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您认为，政治思想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发生了哪些变化?与1969年你发表那篇方法论檄文时相比，您觉得思想史研究目前发展得怎样?

斯金纳:1969年以来的一个变化是许多思想史研究采用了我和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倡的那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史研究。60年代晚期的西欧学界，没有人还继续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主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采纳统计学技术的技术性学科。我并不完全清楚这里的原因，我觉得后现代方法论的兴起肯定起到了某种作用，虽然这种方法论也在逐步隐退。关键在于，随着历史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技术性学科这个观点的隐退，人们开始对文化史和思想史产生极大兴趣，因此现在有了许多思想史的学术刊物。思想史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做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主要的变化。当然，思想史研究日益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计算机革命。它使得历史学家甚至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查看许多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有海量信息可供搜索。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相应大幅提高。之前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会为著作家写的每个字做完整的索引，这些索引可都是手写的。英语著作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有这种索引。就现代早期而言，有弥尔顿、莎士比亚的索引，但也就那么几个人。现在不一样了，学生可以在网上找到几乎任何一本现代早期的文本，可以搜索，可以下载。你可以查看谁最早或最后使用某个术语，这个术语被反复使用的频率，这个术语意涵如何发生变化，等等。本来需要毕生精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就只需要一个上午就够了。

张新刚:您研究思想史已经好几十年了，您现在的思想与您早期的思想是否有所不同?

斯金纳:我自己意识到的变化有两个。一个变化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偏好实证主义哲学。我现在不再那么执着于事实，更能够认识到模糊性。我受到了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库恩、罗蒂等人的后现代文化以及反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影响。另一个转变我们之前说起过。当我刚从事学术研究时，我并不觉得，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直接从过去的时代获取教益。我倾向于认为，研究过去的时代是一项人文主义事业，我们确实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如果你想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件艺术品，那么你就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的信息。人们并不会问，你为什么想要去了解某件艺术品或某幅画作。人们都会承认，它们是人类心智和灵魂的伟大成就，我们想要去深入了解它们，而如果想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它们，你就需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我现在觉得，这个人文主义理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依然对其坚信不疑，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加认为，我们其实可以间接从过去的时代获取某些教益。

(采访者张新刚，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邮编:100871;译者王涛，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邮编:201620)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