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的确，当我在剑桥读书时，剑桥大学并没有政治系。如果你想去当时的英国顶尖学府学习政治学，那你肯定得去牛津大学。牛津有一门非常成功的课程，即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会给你专业的学术训练，不仅是政治理论，而且会结合哲学。但是，在剑桥的传统中，哲学主要聚焦逻辑学和认识论，很少做政治哲学，很少采用哲学史路径。政治理论的研究是在历史系。我觉得，部分原因在于那个世纪早期的几位了不起的教师。其中最重要的是梅特兰(F.W.Maitland)这位伟大的英国法学家，他当时执教历史系。他晚年非常着迷于思想史问题，特别是法人(corporation)理论，写了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梅特兰之后则是厄奈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他在剑桥学习历史，后来在德国学习哲学。他们坚持认为政治思想史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受此熏陶，我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史视为某种历史问题。

张新刚:您出版了好几本重要的研究著作，主题包括方法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现代国家、莎士比亚等。您这些著作是否存在某种内在逻辑?您这些不同文本的“意图性”是什么?

斯金纳:你是在用我的问题反问我。我想要干什么?我正在做什么?这很巧妙。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努力将文本置于能够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的语境中，从而对其作出解释。如果将你的问题延伸一下，我会说，我一直对三个相互关联的解释步骤感兴趣。我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导言中谈过。首先，我们要确定，文本关注的那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那个社会中令人生疑的问题是什么。我在那篇导言中说，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家设定了问题，因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令人生疑的是不同的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第二卷中，我主要关注16世纪的政治思想。16世纪是欧洲的大战时期，主要是宗教战争，天主教会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宗教战事首先在尼德兰爆发，然后是法国，接着或多或少延伸到英格兰。这些变动提出了国家权力的界限、反抗暴君的权利、基督教与国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因此，我在那卷中试图说明，16世纪的哲学家试图紧紧抓住某些词汇，试图理解哪些词汇，哪些道德词汇可以被用来思考这些议题。我一直认为，首先是社会本身，社会自身就设定了问题。接下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进入解释的第二阶段。你必须理解，想要处理这些问题的那些著作家在推进其论证时所能够诉诸的思想资源。在现代早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语境并不是当下的语境，而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古典作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所带来的语境。道德哲学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位列其中。古罗马传统方面则是西塞罗。所以，我写《马基雅维利》时特别想要说明，马基雅维利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古典道德主义者。他尤为诉诸古罗马经典，如西塞罗以及李维(他写了《论李维》这本书)。在我看来，如果要理解马基雅维利如何推动这个思想背景，如何对其提出挑战或反驳———简言之，如何处理这个思想背景———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语境。这就是我感兴趣的第二种语境。如果我们来看文艺复兴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文艺复兴从古典文化那里获得灵感，而古典文化与修辞极为相关。因此，我做了很多修辞学研究。我写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分析霍布斯对于政治论辩中的劝说持有怎样的看法。最近，我写了一本有关莎士比亚如何运用古典修辞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