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就理解了您说的，您从世界史学科介入环境史研究，是缺乏名师引领和指导的。您能谈谈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走进了环境史领域吗？

答：这个问题我是该好好谈谈。其实，那时我去伯克利，主要是想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充实、修改，以便整理出版——这也是博士生毕业后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中外都一样。因此，我到伯克利之后，在艾布拉姆斯教授的引荐下，多次参加美国西部地区英国史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和一般聚会。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特别的际遇，那就是与在伯克利工作的谌谟美先生的交往。谟美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是森林病理学和真菌学教授，改革开放后不久就与她先生一道去了美国，辗转几个地方和学校，后来到了加州大学林产品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及杰普森标本馆工作。谟美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对北师大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她的父亲曾任教于北师大地理系，并做过系主任；她的妹妹、妹夫在北师大中文系工作，也住在北师大院内。由于这层关系，她一直十分关照在伯克利访学的北师大学者。所以，1997年9月我到伯克利不久，就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她。

我跟谟美先生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她很健谈，我们定期在伯克利图书馆的一角，围绕一个个话题畅谈并录音。与谟美先生的交谈，让我第一次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西藏、新疆、大小兴安岭等地所从事的科考工作，以及许多并不如烟的人间往事。她还特别喜欢说，我是登上过喜马拉雅的人，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大学教授。这些事项，我在第一本小书《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的跋语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里还得复述一下。

1998年5—6月间，通过谟美先生我认识了美国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教授，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研究环境史的美国教授。初次见面时，麦茜特教授送给我一本《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并告诉我有一位中国学者正在翻译这本书。那时候，我根本不了解她这部著作的意义，所以，只是简单地翻了翻，也没留下太多的印象。不过，在谟美先生和麦茜特教授的建议下，我参加了1998年7月28日至8月2日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antaCruz）举办的，题为“绿色对金色”（Greenvs Gold）的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给我了很大的触动，令我印象深刻。

会议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资源学院和美国环境史学会共同举办，以“绿色对金色”为题，着重讨论加利福尼亚州及美国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在会上，我第一次正式接触“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概念，第一次听说“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概念。在大会主题演讲中，听到一位印第安老人讲述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白人如何开发加利福尼亚并破坏资源的故事，在小组讨论中还了解到有关19世纪加州淘金热的影响、加州农业使用杀虫剂的争论，以及加州不同地区的水资源争夺问题。对我来说，这些概念和历史内容大都是在以往历史学习中从未接触过的新知识，因此感觉很新鲜。而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人员参与情形，同样令历史科班出身的我惊讶莫名。

刚刚讲到，这个会议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资源学院和美国环境史学会共同举办，是一次针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会议，因此与会者五花八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社会各方人士，包括国家公园管理者、社区服务人员等，还有不少中学教师。除了主题报告和小组讨论，会议期间和会后还组织了好几场室外活动，包括在圣克鲁兹校园海滨漫步，到硅谷的几家大公司参观，等等。我在参加这些活动时，接触到美国环境史学家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以及环境史新秀凯瑟琳·布鲁斯南（Catherine Brosnan）等人。尽管当时我尚不了解苏珊在美国环境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和贡献，更不清楚日后凯瑟琳的发展前景，但与她们的结识无意间为我们后来的环境史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美国访学之旅虽然没能按计划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工作，却使我收获了计划之外的关于中外环境、自然和科学的新知识，以及针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见闻、资料与人缘。1999年初回到北师大的那个学期，我凭借开设全校公选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研究”之机，正式开始了有关现代化、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教学、研究，初步系统地思考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有所接触的工业化、城市化与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问题，希望把在北美所看、所听、所思落地，从而开启了新的学术征程。这当口有两次偶遇，非常值得一提。

一是1999年4月15—16日，在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侯文蕙老师和包茂红老师；二是不久后的“五一”假期去河北大学看望一位老同学，在保定的一家旧书店淘书的时候，竟然淘到了被视为环境史经典的原版精装本《尘暴》（Dust Bowl）。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侯文蕙老师在做美国环境史，并且正在读她翻译的唐纳德·沃斯特先生（Donald Worster，我们通常叫他“Don”）的《自然的经济体系》——这是我认真阅读的第一部环境史著作，因此能在会上见到她本人，甭提有多高兴！我也是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包茂红老师，听他作有关环境史的学术报告，了解到他所理解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而淘到《尘暴》一书，给了我如获至宝的感觉，自然是欣喜不已，而且刹那间让我萌生了“与环境史有约”的念头。因此，这两次偶遇特别有助于我将自己的研究明确地纳入环境史学术领域。

2000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我关于外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即《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这好像也是我国英国史学界第一篇探讨英国环境问题的文章。以这篇文章为基础，我于同年得到了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开始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环境问题：2001年12月开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2002年6月开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历史分析”，同年12月又得到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环境史研究导论”的立项。虽然这些项目研究并未做出令我自己满意的成绩，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一步步走进环境史领域。

