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权威主义的领袖如果很成功的话，就不需要提醒他的国民，他们受到他的支配。这位领袖知道，由于他们受到自己的支配，有些话他们肯定不会说，有些事他们肯定不会做，而有些话他们必须要说，有些事他们必须要做。这是新罗马自由观的要义。如果你处于一种奴役状态，你必然是奴性的，但是强势方并没有进行干涉，甚至都没有做出要进行干涉的威胁，有的只是对于这种支配的心照不宣。它带来的启示是，如果你的生活受到他人支配，这将会全面影响你的行为方式。你会努力远离麻烦，而你并不确定如何远离麻烦，因此你会保持沉默。这就是权力的隐形运作，你并不会看到它在运行，但它其实就在那里运作。这是现代西方人对于监视型国家的焦虑。国家掌握了有关其公民的海量信息，而人们并不知道国家会如何运用这些信息，因此人们会对自己应当如何交流保持警觉。这里并不是因为存在什么干涉或干涉的威胁。由于你不知道国家会如何运用这些信息，于是你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你不再使用电子邮件，不再说那些你本来想说的话。新罗马自由观能够很好地使我们认识到，为什么这种情况应当让我们担心自己的自由，而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这点。比如，奥巴马在被问及监视国家的权力这个问题时说，国家现在确实掌控着大量的信息，这确实有可能侵犯隐私，但是人们得到的回报是安全。他的逻辑是:确实有监视，监视确实侵犯公民隐私，但好处是确保安全。新罗马主义者会说，这个分析有问题。这里被侵犯的并不是隐私而是自由。

张新刚:您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以及2014年的《论辩中的莎士比亚》都很关注修辞问题。您能否谈谈您对修辞的关注，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修辞。您是否认为，修辞对于理解现代政治思想来说至关重要?

斯金纳:如果你研究文艺复兴，就必须将修辞学作为研究重心之一，因为古典修辞学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原因在于，大学要培养律师、议会政治家以及将来能够加入教会的人。要想在这些职业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善于公开演说，无论是在议会中演说，在教堂中演说，还是在法庭中进行辩护，而大学就需要培养你的这项技能。这是一项为他们步入社会做好准备的实践训练，这些社会精英将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你在中学就会学习修辞，而大学则会进一步加深。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别是在意大利，当然在法国、德意志、荷兰和大不列颠也一样，这些人脑中都牢记着古典修辞学的规则、方法和相关假定。我研究莎士比亚的那本书想说明，就他的许多戏剧而言———我称之为论辩戏，它们发生于类似法庭的空间中，当然有些就发生在法庭中———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些剧，理解许多场戏的结构、情节设计、相关论证的方式、这些论证运用的词汇，你必须要认识到，莎士比亚醉心于古典修辞的相关技艺，并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剧本创作中。就政治理论而言，我们需要理解古典修辞学是因为修辞学的一个根本假定，即:在法律、道德和政治论辩中，每个问题都有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