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全国研究人员最多、实力最强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您是如何看待历史地理学科当下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

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是已故谭其骧院士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团队基础上于1982年创建的。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7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这虽然只是一个研究室，却是由教育部直接批准建立的，是复旦当时的三室一所之一。谭先生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并不仅是为了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需要，而是有更宏大的志向，即建立一个有着文理科背景，横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科。

虽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肇始于1934年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他们在学会刊物《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历史地理学还基本上处于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地位。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1950年代曾提出过史学研究四把钥匙之说：即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其中的地理，指的就是沿革地理。可见尽管当时历史地理学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但仍然还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政区变迁的沿革地理为主。实际上，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编纂的当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以政区变迁为主的。

鉴于这样的情况，谭其骧先生针对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他长期的学术思考，开始有计划地在复旦大学创建历史地理学科。谭先生以复旦历史系毕业生为基本研究队伍，另外又从全国各地著名的地理系招收了十名应届毕业生，建立了一个同时具备历史学和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专业队伍。与此同时，谭先生还及时吸收地理学的最新理论与研究方法，以阐明历史时期的各种相关地理现象。他的名作《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就是运用自然地理学理念，从全流域环境变迁的角度论证东汉以后黄河河道与上游自然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在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即其中蕴含的仅凭文献考据难以获致的眼光与分析问题的理路。而这样的经典性成果，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及西北沙漠地区的研究，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中。而正是在这三位卓越的学科创始人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在继承与创新中渐趋完善，形成了在问题导向下，基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学科交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到了20世纪末，已形成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移民史、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地图学等各学科方向齐头并进的局面。

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地理学，在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项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研发的带动下，充分汲取人文社会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研究队伍扩大，青年学者增多，大学纷纷设立历史地理学专门研究机构。总结下来，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GIS技术的介入下，研究精度大幅度提高。如满志敏教授采用代用指标法，用GIS技术详细而精确地重建了光绪三年（1877年）初夏东部地区雨带的移动过程，将该年大面积旱灾爆发的气象学原因以令人信服又十分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自谭其骧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之后，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已将研究触角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对传统中国的理解，甚至还带动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进步。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目前历史地理学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在研究深度不断精进的同时，开始有失去自己专业特色之虞，一些专业研究机构甚至被讥为“第二历史系”，学科定位模糊。

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观念在近十数年间受到挑战。尽管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学者仍秉承20世纪80年代由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奠基人达成的学科归属共识，但是，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高度依赖现存的历史文献，从业者必须接受专业的历史学训练，处理的许多问题也是历史学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在目前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被划分在历史学中，使得历史地理学无形中与历史学联系更为紧密，而与地理学则渐行渐远，地理学的学术进展除历史自然地理外，很少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历史地理学学者所熟知，更遑论汲取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正如我前面所言，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理论浸入人文社科各个学科，空间成为许多学科开始关注的对象。而以空间和地方为研究主题的历史地理学自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过去专属自己的主题成为公共议题，研究能获得更多的共鸣，同道者日多；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对空间的认识与解读不同，如何理解空间的不同面向、如何在日益纷繁的学术中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成为历史地理学不得不正面回应的问题。

其次，曾带来历史地理学革命的GIS技术也因边际效应降低而出现发展瓶颈。尽管GIS技术在21世纪初确实给历史地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为历史文献，而大多数历史文献难以定量化而使得GIS的应用受到局限。更为关键的问题正如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揭示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数学提供了一种显然更为精确的叙事方法，但文字形式的论著则可为概念的公式提供激发人心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探讨。”换言之，对于复杂的历史，精确有时并非呈现其真象的最佳方式。

职是之故，我认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需要进行反思，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尤其是需要考虑历史地理学如何在发挥本学科的学术优势，为国家目前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提供有益而切实的学术支撑的同时，在学科建设上有所突破。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目前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我曾经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专门撰文指出，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与地理学一致，即研究要围绕着区域性与综合性展开。同时作为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地理学还需要再加入时间维度，将历时性作为研究特色，这是历史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地理学分支的重要学科品格。因此，未来的历史地理学，在坚守重视历史文献分析和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之外，需要强调三点：一是注重区域性、历时性与综合性；二是重视时空间尺度转换问题；三是在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尤其是第三点，关系整个历史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故我在此多赘几句。

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地理学带有鲜明的这两个母学科的属性，进而影响到从业者也大致有两个学术取向：一是解决历史学问题，二是处理地理学问题。这在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分支——历史气候变迁研究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如通过对整个19世纪的气候变化进行系统研究，我们发现清代中期有一次较为明显的气候变冷变干过程，这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农业减产为明清史中的重要论点“道光衰退”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而对历史时期沙尘暴的梳理则为当下地理学的热点问题——全球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当然，历史人文地理也同样可以对解决地理问题发挥作用。如近年来我带领研究团队，利用GIS方法系统研究晚清以来长城沿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过程，发现天主教会通过不断迁移汉族教民进入内蒙古高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影响中国北方农牧分界线的北移，导致这一地带生态环境的改变。

在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种取向居主流，即研究最终指向历史学的问题意识。这也好理解，一方面是大多数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背景都是历史学出身，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中的中国史，这就使得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更为紧密。此外，由于地理学整体属于自然科学，因此在学术评价体系中，SCI和SSCI成为推动学术的重要杠杆。而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者，相对于采用科学、规范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的地理学者而言，在这一评价体系中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历史地理学者在地理系中更难突围，这也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虽然在各个大学历史学院开枝散叶，但在地理学科中却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仍需要在继续保持与历史学紧密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地理学的联系以获取更多的学术支撑与学术资源。这一点目前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在中国地理学会旗下的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历史地理研究》期刊建设中，都已经在工作计划和办刊目标中体现了这一趋向。

此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历史地理学界在继承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三位前辈学者给我们确立的理性、冷静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风中，注意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发挥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学科特色，在对学科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积极参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当下与国家战略有关的海疆问题、“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历史地理学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而小城镇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地方发展，更需要历史地理学的关怀。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我们绝不能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是需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博采众长，充分发挥自身横跨自然与人文两大领域的优势，才能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持续发展，凸显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