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大部分从事文化史的历史学家对语言转向都持谨慎保留的态度。他们更愿意采用某种对于社会文化实践(阅读、社交以及权力关系)赋予更多重要性的研究路径，同时也与社会学保持紧密的关联。与此类似，法国历史学家也非常关注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例如斯特凡纳·范达姆①就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年鉴》来说，在这次反思之后，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进步吗?我相信这是中国学者最想知道的问题，因为了解法国史学的动态，对推进我们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您能详细地谈一下吗?

答:在过去的15年里，《年鉴》有了很多发展(全球史和关联史学，“长时段”与短时段，历史叙述的形式，环境史，新科学史等)。下面我就谈谈一些常见的问题。

首先是原始材料。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用批判性的目光看待他们所使用的材料。他们意识到档案有着自己的历史:档案被生产、选择、保存、流传。这种所谓的“档案转向”(archival turn)并不是为了反对语言学，从而回归一种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概念，相反，这是尝试将档案本身放在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文学文本和图像等其他材料越来越被审慎地使用，分析更加谨慎，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文学材料的运用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年鉴》来说，过去的十年间也有所讨论(例如，2010年2月的特刊《文学的认知》)。

档案转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2004年《综合期刊》(Ｒevue de synthèse)的第五期专栏，名为《制造档案，制造历史》(Fabriques des archives，fabrique de l’histoire)。事实上，这也是国际历史编纂学的一股趋势。最近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菲利普·维沃②发表于2013年《年鉴》上的文章:《国家之心，张力之域，从威尼斯看档案转向》(“Coeur de l’Etat，lieu de tension，le tournant archivistique vu de Venise”)。

这一趋势呼应了对档案形成过程中历史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档案的收集、形成，不仅涉及对此加以编撰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关涉某种对档案性质的政治思考以及这种思考自身的历史。亚纳·波坦的《档案与法律的诞生》，③以及苏菲·克尔、④瓦莱丽·蒂埃斯⑤等人在档案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现了法国历史学家在这一方向上取得的成就。

其次，历史学家试图超越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传统对立。这种僵化、枯燥的对立曾经是吕西安·费弗尔在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主要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思想史学家批评“社会还原论”(social reductionism)，反过来，社会史学家轻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但是，如果想要理解历史性变革，就必须要考虑到历史事实复杂的多个层面，尤其是概念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年鉴》杂志一直致力于消除这种对立。

---

①斯特凡纳·范达姆(Stéphane Van Damme)，法国史学家，研究领域为自然环境史以及全球背景下的科学与知识的启蒙运动，近期代表作《驶向真理之帆，启蒙时代哲学的另一种历史》。
②菲利普·维沃(Filippo de Vivo)，现为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早期意大利与威尼斯共和国，代表作《威尼斯的信息与交流，反思早期现代政治》。
③亚纳·波坦(Yann Potin)，现为法国国家档案馆研究人员，代表作《档案与法律的诞生》。
④苏菲·克尔(Sophie Coeuré)，现为巴黎七大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19—20世纪俄国在西方的形象，代表作《档案》。
⑤瓦莱丽·蒂埃斯(Valérie Theis)，法国中世纪史研究学者，近期代表作《维奈桑伯爵领地的教宗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