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在趣方逸，悟需勤为径

——张晓虹教授访谈录

张晓虹教授简介

张晓虹，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2002—2003年度哈佛燕京学者。现任上海市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Worldmap委员会委员，《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CBDB）》学术委员和《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研究项目。著有《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古都与城市》等专著，编著《万民所依：建筑与意象》《洞天福地》等，在SCI、SSCI和CSSCI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采访时间：2020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赵婷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

问：请您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历史地理学术研究这条路的？

答：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的。虽然从小酷爱历史，一心想读历史专业，可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理科至上，我的数理化成绩还不错，班主任老师极力劝说我不要转到文科班，因此只好报考了理科。我在填报志愿时没有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劝说，而是按照自己从小立下的要当老师的志愿，填报了师范院校，不过在选择专业时略有犹豫，既然没有学成自己喜欢的历史专业，那么朴素地认为地理与历史相差不多，而且我从小也喜欢看地图、读游记，并对雷雨风电等气象知识也很有兴趣，因此就把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进入大学后，我欣喜地发现地理系的许多专业课都是自己喜欢的。本科第一年，我们就在数理化等基础课之外开设了“地球概论”“地图学”和“地质学”等专业课程。其中，讲述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关系的“地球概论”最让我喜爱。小时候曾读过一本叫《宇宙的秘密》的科普读物，令我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十分着迷；那时父亲也常常带我们兄妹观察夜空，讲解星座。记得他曾半夜把我们叫起来观看彗星与月食，彗星拖着长长尾巴优雅而缓慢地穿行在夜空中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正因为此，我很快就专心地投入到这门课的学习中，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至于地质学和地图学则让我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特别是地质学中的最后一部分“地质年代”，是这门课中我最喜欢的内容，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我对与时间相关的问题比较有兴趣吧。随后系统的地理学专业课学习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陕西师范大学朴实的学风更是让我终生受益。不过，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最难忘的还是每学期都要进行的野外实习，我们不仅跑遍了陕西南北，还到四川、山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这成为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就在历史学和我渐行渐远的时候，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的一次学术报告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83年秋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侯仁之院士受邀到系里作学术报告。那次报告题目我已忘却，只记得侯先生讲的是历史地理学。当我听到历史地理时一下怔住了：这不正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专业吗？我当时兴奋极了，如果能从事自己有极大兴趣的专业，不啻为人生最大的幸事。

这次报告不仅让我知道了历史地理这个专业，也让我了解到我所在的陕师大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也拥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当时任副校长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带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研究团队。因此，我随即就请在历史系学习的中学同学帮忙联系，认识了史先生的助手马正林老师，并在马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阅读历史地理学的论著与文章，准备在来年的春季参加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招生考试，选择侯仁之先生指导的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虽然最终因自己准备不足和考试科目选择失当而失利，但冥冥之中似乎为日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此乃后话。

更为幸运的是，大四下半学期，曾在北京大学师从侯仁之先生的历史系朱士光老师应地理系请求，给我们班开设了历史地理学选修课，这是陕师大地理系第一次开设这门课程。朱老师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将枯燥的概念和理论生动地呈现给我们，让我得以将之前零散的知识整理为系统的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此外，朱老师还在我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介绍我认识了当时长期从事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汪一鸣先生。我也正是在前辈们的引导下，开始了自己对历史地理学最初的学习。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宁夏大学地理系工作，并按系里的安排做“世界自然地理”课程的助教。一年后的1985年暑假，在自治区计委工作的汪一鸣老师突然打电话来，说北京大学的王北辰先生来到银川，由计委安排到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进行历史地理考察。汪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次考察。这样难得的机会，我当然一口答应。

当时宁夏计委专门为王先生派了一辆越野车，并安排一位同志专门协助考察期间的食宿问题，另外，请当时任固原考古队队长的罗丰老师（现为宁夏文物考古所所长，著名西北史地学者）作为向导，对秦汉萧关、秦长城、宋夏战场等诸多历史地理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每到一地，王先生先在招待所提前研读与第二天考察相关的史料，做好考察准备，因此在实地调查中，他总能发现不少问题，并认真做好笔记。而罗丰老师则凭借他对固原各个地区和古迹的熟稔，在考察中给予王先生有力的支持。只有我是第一次到固原，对历史地理更是一知半解，因此在考察中只能认真聆听两位老师的讨论，并不能有什么作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历史地理野外考察，也第一次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感受到历史地理学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考察中，王先生得知我有意报考北大历史地理专业，鼓励我认真备考，回北京后还专门寄来了英语及历史地理专业书籍。不料第二年报考时，北大停招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于是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跟随褚绍唐先生和张天麟先生学习历史地理。

