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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访谈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2018-01-05 15:26 林漫 邓京力 

俞金尧的新书里谈到了这一点①,新文化史其实是从社会史里慢慢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对立面就是要突破国别史,突破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在当代的背景下 (不一定是后现代,但至少是在当代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反省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历史学的史学潮流。

当然,这个突破本身从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左右,贝克尔和比尔德已经就历史的相对性、客观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对史学实践的挑战,观念上的挑战和最终在史学实践上的挑战还是不同的,不管现在是越做越大还是越做越小,它们主要是想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模式。我认为兰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考证方法,他的考证方法其他人也用过,他并非第一人。比如在他之前的尼布尔,也在考证方面和史学方法方面有所建树,他主要研究罗马史。兰克其实有两方面的影响力,我们一般注意的是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史学实践,他做的是早期近代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另外一方面是他的教学方法———“讨论班”(Seminar)。这两个方面都是比较重要的,但他的史学观念我们往往较少注意到。在兰克之后,史学界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就形成了一种突破民族国家史的风气。至少在西方国家有一个趋势,就是突破近代以来的一些学科分类,比方说历史、哲学、文学,等等。美国学界正在突破这些学科界限,像女性研究(Women Studies)、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跨国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等。我所在的罗文大学也建立了跨国研究专业。所以,跨学科是一个趋势,当然,做研究的人并不一定有这么一种明确的概念,但如果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突破近代的知识建构的问题。

有一本书可能你们都知道,但是还没有翻译过来———迪佩什·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rkrabarty)的《将欧洲区域化》②。这本书比较难翻译,现在还没有中译本。查克拉巴蒂有一个观点,我们在《全球史学史》里面也提到了③,他认为印度文明的很多东西,比如吠陀,本来是活生生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文明也是这样,原来是活生生的,文史哲都是一体的。又跟现实生活有关———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跟人交往? 一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现实性。但是,一旦把这些古文明的东西都分科分类地研究,它们就真的死了! 变得客观化、客体化,那么就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了。这个就是西方学术或者说西方文化的霸权。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那种知识建构,这在历史学领域中非常重要。

正如你们提问所言,这两种平行的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就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就是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对历史学来说,就是怎么样突破传统国别史的研究方法和形式。
问: 埃娃·多曼斯卡在《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中提到,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的历史学迎来了新的任务,她预言新文化史将会成为史学界的主流④。而安克施密特则受到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启发,提出了“历史经验”的概念,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语言问题转向历史经验。国内也有学者在思考语言学转向是否已经走到尽头的问题。您认为世纪之交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对历史研究和写作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①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
②Dipesh Char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③George G. Iggers,Q.Edward Wang,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earson Education,2008. 中译本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 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④[波]埃娃·多曼斯卡:《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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