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历史学家不能脱离他们研究的历史;他们与过去相互联系(通过他们使用的概念、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提出问题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由于强调历史写作的客观性，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尝试将自己立场和自己的思想工具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并没有削弱历史知识。相反，这让历史知识更具有反思性，让历史有更多的解释角度，因此也使得历史更加有用。

三、法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与全球史的发展

以前，中国学者总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法国学者过去对国外的研究不是很感兴趣，相关的翻译也很少。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法国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国际化。一些国外学者在法国也很有影响力。罗伯特·达恩顿就是著名的例子。您能否谈一下法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

答:首先，在我看来，法国学者过去对国外历史著作不太关心这个说法有些夸大了。举例来说，如果你去翻阅《年鉴》过去的主题，就会发现有很多关于非法语书籍的书评。马克·布洛赫非常关注英国和德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交流网络。更近一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卡洛·金兹伯格、乔凡尼·列维等人)很快就被法国人熟知并出版。很显然，这种情况在近些年随着法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是知识全球化和图书、文章、人员快速流动的结果。但是这对法国学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法语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国际语言。法国历史学家现在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为了国外读者考虑，他们必须用英语发表，但他们还需要保留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写作风格，比如他们需要与社会科学对话;但这种两难的困境在美国或英国就不存在。这就是《年鉴》杂志为什么要做双语版(法语版和英语版):也就是要做一份有英语版的历史研究法语杂志，而不是做一份法语版的历史研究英语杂志。

全球史当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我们的理解中，全球史强调跨区域、跨国家甚至是超越单一文明的研究。全球史在中国学界比较受欢迎，例如，中国的首都师范大学在2004年建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且从2008年开始出版《全球史评论》。此外，学界也很积极地引进这方面的优秀著作。我们想知道，法国学界对全球史有什么反应?法国学者也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这一新取向吗?如果有，有哪些代表著作?

答:我认为很难轻易地将全球史和世界史明显区分开来。不仅在中国对此有讨论，这个争论在法国同样也很活跃。不过在法国，它经常掩盖在认识论困惑和政治争论之下。《年鉴》杂志在2001年出版了一篇与该话题相关的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历史》(“Une histoireàl’échelle globale”，《年鉴》2001年第56卷第1期)，自此以后还有对这些问题持续的讨论，这一领域最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金斯基①发表了多篇论文。

简而言之，我认为《年鉴》鼓励植根于地区背景下的全球史概念。因为这样既能把握准确的语境，又能避免目的论和宽泛概括的风险。罗曼·贝特朗《均分的历史，东西方相遇的故事(16—17世纪)》和安东内拉·罗马诺最新的著作《中国印象》都关注跨文化的碰撞，②无论是殖民史、宗教史还是文本的考证，都是将相互关联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思考结合起来的尝试。这恰与《年鉴》的考虑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