1986年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时，可以说系里是群星璀璨，不仅有胡焕庸、李春芬、褚绍唐、金祖孟、钱今昔等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还有像张超、汤建中、许世远等中青年学者，人才济济。除专业课由导师教授外，基础课由这些老师分别讲授。所有的研究生不分专业一起上最新的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各种课程，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局限在自己专业内，开阔学术视野。尤其是“地理学前沿问题”这门课，由刚从国外回来的中青年学者讲授。他们思想活跃、观念新颖，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地理学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导师褚绍唐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地理教育学家，在特殊时期里，他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就利用系资料室丰富的图书资料开始研究历史地理问题。所以，褚先生返回教学岗位后不久，就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的研究论著。我和黄建军是他与张天麟先生在地理系联合招收的第二届历史地理学硕士生，第一届是现任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教授的吴必虎。

老派知识分子气质的褚先生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不仅要求我们修满地理学的研究生专业必修课，而且还要求我们到历史系修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课程。而带我们“历史地理要籍选读”课程的洪建新老师，则要求我们必须用文言文撰写课程论文。在我们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褚先生更是倾其全力严格把关。他为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论文提纲，在每一章下都要求我们列出主要史料，在我们的硕士论文初稿上更是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及修改意见。

虽然副导师张天麟先生在我们入学一年后就退休了，但他最初给我们讲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为我日后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研究生数量少，基本上都是由导师在家单独上专业课。我和黄建军每周都要到张先生位于枣阳路师大二村的宿舍去上课。张先生是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创始人张相文先生的侄子，也是因为张相文先生的缘故选择地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记得当时他用带有淮安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耐心地讲解如何搜集史料、如何做资料卡片、如何对史料进行排比梳理。此情此景至今仍不时在我眼前浮现。

在华东师大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1989年我以《宁夏平原历史地理研究》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算是开启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征程。但此时我也深知要想真正进入历史地理学这一宏伟的学术殿堂，还需要寻找机会进一步深造。

因为一直对文化地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1994年秋，我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周振鹤教授和他的师弟葛剑雄教授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院士为新中国培养出的首批两位文科博士。周先生出身理工科，思维慎密、逻辑性强，同时博览群书，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精于考证的经典之作，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博士毕业后在致力于历史政治研究的同时，开始向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拓展。他的那本初版于1987年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至今仍是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学界的必读经典。

进入复旦史地所后，我按周先生给的命题作文，开始了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工作。虽然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学，但因是在地理系学习，所以对史料的掌握与以史料考证见长的复旦史地所的要求有着巨大的差距。记得在我入学不久，周先生就带着《资治通鉴·唐纪》部分让我认真阅读，以便尽快熟悉历史文献。

由于在史料研读与历史学专业训练方面的不足，攻读博士期间我一直在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周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当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周老师指导我熟悉各类史料，使我很快在具体的研究中掌握了历史地理研究的门径。而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任何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只要与周老师讨论，他都能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给我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指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光中，复旦史地所的学术氛围对我的学术成长也帮助很大。复旦史地所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着谭其骧先生倡导的严谨扎实和精益求精的学风，以学术为重。当时任所长的邹逸麟教授在新生入学时就谆谆教导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所里的老师们在学术上的全身心投入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时所里除了“四大导师”——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周振鹤先生和葛剑雄先生外，王文楚、赵永复等诸位先生，都以他们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身作则。因此，那时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可是大家都陶醉在学术中，精神上非常充实。同学们相约着一起读书、买书、讨论学术问题。回想起这段生活，我戏称为我们遵循的是“学术原教旨主义”。

可以说，我之所以能走上历史地理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多亏有这些令我尊敬的师长的一路相助，他们以学术为生命的崇高精神，不断激励着我，让我能够幸运地将自己的兴趣与职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愿成为一名历史地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