那个时候，我已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夏明方老师，知道夏老师做过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减灾对策”，并以其大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于2002年获第三届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三等奖。夏老师想要做一些有关现代化与环境问题的中外比较研究，认为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欣然接受了夏老师的邀请。我们初步考虑引介国外的相关成果，于是策划、组织了《生态与人》译丛。夏老师主要负责选书和与出版方面的联络，我则专注于翻译和译校。我们首先一致选定了《尘暴》并委托文蕙老师翻译，2003年8月《尘暴》译著出版。

当年10月25日，由人大清史所和北师大历史系联合发起座谈会，会议在北师大教四楼历史系办公室举行，来自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十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着沙尘暴问题及《尘暴》译著展开讨论和交流。这是我本人首次参与组织并举办的环境史学术讨论会，参会人数虽然不多，但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和聚焦于沙漠问题研究的自然科学，体现了我国史学界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合作的良好开端，奠定了未来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基本样貌。当时我国世界史学界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与环境史的几位学者都有参与，尤其是侯文蕙老师和侯尚智老师双双参会，给了我极大鼓励。文蕙老师在会上对《尘暴》一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激情书写的范本”的评介，令人印象至深；会中对“沙尘暴是大自然无法违背的铁律还是一种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环境史是单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史研究在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等问题的讨论，有可能开启了当代我国史学工作者思考和探究环境问题的性质与成因、环境史研究的内容与方向等问题的先河。紧接着，2004年《世界历史》和《史学月刊》的两组环境史笔谈文章，则是我们较早针对环境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深入交流的集中体现。

2004年3月，我的第一本小书《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环境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定义与对象、资料与方法以及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并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和专题研究。当时我自认为，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和更新历史认识的学术意义，对于认识和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也有参考价值。现在想来，这种涉及评价的话，应该由他人来说更好。不过，其中有一点还是聊以自慰的，即是书中明确地将“环境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学术领域，称之为“环境史学”，系统思考为什么到20世纪末“环境史”会兴起、发展并能成长为一门学科，以此认识和辨析环境史的创新意义。而这样的定位和发问，体现的是我从起初关注局部或个别地区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开始转向关注整体意义上的环境，并意识到深入探究这条新的学术道路背后之学理的必要和重要。因此，对我来说，这本小书的出版，意味着自己完成了步入起步不久的、以“环境史”或“环境史学”概念规范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初探历程。

这本小书的出版在我国史学界内外的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两个直接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家王利华老师的联系。利华老师系农史出身，一贯关注农业生态问题。他看到我的小书后不久便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介绍他自己的同时谈及对我的研究的兴趣。这样，在2005年8月17—19日，我应邀参加了利华老师组织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利华老师任主编出版的同名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也收录了我的文章《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人”及其活动在环境史中的体现》。在这个会议上，我认识了一批从事与环境相关研究的大陆学者，譬如侯甬坚、王建革等人，见到了已经知其名但尚未谋面的，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曾华壁老师。从此，与他们结下了共同聚焦于环境又各有侧重并相互砥砺支持的跨学科学术之谊。后来，由利华老师引领的这个圈子越聚越大，跨学科色彩越来越浓厚，我也不时与之交集、切磋。其中，陕西师范大学原西北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坚老师及其弟子的理解、支持与参与，在我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之初，是最值得称道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的王建革老师跟利华老师同门，系农史出身，一开始也从生态史着手进行研究，在国内环境史学界极具代表性，我在2008年春应邀参加了他在复旦大学组织的环境史会议。这里再补充说一句，我开头提到“我自己15年前就这么联想过”，联想到我的名字中有环境史意蕴，说的就是在2005年8月利华老师组织的这个会议上，我面对自己的姓名牌时产生的联想。

二是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国家环保局第一副局长的张坤民先生的联系。记得那是2004年10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从北京首都机场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看到了张先生的自我介绍以及他给我写信的缘由。我才得知，那一年张先生在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担当专任教授，中间回国休假时看到了我的书。他给我写信时是在从北京返回日本讲学的途中。他认为我的研究很有意思，并且说，想把我书中关于泰晤士河污染的图片资料用在他去日本讲学的电子课件演讲稿中。看到这样的信件，我自然是满心欢喜，立即回复了张先生，对他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后来，跟张先生交往多了起来，对这位身为大领导的清华教授的为人和学识特别敬佩，因此，不时向他请教有关环境污染治理的专业性问题，并几次去他家和办公室登门拜访。张先生还十分慷慨地将他的一些电子文档发给我，包括他主持翻译、出版不久的《美国环境百科全书》的全部译稿，以及他在日本讲学的全部电子课件讲稿，这为我日后查阅、参考与环境相关的各类主题资料以及系统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的演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张先生的人格魅力及乐于分享的精神特别感染我，冥冥中，也牵引着我到清华，并与环境学院的许多老师合作开展教学和课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