参差不齐。岑仲勉先生在《隋书求是》一书“自序”中提到的,有牛运震、钱大昕、李慈铭以及章宗源、姚振宗、杨守敬诸人。

牛运震是康乾时期山东滋阳(今山东兖州)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做过秦安(今属甘肃)等地知县,主持过晋阳、河东书院,于经学、史学、文学皆有著述,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就是收入其文集《空山堂全集》中的《读史纠谬》。《读史纠谬》其中有《隋书纠谬》一卷。然牛氏《读史纠谬》关于《隋书》的部分,局限于本书之体,对《隋书》研究未能深入。一是篇幅少,只有四条,涉及内容少;二是牛氏主旨在于讨论史法,其论史文之繁简得失,多出己意,客观讨论少。如论《隋书·高祖纪》曰:“(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诏禁毁佛及天尊像,此诏不必全录。”①又论仁寿三年诏:“词意冗衍重沓,须节删之。”②多见仁见智之论,不为深根不拔之见。正如岑仲勉先生所说:“牛氏所重者,史料之取弃,书法之是非,文字之雅俗;然见仁见智,派各不同,徒伸一己所主张,殊非史学之正轨。”③对牛氏评价不高。

钱大昕乃清代考史大家,为清代史学之领军。钱氏名著《廿二史考异》有《隋书》考异二卷,收入关于《隋书》的考证三十五条。钱先生之精力,专注于有隋一代之典章制度,考论所及,除帝纪三条,传十五条,余皆为考志之作,其中对《地理志》考证用力最多、最为精细。然智者千虑,犹有未尽善之处。岑仲勉先生对钱氏之作,既尊重又有所不满。他评论说:“《廿二史考异》固负盛名,亦间有凑数之作。钱校《律历》,自是专长,非门外汉所能评骘,若就《隋书》纪、传言之,则多与一般校勘记无异,且不著取舍。”④



①②牛运震:《读史纠谬》第十四卷,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69页。
③岑仲勉:《隋书求是·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④岑仲勉:《隋书求是·自序》,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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