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当时是我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我邀请了张芝联先生去。这个跟我刚刚回答的问题有点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面掺入中国的部分,东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我们当时跨文化的视角里面有伊斯兰的,好像有印度的,但不是很多,中国的比较多,有几篇。而现在这个《全球史学史》,跨的东西更多,中东多一点,印度多一点,前面的文集印度的不是很多。西方人一般都认为印度是没有历史学的,这也是历史观念比较狭隘的一个地方。他们都认为历史学就是要有历史写作,那就得有纸张,有笔,但是印度文化可能跟热带气候有关系,纸张很难保存。所以,亚热带地区的史学传统是不一样的,口述史比较多,非洲也是如此。
《全球史学史》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全球范围内史学发展的一个概述,而之前的论文集只是一种尝试。文集古代部分也涉及,但《全球史学史》是比较侧重 18 世纪以来的。全球史学史的编纂,目的在于做一个“互动”( interaction) 的考察,“互动”是比较重要的,但我们认为在18世纪以前“互动”还不是那么显著,所以我们从18世纪开始谈。导论里面也谈到这一点,第一章就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但我们给18世纪以前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东亚的、中东的、印度的和西方的。这是一个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不过,我们这个书也强调一点,即西方化并非单纯西方化,而是有一个互动在其中,有传统跟现代的交流、协商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当然我们也承认,西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外,或者之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像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像顾颉刚,斩断古史,这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表现。傅斯年要把历史拉长,要重建、延长古代史,这同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有不同的形式,在西方内部,在西方之外,都是不同的。中东部分也是我写的,他们有一个怎么样“重新发现”古埃及的问题,印度也有类似的问题。中东有一个伊斯兰化的过程,印度也有,伊斯兰文化是在7世纪以后才崛起的,在伊斯兰文明笼罩着的时候,大家对古文明并不重视。后来他们要建构他们的民族国家,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原来的东西,伊斯兰文化就变为一个入侵者的角色。这些文明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要重新发现过去,重新解释过去,重新建立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这本书(《全球史学史》)其实影响蛮大的,销量不错,我们马上就要出一个修订本,伊格尔斯非常认真,他已经开始做了。我们要建一个网站,把一些原始的材料放在上面,所以这一阵我一直在忙这些工作。我们本来想把钱大昕、顾颉刚等人的一些东西放上去,但是有一个版税的问题,很多东西也没有翻译。现在有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找一篇讲钱大昕的、比较好的英文文章放上去,其他的,有原始材料就放原始材料。
问: 您跟伊格尔斯教授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出版之后,丹尼尔·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 从古代到当代》也出版了。我发现这两本书,无论从内容、涵盖的时间范围以及写作手法上都明显地存在一些区别,您如何评价沃尔夫的工作? 您可以对这两本书做一下比较吗?
答: 丹尼尔·沃尔夫的那本书更为宏观,考察的时段更长,从古到今。陈恒告诉我说他在翻译此书,翻译得差不多了。我们的书影响要大一些,销量也超过他的,因为我们有讲到文化交流、互动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