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社交性”(sociability)来研究启蒙运动，确实与传统的思想史之间存在着距离。启蒙运动不仅是哲学史的一个片段，还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重要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试图用“社交性”这个概念来强调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层面，并且更加广泛地强调18世纪欧洲社会的转变(例如，媒体传播的兴起使得大量报纸出现以及消费社会的诞生)。
既然谈到了您的研究，我还想就您的新作提一个问题，您为什么选择“名人的发明”(the making of Celebrity)这个主题来研究法国启蒙运动?这与您的导师达尼埃尔·罗什的指导有什么联系?还是正如您在浙江大学演讲说过的那样，这个论题(名人的发明)已经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选择更像是源自对现实的思考。
答: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研究巴黎沙龙的，在这本书里，我已经表明上层社会是如何推动文学风尚和提高社会名望的。沙龙不只是文学娱乐的场所，它们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我对精英圈内个人名望的传播产生了兴趣。然后我意识到，随着人们越来越关心声誉或名望，名人的出现是18世纪最重要的变化。作家、演员、歌手以及政治家变得被大众熟知，远超过他们个人专业领域的范围。他们的名字和形象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开始思考这些变化，出名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经常认为名人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现象，是当代大众传媒甚至是启蒙公共领域衰落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因为在18世纪，伴随着近代公共领域以及公共性观念的出现，名人文化就开始出现，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基于这一点，此书的构思事实上是面向当下的一个问题，是希望从过往历史寻找答案的一次尝试。
您的导师达尼埃尔·罗什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非常熟悉。《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已经在中国出版。您可以谈一下他对学生的指导吗?
答:达尼埃尔·罗什研究启蒙运动达40年之久，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他教会了我们很多。我要强调三点。首先，他经常告诫我们，研究文化史的历史学家不应割裂经济史和社会史。尽管达尼埃尔·罗什本人是由于他那些关于学术和思想的社会化的著作而闻名，但他同时还是一名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历史学家，他对日常生活的形式和行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甚至写了一本《平常事情的历史》(Histoire des choses banales)。①他对于物质性的坚持，对于摆脱时不时占据知识分子史的那种理想化偏见至关重要。其次，罗什要求我们不放弃对总体史的信心。他写的每一本书都给一个问题提供宏观分析，试图在整体视角上理解这些主题(消费、流动、大众文化、服饰文化等)。最后，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历史应当是一项集体工作。他是一位非常慷慨的教授，总是乐于分享他的知识，鼓励年轻学者，将不同年龄段的研究者组成团队。
①达尼埃尔·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吴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