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集体研究对于法国史研究非常重要。弗朗索瓦·孚雷主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而且曾在拉布鲁斯指导下进行集体研究的学者，后来都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家。在另一份采访当中，达尼埃尔·罗什提到他的著作《希望之城:巴黎的流动与接待》①也是集体工作的结果。因此我们想知道，从达尼埃尔·罗什到您这一代人，法国历史研究的训练有什么变化?集体研究是否依然重要?

答:集体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这种方法曾经被当作与自然和物理学科竞争的一种手段。

法国科研领域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内部)使其得到了加强，人们都认为历史研究应当以层级分明的形式组织起来，上面由一位教授领衔，由他来确定主题，布置任务，最后出书。当达尼埃尔·罗什出版《希望之城》时，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其实是由多名历史学家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合作完成的一部著作。十年前，很多人经常说集体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新形式的资助以及人文学科数字化的趋势鼓励集体工作。我必须承认，我个人并不总是对历史研究中集体研究的效率感到放心。我更加倾向于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工作:阅读其他人的著作，进行讨论，针对不同的发现，最后得出准确的概念工具。

二、近年来《年鉴》杂志的变化与法国史学研究的主流

您曾经是《年鉴》杂志的主编，现在仍然是编委会成员。这份杂志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的先锋和先驱。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芝联教授将年鉴学派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对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费迪南·布罗代尔、艾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等人的著作越来越感兴趣。彼得·伯克的《法国历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和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也已有中译本，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我想请您谈一下《年鉴》杂志自从勒华拉杜里那代人之后的变化，例如杂志的目标和出版标准的变化。

答:《年鉴》杂志自从勒华拉杜里那代人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年鉴》杂志欢迎应用社会学(pragmatic sociology)的新潮流、由意大利人提出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a)的主张，最近，我们也欢迎关联史学(connected histories)。它不再局限于一种方法论，或者某一独特的领域，不管是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化史。《年鉴》杂志更加多元，致力于推动更多历史书写上的创新:我们出版多个领域的文章，既有计量史学也有叙述史，也包括思想史和环境史。

但是，今天的《年鉴》杂志仍然坚持强调以下三个宗旨，这也是本刊的特色。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我们认为历史学完全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欢迎有助于对不同学科交叉领域进行总体讨论的文章。其次，《年鉴》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在于重视非西方史学的作用。很显然这是费迪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的遗产。尽管“文明”这个概念受到了批评，但是《年鉴》杂志坚信历史学家应当研究不同的领域，避免“欧洲中心论”，加强比较研究。第三点是我称作的“反思史学”，历史学家不应只书写过去，他们必须明确他们使用的概念和提出的理论问题，他们强调历史编纂问题以及最终明确他们的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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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nielＲoche，La ville promise:mobilitéet accueilàParis，Fayar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