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目前学界很关注您近几年关于声音景观的研究，您能介绍一下什么是声音景观吗？您又是如何注意到声音景观研究的？这对您所从事的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有何推进呢？

答：声音景观（Soundscape）是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舍费尔（R. Murray Schafer）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研究“环境中的音乐”时，借用地理学中景观（Landscape）的概念创造出来的名词。他对声音景观的定义是：“声音景观，即声音环境。具体来讲，作为声音环境的任何组成都被视为它的研究范畴。”

我关于声音景观的研究，应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随着学术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实证主义为理念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范式已发生重大改变，人们开始认为这样大时空尺度的研究，不仅消弭了文化现象的丰富性，而且遮蔽了社会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性，将人地关系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为一种科学主义的因果关系。

美国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早在1975年就强调：地方是由经验建构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是通过眼睛和思想感知，同时也是通过客观化的经验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感知。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空间，地方的意义在于它是可以被感知的，可以通过人们的视觉、味觉、听觉直接感知，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诗歌间接感知，并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具有特定意象的地方和空间，在段义孚看来才是有内涵和价值的，不是空洞而无聊的。

尽管对地方或区域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以往我们在做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时，仍然更愿意直接或间接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这一倾向当然与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的科学主义理念有关。为此，历史文化地理学者还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丰富生动的地方，力图从上帝的视角来考察区域文化现象，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当然，这样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在早期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居功至伟，可以让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住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还有难以用明确语言表达的鲜活内容，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尤其是当我们希望能透过文化现象感知地方、理解人地关系时，这样的研究成果明显缺乏一种活泼的力量。

因此，当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重新阐释地方和空间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地方是聚集了人们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多种情感的场所，而空间更多带有抽象的表征意义，具有隐喻性。被重新阐发后的地方与空间被赋予更深的含义，而附着在其中的景观也同样被再诠释，因此，与早期文化地理学者不同，现在的文化地理学者更关心的是一个地方/空间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既然地方的意义是透过表征呈现的，通过人们感官可获取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在认知地方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同等的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躬自问：除了习以为常的景观外，我们在过往的研究中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

由此不难理解，音乐学家提出的声音景观概念，对于像我这样的常年浸淫在可视文化中的学者具有怎样振聋发聩的作用！特别是声音景观强调的是客观的聆听（hear），相对较为主观的观看或凝视（gaze）来说，更能激发人们对地方的强烈情感，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声音不是简单地为生动服务，相反的，它还消弭了自身以及言说者和空间的界线。”（Rhiannon Graybill, “‘Hear and Give Ear!’：Thesoundscape of Jeremiah”,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2016,Vol.40, No.4, p.484）因此，声音景观在地方感建构中的意义极为深远，对于文化地理学者最关心的地方以及地方性的阐发无疑有着更为突出的学术价值。

2009年，我偶然从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澳大利亚学者达维·加里奥赫（David Garrioch）的《城市中的声音：近代早期欧洲城镇的声音景观》（“Sounds of The City: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s”），另一篇文章是法国学者奥利维尔·巴利（Olivier Balay ）的《19世纪城市声音景观的变迁》（“The 19th Century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Soundscape”）。前一篇文章是透过17世纪以来欧洲城市声音景观的演变历程来反映在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和特征。而后一篇则分析了19世纪里昂的城市改造对城市声音景观的影响，即物理空间的变化使得城市声音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篇文章正好分别从新文化史和新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应用声音景观对社会历史与城市生活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显然，声音景观是近20年西方学界新兴的研究主题，意欲在我们熟识的文本、图像资料之外，强调声音在地方历史、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

这两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此时我虽然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近代上海城市地理研究上，但仍希望能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我博士论文中曾经做过陕西戏剧地理的研究，同时在传统礼俗中也发现有不少与声音有关的资料。但当时用以研究地方文化和文化地域差异的材料都是以可视性的景观要素为主，这些资料因不知如何用于呈现地方文化及其地域差异而被忽视。不过，更主要的是随着我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理解的深入，我发现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中，声音可以更直接地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官记忆，如秦腔之于关中平原、信天游之于黄土高原。因此，我敏感地意识到，声音景观研究会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恰在此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教授，将他的学生委派到我这里做博士后。乔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音乐地理研究，希望通过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加强音乐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音乐学者的跨界交流，刺激我产生了从事声音景观研究的想法。不过，真正促使我开始这一研究的是在2016年。那年12月，国内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教授邀我参加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一个小型文化地理学会议。由于当年暑假我曾跟随几位陕西艺术家在陕北进行民间音乐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有许多感触与想法，因此我决定用声音景观再现陕北民歌在陕北区域文化地理中的意义与价值。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声音景观与地方记忆：以陕北民歌为例》的报告，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与好评，《文汇学人》的记者马上来约稿。尽管当时手上工作很多，我还是利用2017年初寒假期间撰写了《倾听之道：Soundscape的缘起与发展》一文并发表在《文汇学人》上。这篇文章虽然只是对声音景观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却为我后来的声音景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从声音景观概念的产生、发展，以及研究现状可知，其要义在于强调声音与环境的关系，而这正与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一拍即合。

随后，我便积极投入声音景观的研究中，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数篇论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让他们加入声音景观研究行列中，我还多次前往各大学的历史系、音乐学院和新闻学院作学术报告。尤其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连续三届暑期班讲授的声音景观与人文地理学研究，反响热烈。我希望通过这样的鼓与呼，发动各学科联合起来进行声音景观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声音在感知地方、获取地方记忆中的作用与意义，并在声音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获得点滴真知灼见，使其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