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晚近这些年，在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变迁。哪个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最让您担心?思想史学者应当如何去回应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

斯金纳:想到我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我最担忧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栖息地及生存手段的持续破坏。我们必须阻止气候变化，改变进食方式，寻找种植食物的新方法以及制造能源的新途径。这些都将是巨大的挑战。此外，还有一个20世纪遗留下来的挑战。当今好几个国家都拥有摧毁整个世界的军事力量。在20世纪的某个时期，这样的国家随时准备运用这种力量。这些问题不仅令人担心，甚至令人恐惧。思想史学者与其他关心社会的公民一样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思想史学者都是关心社会的公民，但是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并不能使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说一个当下政治世界着实让我很担心的问题，即: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在西方被突然声讨。我并不是说，这个声讨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国家破坏了福利国家，故而破坏了国家对公民的慷慨宽厚。它极为冷酷无情，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将劳动力外包。结果，社会比之前两代要远为富有，但同时变得极为不平等。许多人无助地身处于后工业经济中。这里开始喷发出深层的历史力量。随着脱欧决定的做出，这个历史力量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喷发。那些感觉自己被欧盟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群是脱欧决定的推动者。在美国的特朗普当选中也能看到非常类似的东西。特朗普的大量支持者是被剥夺了公民权、面临着被裁员的白人工人阶层。由于所有工作都被外包，美国所有的工业生产线都或多或少在美国之外，如墨西哥、南美。高科技产业则被设在印度。欧洲各国也是如此。如果你要在英格兰出版一本书，所有的电子排版及与出版有关的其他工作都在印度完成。新自由主义经济(也是全球化经济)在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当然，如果你拥有廉价劳动力(比如中国)，就可以为全世界制造所有产品。中国是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每天都有惊人的生产量，其他人都从这里购买商品。但是，许多后工业经济体不再需要工业劳动力，这些工业劳动力现在真的已经开始为我们的政治施加压力。我赞同为这种举动辩护的某些理由。但是让我觉得十分危险的是这种压力以某种方式通过民粹主义表现出来。2016年夏天，当英国通过公投决定离开欧盟，驱动这场公投的其实就是某种民族主义、排外情绪，甚至是某种种族主义。公投的成功带来了许多有关“人民的意志”以及“正在发声的人民”这样的说法，美国也是如此。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并不存在“人民的意志”这种东西，人民并没有做出同意。在英国，少于52%的人投票赞同，48%多一些的人投票反对。这根本不是人民的意志。这里有两个意志，而且几乎相等。如果你问，有多大比重的合格选民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盟，答案是37.5%。这也不是人民的意志，甚至不是人民的大多数。因此，“民主就是人民的意志”是十分危险的胡说八道。此外，“人民的意志最重要”这个观点在英美携带着攻击法治的意向。我对此格外担忧。英国政府之前试图未经议会批准通过脱欧法案，后来这件事被交由法院来裁决，不列颠高等法院因其违宪做出了不支持政府的裁定。事后，法官遭到猛烈的抨击，被指责为人民公敌。特朗普那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发布行政命令将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阻挡在美国国门之外。联邦法官后来裁决，这项行政命令因种族歧视而违法，暂停了这项行政命令。特朗普指责法官。很显然，这种民粹主义带来了对法治的指责，这非常危险且十分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