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20世纪80年代，《年鉴》杂志面临着自身认识论范式(epistemological paradigms)的普遍危机。当时，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在社会史主导基础上的知识积累模式也遭到了抨击。《年鉴》杂志通过提出“批评性转向”(参考《年鉴》杂志1988年3—4月的第43卷第2期)来应对这个挑战:它接受了一些对传统社会史和结构主义观念的批评，但它试图保留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化的社会科学的信心。这种解决方式重新与社会科学的不同潮流(应用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微观叙事)建立新的联系。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的范式，甚至没有一种连贯的方法论，这让那些热衷于将《年鉴》定义为一个同质化“学派”的人深感不安。但是，它为历史编纂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空间:新的目标、新的问题、新的方法、新的叙述。例如你提到的罗杰·夏蒂埃的文章既可以解读为《年鉴》重申社会学传统，反对过度的语言学转向，也可以解读为在全新的理论根基上重建文化史(这些理论基础包括路易·马兰、①米歇尔·德赛陶、②诺贝特·埃利亚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

如果说罗杰·夏蒂埃的文章显示出他对语言转向的审慎态度以及对社会学传统的重新肯定，那么在他之后，哪些法国历史学家跟随他的倡议并且取得进展?

答:罗杰·夏蒂埃的文章的重要影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首先，书籍史与阅读史成为新文化史中一项核心要素。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潜心关注文本传播与出版的历史，关注文本的物质性(matérialité)，同时也注意考察它们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效果，以此反对那些唯心主义的或者脱离物质性的观念史(l’histoire des idées désincarnée)。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克里斯汀·儒奥③对17世纪法国的研究，或者让—伊夫·莫里耶④对19世纪书籍史的研究。第二点影响表现在:夏蒂埃非常重视“占有”的概念(la notion d’appropriation)，强调读者拥有一种从他们阅读的作品中创造出意义的能力。换言之，读者阅读的过程，便是把文本意义“据为己有”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作品的含义就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复杂。最后，对夏蒂埃来说，表象的概念(la notion de représentation)至关重要，因为它让人去思考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个体构建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的表象的方式，而这些表象使得个体得以自我判断定位并在其中行动。米歇尔·佩罗的学生多米尼克·卡里法，⑤在其研究中就借鉴发展了这种表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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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易·马兰(Louis Marin，1931－1992)，法国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研究17世纪法国的文学与艺术，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多所知名高校任教，代表作《表象》。
②米歇尔·德赛陶(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法国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代表作《日常生活的实践》。
③克里斯汀·儒奥(Christian Jouhaud)，法国史学家，研究领域为17世纪法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尤其关注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代表作《文学的权力，悖论的历史》。
④让—伊夫·莫里耶(Jean-Yves Mollier)，法国出版史专家，代表作《19世纪法国的书店行业(1798—1914)》、《20世纪法国的出版、报业与权力》。
⑤多米尼克·卡里法(Dominique Kalifa)，现为巴黎一大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19世纪法国犯罪史与表象史，代表作有《19世纪的罪行与文化》、《墨与血，罪行书写与美丽时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