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能否举出一些对您自己的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书籍和学者?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约翰·加迪斯使我重视历史写作的技艺，让我思考如何写出清晰透彻而文笔轻灵的文章。保罗·肯尼迪给我的影响是从大处着眼思考问题，越大越好。入江昭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在退休前是我在哈佛的同事，他给我的启发是关于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尤其对20世纪国际史的研究。还有一位我很敬仰的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教授①，在最近几十年的国际史研究中，他的成果属于最具创新性和原创性的那一类。

问:现在众多学者都用“国际的”、“跨国的”和“全球的”这种引人注目的标签描述自己的研究视角，那么国际史、跨国史与全球史有哪些区别?

答:我认为把“国际”、“跨国”和“全球”这几个学术名词混用并且指代同一个事物是有问题的。人们总说，它们不就是整体史吗?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国际史跟跨国史和全球史有很大区别。国际史是国际社会的历史，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学研究主题，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它应该在也必须在众多领域之间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你可以说在国际或者跨国的语境下更好地理解中国史或者美国史，但是这不是国际史。国际史自己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事物，它不是专注于单独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而是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国际史还是对全球史的一个补充，但是二者不完全相同。

问:那跨国史呢?

答:我认为跨国史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个研究路径。一般来说，我认为跨国史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地理指向，比如中国的跨国史或者美国的跨国史。我认为这是对民族国家史领域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虽然有跨国的方法，但它仍旧是中国史和美国史。或者，一些跨国史研究实际是在研究世界潮流或国际社会的历史，这种情况下它实际是全球史或国际史。

问: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一个预测型的问题，我很好奇您怎样看待国际史的未来发展方向，或更广泛地说，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您心目中的“下一个大事情”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历史学家不喜欢做预言家。人们经常会问，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总是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经验教训只有一个的话，那这一个就是期待意外。我认为现在国际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领域是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历史。一些新的知识产出令人为之振奋，如对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历史的研究;我个人曾经在一段时间做过关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消灭天花的历史;一些关于委任统治体系(mandate system)的研究最近刚刚出版;还有一些关于国际法、国际法院的研究出来。所以我认为，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历史这一领域蕴藏着很多激动人心的机会。

(采访人滕凯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金海)

---

①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B.A.1990)和耶鲁大学(Ph.D.1997)，研究方向为国际史和全球史，尤其关注全球性威胁，如核战争和流行病。其著作参见A DiplomaticＲevolution: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Fatal Misconception: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