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环境史有约：我的历史研习之旅

——梅雪芹教授访谈录

编者手记：约请梅先生做这个访谈后，她非常支持，表示有很多问题都要谈一谈，访谈整整持续了3天，整理成稿后将近5万字。由于环境史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我国史学界发展并不十分顺利，所以，梅先生的访谈稿并非只是反映她个人的研究经历，作为环境史领域的一位先行者，这些经历也是环境史在我国发展的见证，梅先生写得很用心，力求全面、准确。文章虽长却颇有意义，删减一部分则有损完整性，故决定全部登载，分为上下两篇，冀图对于今后环境史的发展有所禆益。

采访时间：2019年12月

采访地点：清华大学历史系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吴羚靖

问：梅老师，您好！有意思的是，我们历史系的同学一提起您，就会想到环境史。但据我所知，您读硕士、博士阶段主要侧重于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英国史，您能谈谈您的学研经历，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进环境史领域的吗？

答：哈哈，的确有点意思！前不久，一位在国外任教的英国史新锐学人见到我的时候也打趣说，梅老师，您的名字“梅雪芹”多么具有环境史意蕴呀！我也乐见这一联想；并且，我自己15年前就这么联想过。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不过，这里首先想说的是，我1980年上大学，本科、硕士阶段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改为历史学院）就读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什么环境史。那时候，我们系统学习两门通史，同时修读很多选修课。我因为喜欢英语，所以在大二下学期开始选修一些外国史课程，包括张文淳老师开设的近代国际关系史、刘宗绪老师开设的法国史、庄建镶老师开设的英国史、王新老师开设的俄国史、孔祥民老师开设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史、韩文娟老师开设的日本史、吴豪德老师开设的印尼史、武尚清老师开设的越南史，等等。有些世界史选修课程因为本系缺教师，就请外校的老师来教，主要是北京其他高校的教师。我清楚地记得，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先生给我们讲授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门课上，除了系统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外，我个人的一大收获是，学会了如何去国家图书馆（北海那边的老馆）查阅历史文献，这是齐先生布置的课外作业。另外，北京大学的何芳川老师给我们开设亚洲史（尤其是日本史），课程名称是“近代亚洲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朝贡体制、雁形战略等。

那时除了上课，也听各种讲座，包括学术讲座、教育讲座和音乐讲座等。学术讲座方面，1981年在四教108教室听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演讲的情形，最值得回味。我现在不记得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却犹记得当时几个年级的同学蜂拥而至，争相一睹大洋彼岸教授风采的情形。教育讲座方面，记忆犹新的是先进教育工作者、首师大李燕杰老师的演讲，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它很有“鸡汤灌输”的效果。此外，在第二阶梯教室听李德伦和郑小瑛关于音乐欣赏的讲座，并在李德伦的指挥下唱国际歌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在北师大上学的时期，真是赶上了现在人们颇为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的好时光。这个“好”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读书和精神上的富足。

1984年大学毕业，我直接被分配到安徽省芜湖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任教，那所学校现在成了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的一部分。它原本好像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创办的，后来经历了曲折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步入正轨，但师资力量一直比较薄弱。后来得知是1957年毕业于北师大、当时已从芜湖的一所中学调到师专的胡芳柏老师直接把我要过去的。我在芜湖师专整整工作了4年，这也是我的大学教龄的开端。那几年，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是那里的工作不仅全面锻炼了自己，而且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就锻炼而言，这表现在课堂教学工作内外。从课堂教学本身来说，胡芳柏老师安排我讲授世界近代史，给了我消化大学所学内容并初步系统地思考近代世界历史内涵的机会。我在那里第一次试讲的主题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讲了整整两节课。试讲之后，胡老师的点评是：“讲得好，大有可为，大有可为！”胡老师认为我的世界史基本功比较扎实，完全可以独立开设世界史课程，于是就将他开设的世界近代史课程完全交给了我。我那时刚20岁出头，精力充沛，有的是时间，所以全力以赴备课上课，教学效果很不错。

在教学工作之外，我还兼任政史系图书资料室管理员，这给了我自由阅读的好机会。其中，记忆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可以广泛涉猎每月收到的多种报刊上的文章，二是可以凭自己的爱好订购许多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是，1986年秋季学期期间，与专职资料员一块去上海参加图书博览会并购书。依稀记得，我们俩还有我大学的一位同学在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外加入购书长龙，排队等候进入图书博览会现场的情景。而进场之后，眼前琳琅满目的图书令我们喜不自禁，只用小半天就将系里交托的2000余元购书款悉数支付殆尽。所购图书中，西方哲学、史学和社会科学译著占了一大半，我在这方面的读书功底有一半即是那段时间打下的。

在芜湖师专工作的青葱岁月虽然艰辛，但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其艰辛倒也不算什么，无非是交通偏僻、住宿条件差、没有浴室之类的生活设施，等等。与之相比，傍晚时分，师生三三两两在田埂上漫步，春季赏满眼金黄的油菜花，夏季赏绿油油的稻禾，秋季赏沉甸甸的稻谷，一年四季不时还可以品尝生鲜美味，等等，现在想来，也是不可多得的自然馈赠和财富。它们不仅大大冲淡了物质上的匮乏之虞，而且在不经意间奠定了日后我的学术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当然，其时我一直没有放下的念头还是考研究生回北京。我记得，1984年7月大学毕业，同学们在北京火车站送别我的时候，我非常轻松地说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会很快打回北京的。当时我少不更事，自信满满，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不曾想到，到了师专之后，一开始学校根本不同意青年教师考研究生，现在想来也很理解，因为师资力量不够，学校哪能轻易放你走呢！我最初也很苦恼，不过慢慢适应下来，就好好工作，打好基础吧。但考研的念头从未打消。所以，在青年教师集体反复争取，学校终于同意我们考研之后，我便在1988年考取研究生，重回北师大历史系，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得知，当时有38人报考，录取12人，我排名第二，而前三名都跟随张文淳老师读近代国际关系史。

