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许多剧本中，莎士比亚涉足了古典修辞理论。如果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了解这个修辞学传统，就能更好地理解他许多戏剧的结构，能够解释某些剧幕是如何写出来的以及其中所使用的相关词汇，并且有助于揭示莎士比亚对那个时期的剧作家产生的影响。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我所感兴趣的解释的第二步。你首先从社会着手，然后为了回答那个社会的问题，就需要诉诸某个具体的思想遗产。第三点，我想要说明文本在某种辩论光谱中所占据的位置，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出了何种介入，这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二卷中表现得很明显。我在那里讨论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兴起，聚焦法国哲学家让·博丹等人。我试图说明，这是在反驳一种激进的反抗权思想。这里的介入是批判和驳斥一种宗教战争期间出现的激进政治学。这种政治学说主要关注人们限制权力的权利。《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也一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做出的一个介入就是攻击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攻击“人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获得自由”这个主张，因此这本书是在为君主制辩护，反驳共和主义的自由观。

二、方法论与剑桥学派

张新刚:您发表于1969年的著名论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猛烈批判了观念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这篇论文原来的题目《伟大文本的不重要性》更抓眼球。我完全赞同，我们应当重视语境，但是将所有政治思想家都置于语境中是否会将他们都“平庸化”?这对于柏拉图、霍布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另一个问题涉及您一直批判的“经典文本的永恒智慧”。以混合政体为例，我们会发现，尽管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语境不同，但许多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混合政体是政治秩序的最佳选择。这是否意味着，混合政体符合良好政治秩序的某些基本逻辑?

斯金纳:《伟大文本的不重要性》这个题目其实是开玩笑。我是想说，并不只是因为思想史有许

多包含永恒智慧的伟大文本，你才应当研究思想史，其实还有另一个进路。这并不是说文本不重要。我最终将题目定为《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因为它更为明确。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理解，而理解文本远不止于也不同于复原文本的意涵。文本当然包含意涵，但是理解文本并不局限于理解它们的意涵。理解文本包括理解文本在做什么，文本对当时的政治做出了怎样的介入，文本在某个论辩光谱中的位置，文本与某个思想遗产的关系，即:它是在发展这份遗产，还是摧毁它，还是质疑它，还是要求它?所有这些都与文本意涵无关，但对理解文本来说却十分重要。这是那个题目的要旨。你问，这会不会将思想家平庸化?这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将重要的文本语境化，并揭示下述事实，即:这些思想家通常都深深卷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性和地方性争论之中。我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一系列有关霍布斯的论文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它们现在收录在《政治的视野》的第三卷。我试图说明，如果想理解霍布斯的《利维坦》，你需要了解《利维坦》在那个时候直接参与了“政治义务的基础是什么”这项争论。彼时，英格兰刚处决了国王，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所有人都在琢磨，这一系列变革是否合法，新政权究竟是不是合法的政权。我想说明，这是霍布斯在《利维坦》提出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我并不想将《利维坦》平庸化，将其降低为一部政治小册子。但是我确实想说，它与当时那些政治小册子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探讨了一些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