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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访谈  
剑桥学派与思想史研究———采访昆廷·斯金纳教授*
2018-11-23 10:26 张新刚采访 王涛翻译 


这本书也对邓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邓恩是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们都是1959年入学,1962年毕业。我也受到了他的较大影响。他很快就意识到,我和他有关如何教授思想史和如何书写思想史的那些问题的背后掩藏着许多认识论问题,许多有关意涵理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邓恩的部分影响下,我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你问我,是否存在一个剑桥学派。其实你可以问,是否拉斯莱特、波考克、邓恩和斯金纳的某些学生以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方式来著书写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具体情况。波考克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培养太多学生。我也举不出很多拉斯莱特的学生。戈登·肖切特(Gordon Schochet)和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是拉斯莱特的学生。当然,最重要的是邓恩,他是拉斯莱特的学生,明显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就我而言,我的学术生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是英国顶尖学府之一,并且与美国学界有非常紧密的学术关系。如果你在那里执教较长时间,就会成为许多博士候选人的导师。你的学生会来自全球各地,其中许多人都极为优秀。因此,我有许多非常有天赋的学生,他们许多人继续去研究和书写我坚信的那种思想史。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剑桥执教,例如安娜贝尔·布雷特(Annabel Brett)、马克·高迪尔(Mark Goldie)、理查德·萨金特森(Richard Serjeantson)。有些在牛津大学执教,例如乔恩·帕金(Jon Parkin)。有些人去了北美,例如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在加拿大。特别是哈佛大学,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史学者,如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艾瑞克·尼尔森(Eric Nelson),他们都是我的博士生。在英国的伦敦大学,有许多学者以我尊重且欣赏的方式教授思想史,安格斯·高兰德(Angus Gowland)、汉娜·道森(Hannah Dawson)、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都是我的博士生。我不知道,这是否算剑桥学派,但确实有许多人在剑桥学习,他们后来继续以这种方式研究思想史。

张新刚:剑桥学派的学者主要聚焦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我想问问,是否可以用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来研究古代政治思想?

斯金纳:这个问题涉及我这个方法的适用范围。如果想要将此方法应用到(例如)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上,我们需要了解,柏拉图到底在向谁发话?他在和谁论辩?他到底是在采取怎样一种举动?阿德金斯(Arthur Adkins)的《美德与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想要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绝非易事。以这种语境化方式研究政治理论的人往往从现代早期着手,是因为印刷出版物此时才开始在西方出现,研究中世纪理论和古典理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有了印刷书籍,就可以通过这些书籍重新制造文本的完整思想语境。另外,从事思想史语境研究的人通常都从研究现代早期开始,可能是出于研究不同社会的兴趣,我本人就是这样。一旦进入现代商业社会,你会感到一切都很熟悉,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是,聚焦还没有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社会的早期历史很有趣。正是这种异质性吸引了不少历史学家。

张新刚:您在自己的研究中追溯了现代政治学某些关键概念的谱系,例如“国家”和“自由”。您为何选择谱系学。您的这个方法与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研究方法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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