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伊格尔斯教授本身的知识结构是非常西方的，但他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于是我与他合作了好几次。这一次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观，就是一例，现在我们又
在修改《全球史学史》。我所编的第一本和第二本论文集都有同样的愿望，都是考虑如何走出西方的知识框架，让读者看到东方的或者非西方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些成就。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因为我人在西方，当然就想做一点沟通文化、促进学术交流这样的工作。

问: 关于历史学的跨文化比较，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说过一句话: “比较史学无法对整体进行比较，而是必须选取某一角度或者某些方面进行比较。”①您做过跨文化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主编过这方面的论文集，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跨文化选题及其原因? 您认为还可以选取哪些专题或对象去进行跨文化研究?

答: 跨文化历史研究的专题有很多，比如我的《筷子: 饮食与文化》②，也是一个尝试。还有很多，比如我刚刚看了一本书叫作《痛感: 一部全球史》③。我的一个同事在做有关“笑”的研究，大笑或者嘲笑，这都可以做跨文化研究。发饰、眼镜、棉花……很多题目。我参加了一个全球史的计划，主要倡导者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出生于德国，现在用英文写作，他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了，影响很大，书名叫《棉花帝国: 一部全球史》④。我其实想到了一个题目，不过将来是否有机会可以做，还不知道———“丝绸”。一谈到“丝绸”，往往会联想到中国，但你知道现在的丝绸大国是哪里吗? 巴西! 不是中国，这中间的变化就可以探讨。做这种题目一定要做跨文化研究，当然你可以做中国的丝文化史，但意义就没那么大了。像俞金尧的这本书———《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他讲到人口，讲到18世纪，把中国跟西方做了一下比较，我认为这个意思就比较大。于尔根·科卡本来是蛮传统的一个德国历史学家，但他5月份来中国的时候，很想找研究资本主义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他认为现在应该有一个“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

从观念上去做当然也可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爱情……都有跨文化的特征。历史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曾经说过，西方人总认为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西方人的创造，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 当然他的观点是不是能够被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跨文化研究的题目有很多，原来有人做过的题目也可以突破。

问: 您在2007年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参与了“中国与西方历史思想”的专题讨论⑤，关于是否存在一种中国模式的历史思维问题，您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您在文章中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假定一种内生的中国历史思想的模式”⑥。但是当问题涉及比较时，您的答案又有了一些变化，您能跟我们说说这其中的缘由吗?

答:《历史与理论》上面的那篇文章，中文翻译有所删节。我的意思主要是想强调，中国历史思维方式不是没有，而是说，有的话，你应该如何界定? 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我强调的是，必须在对比的情况下，才能够显现出一种文化的独特性。有一个例子———日本近代史学，这是我现在在做的题目，我参加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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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ürgen Kocka，“Comparison and beyond”，History and Theory，Vol. 42，No. 1 (February，2003)，pp. 39－44．
②Q. Edward Wang，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③Javier Moscoso，Pain: A Cultural History，Palgrave Macmillan，2012．
④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Knop，2014．
⑤参见 Forum: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History and Theory，Vol. 46，No. 2( May 2007) ，pp. 180 － 232. 此专题由黄俊
⑥杰、J rn Ｒüsen、F.  H.  Mutschler、王晴佳、Ｒanjan Ghosh、Masayuki Sato 共六位学者参与讨论。Q.Edward Wang，“Is There a Chinese Mod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History and Theory，Vol. 46，No. 2 (May 2007)，p.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