张老师是我本科生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本科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他是贵阳人，1947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到北师大任教，自1953年起讲授世界近代史。张老师特别善于讲课，是叙事高手，除了世界近代史必修课外，所开设的选修课“近代国际关系史”给每一位选课的同学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张老师还多才多艺，在这方面与师母杜老师可谓珠联璧合。师母是京城颇负盛名的京剧票友，唱老生，前几年近八十高龄依然活跃于京内外剧场。张老师则长于西洋歌剧，美声高音，第一次听《我的太阳》就是从张老师那里。当时不少同学都想跟张老师读研，我们那一届一个简单的做法便是前面提到的，第一、二、三名就读于张老师门下，这包括了我。

1988—1991年，我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北师大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师资力量的鼎盛时期，老师们分属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两个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4人，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有段炳麟、张宏毅、黄安年、金相春、冯月华等知名学者。老师们在国内世界史学界颇有声望，其中，张文淳与马家骏、刘宗绪、吴豪德并称为“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代史四大金刚”。他们集体给研究生授课，专业基础课包括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世界近现代史专题；专业方向课包括近代国际关系史、日本史、法国近代史、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史、英国史、俄国史、苏联史等。研究生的具体指导工作，则主要由各位导师自己承担。张老师的指导比较自由，除了专业方向课讲授之外，基本上是每周三整个下午让我们一届三姐妹到他家里，边吃花生边讨论、交流。另外，张老师非常注意训练我们的专业英语能力，指导我们从事专业翻译和校对工作。当时，北师大历史系办了一份《史学译丛》，其中有些译文即是我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校对的，这个训练让我受益匪浅。

张老师精于近代国际关系史和非洲史研究，做本科毕业论文时我选了张老师“1884年柏林会议”这个题目——那个时候我们的本科学位论文题目先由老师们出好，整理出来后贴在班级教室的墙上，然后由同学们自选。这样，到硕士阶段，张老师继续指导我以“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为题，并侧重从大国关系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我很努力，但是由于外文资料少且研究内容驳杂，加之外语能力极其有限，仅懂得一点英语，因此硕士学位论文做得很一般。不过，在研究这一主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英国历史很有意思，尤其是在19世纪，英国的地位很重要，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举足轻重，于是萌生了进一步研读英国历史的念头。这样，在1991年硕士毕业前，我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的博士生，于是有了跟随王觉非先生（1923—2010年）读英国史的机会。

那个时候，王先生正在游历欧、美诸国，所以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以及入学后一段时间的学习主要由钱乘旦老师负责，杨豫老师也适当参与。我跟着他们上了几门硕士生课程，包括钱老师的现代化研究以及杨老师的欧美经济史。1991年底王先生回国后，我也很快得到先生的指导，正式投入博士生阶段的研究工作。记得第一次见王先生时，他便拿出一篇有关约翰·洛克研究的论文让我朗读，我读完后，先生表示比较满意。不过，他也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他看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感觉写得很一般。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也表示可以另起炉灶，选别的主题开拓研究。王先生专长于欧洲近代史和英国近代史，尤其是17世纪革命时期的英国历史，他建议我研究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我思考了几个星期之后，便确定下了这个选题。后来，以《财产权与政权——约翰·洛克的财产观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并以5A的成绩顺利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6月完成毕业论文面呈王先生的情景。那个时候南京天气酷热，历史系为了照顾老先生，就安排他们住在中美研究中心带空调的房间，我是去那里交论文的。两天后，我再去找王先生。他说，你的论文就像一件雕塑作品，一斧子砍下去就成型了，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听了这话，我也就放心了。王先生跟我说的很多话中，还有一句我记得最深。那是9月初论文答辩之后去聚餐的路上，王先生闲聊时说到，能耐能耐，就是忍耐忍耐；有多大的忍耐就有多大的能耐。我一直记得王先生说的这句话，也在日常繁琐的工作和生活中以此告诫自己。2010年10月，我在北师大历史学院操办小型的王觉非先生追思会，会上也跟王先生在京工作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同门师兄弟们谈到这一点。

1994年9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10月回到北师大历史系，立即接手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工作，并兼任研究生辅导员。1995年春季学期出任历史系副主任，主管外事和成人教育工作。1997年，历史系行政班子换届，我顺利推脱了行政工作，争取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海外教育基金的资助，并在张宏毅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现代史和商业史、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理查德·艾布拉姆斯教授（Richard Abrams），有了去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张老师主攻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们读本科时他就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了，他1983年回国后给我们做了关于美国历史和社会的讲座。他自己一直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和艾布拉姆斯教授保持密切的联系，1997年春季学期还邀请艾布拉姆斯教授到北师大历史系作讲座交流，我作为系里主管对外交流的主任接待了他。这样，1997年9月，我就很顺利地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环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