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当时是我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我邀请了张芝联先生去。这个跟我刚刚回答的问题有点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面掺入中国的部分，东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我们当时跨文化的视角里面有伊斯兰的，好像有印度的，但不是很多，中国的比较多，有几篇。而现在这个《全球史学史》，跨的东西更多，中东多一点，印度多一点，前面的文集印度的不是很多。西方人一般都认为印度是没有历史学的，这也是历史观念比较狭隘的一个地方。他们都认为历史学就是要有历史写作，那就得有纸张，有笔，但是印度文化可能跟热带气候有关系，纸张很难保存。所以，亚热带地区的史学传统是不一样的，口述史比较多，非洲也是如此。

《全球史学史》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全球范围内史学发展的一个概述，而之前的论文集只是一种尝试。文集古代部分也涉及，但《全球史学史》是比较侧重 18 世纪以来的。全球史学史的编纂，目的在于做一个“互动”( interaction) 的考察，“互动”是比较重要的，但我们认为在18世纪以前“互动”还不是那么显著，所以我们从18世纪开始谈。导论里面也谈到这一点，第一章就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但我们给18世纪以前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东亚的、中东的、印度的和西方的。这是一个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不过，我们这个书也强调一点，即西方化并非单纯西方化，而是有一个互动在其中，有传统跟现代的交流、协商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当然我们也承认，西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外，或者之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像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像顾颉刚，斩断古史，这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表现。傅斯年要把历史拉长，要重建、延长古代史，这同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有不同的形式，在西方内部，在西方之外，都是不同的。中东部分也是我写的，他们有一个怎么样“重新发现”古埃及的问题，印度也有类似的问题。中东有一个伊斯兰化的过程，印度也有，伊斯兰文化是在7世纪以后才崛起的，在伊斯兰文明笼罩着的时候，大家对古文明并不重视。后来他们要建构他们的民族国家，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原来的东西，伊斯兰文化就变为一个入侵者的角色。这些文明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要重新发现过去，重新解释过去，重新建立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这本书(《全球史学史》)其实影响蛮大的，销量不错，我们马上就要出一个修订本，伊格尔斯非常认真，他已经开始做了。我们要建一个网站，把一些原始的材料放在上面，所以这一阵我一直在忙这些工作。我们本来想把钱大昕、顾颉刚等人的一些东西放上去，但是有一个版税的问题，很多东西也没有翻译。现在有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找一篇讲钱大昕的、比较好的英文文章放上去，其他的，有原始材料就放原始材料。

问: 您跟伊格尔斯教授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出版之后，丹尼尔·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 从古代到当代》也出版了。我发现这两本书，无论从内容、涵盖的时间范围以及写作手法上都明显地存在一些区别，您如何评价沃尔夫的工作? 您可以对这两本书做一下比较吗?

答: 丹尼尔·沃尔夫的那本书更为宏观，考察的时段更长，从古到今。陈恒告诉我说他在翻译此书，翻译得差不多了。我们的书影响要大一些，销量也超过他的，因为我们有讲到文化交流、互动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