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上面所说的研究内容非常重要。它与传统的西方史学史教本所说的内容有明显的不同。我很感兴趣。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罗马的史学到底来自何处，是独立产生的，还是另有源头？它的特点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罗马史学是西方古典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罗马史学没有从拉丁文化中独立发展起来，它的发展有赖于对希腊人史学的大量吸纳，但从罗马史学发展的层面上看，大祭司年代记的原生性和导向性作用不应忽视。因为它是拉丁文化的本源，是拉丁民族文化自身演进的结果。罗马史学之所以长期带有编年史特点，与早期形成的这种年代记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马早期史家用希腊人的写史方法来构建罗马历史的行为，对罗马史学影响深远。如果说法比乌斯·匹克托代表的是罗马史学朦胧觉醒的话，那么迦图展示的则是拉丁民族史学的自觉，而萨鲁斯特更有了超越希腊人史学的巨大愿望与实践。对于每个民族而言，历史的产生之路是有差异的，但在差异之中却包含着共性，即都经历了由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有的是独立探索、自主走完的，有的则是在学习和吸纳别人成果的基础上交融完成的。罗马所走的恰恰是后一种。

至公元前3—前2世纪，罗马历史学虽有很多不足，但已形成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1）追求真实是罗马史学的根本。求真的罗马史学不仅构成了西方的主要史学传统，而且也为未来的西方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范例和行文准则，是西方文明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2）撰写罗马史的人都是政治家，例如：法比乌斯·匹克托是罗马的元老和祭司，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为汉尼拔战争时期罗马的行政长官和将军，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是执政官，迦图曾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卡尔普罗尼乌斯·皮索是执政官和监察官，等等。（3）罗马史家的作品有断代史，也有带有反省意识的通史。通史注重罗马历史的连续性。为了保持连续性，罗马史学家皆使用了有关罗马建城的传说。断代史史家大多以学习修昔底德为荣，他们是修昔底德撰史原则的主要实践者和承传者。罗马史学在书写类型上比希腊人的史学更为丰富，有普遍的世界史、民族史、当代史和带有前设目的的犹太史。除了带有前设目的的犹太史以外，其他都多少受过希腊人的史学的影响，属于西方史学流之范畴。我自己认为，用比较的方法和中国人特有的视野，重新思考西方古典史学，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根源，对于我们认清西方文明的本来面貌是很有裨益的。

问：在您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您只提希腊人的历史学或希腊人的史学，而不提希腊历史学或希腊史学，难道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吗？

答：你听得很仔细。希腊和希腊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知从何时开始，学校的教科书和其他学术专著中出现了希腊与罗马并列的现象，它们似乎都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潜意识地有了：希腊与罗马是两个国家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古代西方，根本没有出现过以“希腊”命名的国家，也没有希腊国家的历史。所谓的“古代希腊史”只是近代学者笔下的存在。

问：自2006年以来，您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对北师大历史学科的情况非常熟悉，请您谈谈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学术特色。

答：刘家和先生经常说，特色是存在的理由。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北师大历史学科学术传统深厚，学术生态优良，传承体系严密，学术方向明晰。坚守而不保守。其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

（1）注重“根柢之学”，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学术传统，从文字文献、史源入手，追根溯流，夯实文献研读之基础，锤炼史家判断之功力，探文本之真，求历史之实。

（2）实践“贯通之学”，强调在微观实证与宏观思辨的基础上，关注中国通史的发展历程，重视历史内容在时空间的联系，置“断代”研究于“贯通”之中，于“通”中立识，从“通”中观势，从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特点。

（3）重视理论探索，融理论研究于历史的探索之中，既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着力探寻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注重吸纳西方史学精华，致力于构建一种植根于中国史学土壤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理论体系。

陈垣校长开创的“根柢之学”、白寿彝先生开创的“贯通之学”，以及刘家和先生开创的“中西会通之学”，是北师大历史学科重要的学术传统和宝贵财富，需要特别加以珍惜并大力弘扬。当然，北师大的学术传统也是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形成的，因而它也会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发展。

问：您作为长期参与师范类历史教育实践的教师，对于师范类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比较了解，请您谈谈对高校（师范类）历史教育、教学的看法，以及对中学历史教师的期许。

答：我国的师范类历史教育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探索阶段（1902—1949年），特点是向日本与西方学习，建立师范类历史教育的课程体系；第二是发展阶段（1949—1981年），特点是向苏联学习，以“一桶水和一杯水”理论为引领，建立四或五年制通史知识传授体系；第三是改革阶段（1981—2007年），特点是以“长流水”理论打破静止的“一桶水和一杯水”的理论，把四年通史课变为通史二年、专史二年，把教师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让其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以新的研究成果服务教学。这一由北师大白寿彝先生领导首创的改革，迅速得到全国师范类历史学科的响应，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第四是公费师范生制度的设立与师范教育的新实践阶段（2007年至今），建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相结合的混合体系。从现在的实践来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相结合的混合体系有它的优点，让学生能够更多地接触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但缺陷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随着通识课程课时的增多，专业课程建设有明显削弱的趋势，这显然不利于师范教学必须夯实专业基础的目标。我自己觉得，提升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是未来师范类高等教育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实行4加2模式，即用4年的时间打牢专业基础，再用2年时间把教师教育工作做好。这样可能更符合教师的培养规律。

我国从事基础教育的历史教师是铸造民族灵魂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中华文明之传承和国民素养之提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新时代的“圣人”。我对“圣人”们唯有深深的敬意和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承担崇高使命的“圣人”们在立德树人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感谢您接受采访。从对您的采访中我深深地悟出一个道理，即为学之本，贵在知“道”。

本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年第2期，完整版如需查阅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