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注意到您最初的研究是陕西历史文化地理，您是怎么选择这样的研究专题的？

答：刚才提到，文化地理是我一直有兴趣的学科。以前读过的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让我对世界各地差异巨大的文化现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很希望了解产生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地理因素。因此，当得知周振鹤先生招收历史文化地理博士生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复旦史地所，希望能跟随周老师学习历史文化地理。当时周老师正带领学生做中国各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空间差异及其变迁的学科，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切入研究主题。因此当研究主题确定后，历史地理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选择研究区域。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省域是一个相对合适的研究文化地理的区域单位，对于这一点周先生曾有专文论证，在此我不再赘述。其次则需要根据主题和区域确定研究时段。不过，早期历史文化地理学者为了能够充分地反映区域内部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过程，多选择进行通代的长时段研究。所以，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的选择往往比时代的选择更为关键。

正因为区域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学位论文选题时，除非导师有特别的要求，一般都会让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区域。原因不言而明，家乡的历史文化不仅自己熟悉，而且以后在收集资料、野外调查时都相对方便一些。不过，我却例外。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周振鹤先生本来是想让我研究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但我因为在硕士期间摸过宁夏的材料，觉得历史文献资料太少，再加上其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处理起来没有把握，所以我希望能换个区域。周老师听后，沉吟了一下说，要不你写陕西吧。你本科在西安读书，陕西相对而言历史文献也比较丰富，又曾是中国早期的政治中心，而且帝国晚期随政治中心的东移而衰落，历史文化变迁剧烈。加上陕西境内自然地理单元多样、差异显著，从总结历史文化地理规律的方面来看，以陕西为研究区域，博士论文应该能有所发明。听周老师这一席话，我惴惴不安的心情顿时释然：的确，我毕竟在西安读了四年书，野外实习时也多次前往陕南、陕北，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对陕西历史文化地理开始研究后不久，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题目。首先是关于陕西、关于西安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仅将这些成果阅读一遍，工作量就很大。其次是历史文献中真正有文化地理信息的资料却不多，尤其是正史中以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为主，研究文化地理只能依赖明清地方志作为基础资料。因此，周老师先让我用民国《陕西省通志稿》作为资料基础，在对民国时期陕西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后，再往上追溯，从明清到宋元，由汉唐至周秦，追寻陕西文化现象的变迁历程。如果从史料爬梳的顺序来看，就是先地方志，再正史，再文集、笔记、小说等，这样才能保证基本史料不遗漏，尽可能地把所有史料一网打尽。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因为年轻，学识有限，很多现在看来有价值的资料被当年的我忽视了。不过，由于明清陕西地方志分布不平衡，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关中地区地方志数量较多，而陕北与陕南地方志资料较少，所以在整理资料以便将历史时期陕西文化现象地域差异及其变迁的时空过程表达出来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最终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但其中的不足与缺点很多，当然这也为我后来的研究留下了继续展开的空间。

博士三年对研究陕西这样一个文化大省无疑时间太短，有关陕西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许多问题以我当时的能力也无法解决，因此毕业后，我利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收集的大量资料，对没有纳入博士研究计划的一些问题继续展开研究。同时，为了更清晰地辨析出陕西历史文化的特点，我又将研究区域扩大到整个西北地区，成功申请到1999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不过，这期间我的重点研究区域仍是陕西，原因是博士期间奠定的基础还是相当扎实的，对陕西的资料最有把握，可以从中总结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正因为我前期的博士论文和研究成果都以陕西为主，所以不少学者很自然地把我归为陕西人，我也很愿意以“文化陕西人”自居。

从我对陕西研究的经验来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一定要尽可能将研究区域的历史文献爬梳一遍，做到“竭泽而渔”，这样才不会在研究时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也只有在对一个区域的历史文献都深入研读后，才能真正认识这个区域，才能透过历史现象探究出深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这也是谨守谭其骧先生确立并一直倡导和遵循的严谨扎实、实事求是的学风。

问：您后来从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并且是把研究区域转到了上海，上海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与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在研究区域和研究方向上很不相同，这一学术转型的契机是什么？您是如何处理这一学术转型的？

答：1997年我毕业留校后，因当时“历史文化地理学”有周振鹤老师和张伟然老师讲授，我就按所里的安排讲授“历史城市地理学”。课程虽然按要求很快就开设出来，但这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研究与教学方向不一致：如果仅讲授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没有研究的实际经验，显然无法提高教学水平，更难让研究生从这门课中学习到真正的东西。因此，我不得不面临着需要将研究方向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转移到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问题。

研究方向的转变，同时意味着研究区域的重新选择。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地理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我却迟迟确定不下来。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古都，关于它的研究可以说已十分成熟，成果不胜枚举。而陕西其他城市的历史资料有限，暂时难以有所发明。而复旦地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既然研究城市地理，理所当然应该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区域。但上海城市研究和西安古都研究一样，都是显学，史地所前辈学者已有不少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而我的硕士导师褚绍唐先生的《上海历史地理》和博士导师周振鹤先生的《上海历史地图集》，都可以称为上海历史地理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因此想要在上海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有所突破难度更大。此外，有关近代上海研究的资料除了中文文献外，还有数量极其可观的英文、法文、日文文献，这些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学习、去熟悉。

