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太同意后现代史学理论就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这样的观点，因为这就完全把历史观的部分给排除在后现代史学理论之外了，您怎么看?

答: 只考虑认识论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

问: 如果仅仅把怀特放在叙事主义里看，它就没有根基了。

答: 怀特本人我跟他有很多接触。他的初衷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知识论方面来看，他不喜欢把历史变得那么生硬，那么客观，那么冷冰冰。你们看看《马丁·盖尔归来》，很多都是讲故事，它有很多叙述性的东西在里面。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是这么写，还是这么讲故事。中国传统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我在这里暂且不表。但在西方的传统中，叙述是非常重要的! 过度科学化以后，历史就成为没有人的历史了。

另外还有一点，怀特跟我私下也提到很多次，他认为兰克所建立的近代历史学，表面看起来像是在客观地叙述一个事情，其实是在肯定现代性、肯定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兰克的历史观。研究后现代主义一定要从历史观方面入手，怀特是有历史观的，他的书不一定全对，但是他的理论关怀、终极关怀正在于此。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注意后现代的条件，我的那本《后现代与历史学》里面也提到过①，后工业时代的条件是存在的。一个学者在写一本专著的时候，不一定把他的思想关怀直接放进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

三、跨文化的历史研究

问: 您主编的三本论文集《历史学的转折点》②、《克莉奥的诸多面相》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全球观察》，都采取了全球性和跨文化的视角，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跨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答: 我个人对跨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可能跟我的经历有点关系吧! 如果单独讲中国历史学，就没什么人会关注，如果是讲跨文化，就能跟西方的史学传统进行对话。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自成体系，所以有时候就容易变得封闭，不太愿意接受外面的东西。很多日本学者比如佐藤正幸 (国际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委员会前任会长)认为，日本处于文明边缘，因此对外来的东西吸收比较快，西方也同样如此。西方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很久了，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西方人有自己的原则，对外面的东西兴趣不是很大。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感兴趣，而是，他们总想把别人的东西纳入他们的体系当中去的，所以跨文化研究，坦白地说就是要从他们那里争一个话语权。但是这个话语权怎么争? 就比较困难了。很多年前伊格尔斯去南开做演讲，雷海宗的学生王敦书给他做翻译，英文没有问题，但因为讲者对中国的学术背景不了解，完全从西方的角度谈，所以听众感觉效果一般。伊格尔斯或者安克施密特自己到中国来讲学，可能还不如我来讲更容易为听众接受一些，因为我对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多少都知道一点，我知道如何讲，才能让中国的学生明白一点西方学术背后的东西。这就说明了跨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入虎穴”才能“得虎子”，跨文化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

①王晴佳、古伟瀛: 《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Q. Edward Wang，Georg G. Iggers，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Ｒochester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