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显然，《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①这本书已经成为国际史研究的典范。国际史研究是如何进入您的学术生涯的?您为何要写作《威尔逊时刻》?

答:机遇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到耶鲁研究生院之后，学习了中东和东亚这两个地区的语言和历史。在这期间，我发现虽然两个地区的历史编纂毫无交集、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却有很多相似和联系。我记得我当时同时选修了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和一门中东近现代史的课程。所以我当时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历史。在研究生阶段，我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国际史，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用来重构我感兴趣的问题和历史事件的好方法，能让它们建立起关联。说到具体的研究话题，影响我选择的实际上是一次偶然。我那时正在上一门近现代中东史的讨论课，需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想写一篇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美国与埃及关系的文章。我认为这在当时仍旧是研究的空白，大部分研究都从“二战”开始写起，所以我在想1945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开始翻阅国务院档案中有关埃及的部分，由于我关注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段，便从1918年开始看起。开始我只是看文件，但是我突然发现在巴黎和会期间有很多埃及人向威尔逊递交请愿书。我想这很有趣，之前从未见过，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所以我跟我的导师说起这事，他说，你知道吗?胡志明当时正在巴黎，中国也发生了五四运动。1919年发生的事情就这样联系了起来，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事情在1919年的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着，但从未有人将它们联系起来。

问:稍微看一眼您著作后面所列的参考文献，我们就能发现写作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工程。您在研究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其实我遇到的困难有很多。其一有关史实，我关注的这些地区———中国、朝鲜、埃及和印度，它们的历史写作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我必须阅读这四个地区的既有研究以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主义的书籍，这需要有对多种学术谱系进行综合的能力。另外一个挑战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要从哪里找到我需要的材料，但后来我发现这比我想象得简单。我很幸运，比如，我之前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有趣且充足的关于印度的档案，但是，当我在印度的档案馆做研究时，我发现了一大批材料，令我喜出望外。还有关于朝鲜的个案，因为我不懂朝鲜语，所以我不确定用其他语言记录那段历史的材料是否够用，同样，一大批材料出现了。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出自费城长老会传教士社团的档案，因为当“三一运动”发生时，他们正在现场，亲历并记录下很多有关朝鲜抗议者和受害者的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对我的研究特别有帮助，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问:我有一个跟您的著作有关的问题，为什么众多殖民地独立运动活动家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替代性意识形态模板和独立斗争的力量源头?

答:我在书中的解释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威尔逊时刻”失望的结果。在“威尔逊时刻”，那些地区的一大批人被动员了起来，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举行集会、撰写请愿书等，他们的参政热情在那样的场景中被激发。当和会结束，《凡尔赛和约》签订时，他们的梦想破灭了。这一情况在中国很明显，五月一日对山东问题的决议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你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在1919年夏天还在长沙阅读关于威尔逊的文章，说威尔逊试图完成他的那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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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