与此同时，上海与陕西不仅是两个特性完全不同的区域，而且城市发展的时段也很不相同，这意味着研究时段也要调整。我曾经被史学界认为是做明清史研究的，原因是在做陕西、甚至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时，主要依赖明清方志，所以我也很自然地成为一位明清史学者。但如果研究上海历史城市地理，就必须将研究时段下移。因为上海的历史虽然可以溯源到6000年前的成陆、唐天宝年间华亭设县，以及元至正年间的上海设县，但上海城市的真正发展却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所以研究上海历史城市地理应该将重点放在近现代。

但由于我毕业后很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两年后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又获批，同时承担两个国家项目使我完全没有余力再做其他的研究工作。因此，最初的几年里，我只能利用备课的机会慢慢熟悉上海研究和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被搁置下来。

真正的转型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的2002—2003年。2002年，我申请哈佛燕京项目时，已考虑到利用这个机会把研究方向转移过来。但因为之前的所有成果都是陕西的研究，我只能先以近代陕西城市地理研究为题写申请书，希望利用哈佛大学所藏的近代西方传教士与探险家有关陕西的资料进行近代城市地理研究。但怎样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我却毫无把握。当时我能确定的是，不想因循前人的研究方法做重复性的工作，这对学术不会有什么推进。

然而，到哈佛后的情况完全超出我的预想。哈佛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和古旧地图让我目不暇接、喜出望外，不过对我来讲，收获更大的是那里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世纪之交，美国学术界正试图打破18—19世纪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转为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综合研究。这一学术思潮最早出现在后现代理论盛行的文学研究中。由于他们企图破除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个人及其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因此这种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被称为“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的现实批判主义，使得这一研究范式很快影响到对当时欧美社会问题最为关切的城市研究，进而形成了针对城市中存在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综合研究与批判的“城市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后现代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另一个冲击，就是调整了现代性中过于关注时间的倾向，空间开始受到重视——空间被认为是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居于与时间同等重要地位的元素。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就明确指出，空间是由社会构建的产物，而社会构建物本身又是按空间组合的，因此空间是相互系列动态的过程——权力和象征——加以构建的话语领域。显然，“空间”已不再是地理学的专属名词，其他学科也开始介入与研究空间问题。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导致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城市研究，空间问题都成为关键词。这种情况倒逼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不得不重新审视自以为熟知的空间概念。人文地理学者发现空间不仅是有着明确物理属性的实体，而且是内涵着各种力量交织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社会各种关系的建构中，空间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容器，而是可以能动地重构地方、再造区域。地方和区域顺理成章地成为带有文化属性和社会意义的空间。

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那个年代，正是文化研究鼎盛与城市研究兴起之际。当时哈佛周围的学术书店一定会设有两个专门的书架：一列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另一列就是城市研究（Urban Study）。那是一个大卫·哈维、迈克·戴维斯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的著作成为畅销书的年代。城市研究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对一直找不到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突破口的我来讲，简直就是一个惊喜：从文化与社会角度去研究上海空间，这无疑是一个较新的发展方向。因此，我开始有计划地为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做知识储备：去设计学院旁听城市规划课程，在人类学系旁听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课，在东亚系旁听文学研究和晚清史料解读等课程，去Pursy图书馆阅读城市研究论著。当一年的访学结束回到国内后，我开始对自己的上海研究有了信心。

而此时所里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也已完成了第一期工作。这个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引发了21世纪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变化，成功地推动了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全面应用。而GIS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无疑也对我研究历史文献卷帙浩繁的近代上海大有助益。

因此，回国后我将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收尾后，就开始利用GIS方法摸索着对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地理问题展开研究。先是从上海周边的市镇空间布局变迁开始研究，随后展开对上海城市化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随着对上海资料的进一步熟悉，我尝试采用城市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念，分析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地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特别是我将自己熟悉的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纳入城市地理研究中，分析上海城市内部的文化变迁及其区域差异，撰写出几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被认为比较有新意的文章。

因为我最初是从上海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明清市镇开始入手，再逐渐展开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的分析，所以我开玩笑说，我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记得同样做历史学研究的父亲曾点拨我说：要学会在热点中找冷门进行研究。因为不是热点的学术问题，对国家、社会没有价值，但如果一窝蜂涌去研究热点问题，只能是陈陈相因。因此需要在热点问题中发现别人没有做过工作的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推动学术进步。在我开始对上海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后，才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话。

当然，对近代上海城市的研究，也使得我在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历史城市地理的同时，成功地从一个明清史研究者转变为近代史学者。此乃题外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