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感谢您让我了解了您与环境史结缘的那么多的细节。您能进一步谈谈外国环境史著作和学者对您的影响吗？

答：刚才谈了不少，但也只是交代了我的环境史学习和研究的缘起。要谈外国环境史著作和学者对我的影响，还得从翻译著作和国际交流说起。不过，谈这个方面，免不了要谈与国内学者以及海外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的交流。

上面说到与夏老师共同策划、组织《生态与人》译丛的事，我除了做些校对工作，也亲自组织并参与翻译了一本书，即是斯蒂芬·派因（Stephen Pyne）的《火之简史》（Fire：A Brief History）。这部著作是苏珊在2004年6月份与文蕙老师结伴访问北师大期间推荐给我的。在我请来讲授环境史的英美学者和其他外国学者中，苏珊是第一位。后来，经文蕙老师和侯深介绍才知道，苏珊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最早到我国讲授美国环境史的美国学者。2004年6月她访问北师大时，做了关于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美国政府和公民的环境责任等方面的讲座。交流中，她了解到我打算翻译派因的《火的轮回》（Circle of Fire）系列中的某本书，她便立即推荐了《火之简史》。我也很快与这本书的作者取得了联系。他也赞成我们翻译《火之简史》，而不主张翻译其他的某一本，认为他们是很难译出来的。

就这样，我差不多在2004年底开始组织《火之简史》的翻译工作，有好几位研究生参与了翻译，这在“译后说明”中有具体交代。由于当时初习环境史著作翻译，而且无论研究生还是我自己，在环境史这样一个高度跨学科甚至被认为是跨学界的领域准备不足，因此，初译稿中存在很多问题，即便我认真修改、通校，甚至大部分不得不重译，也免不了交付出版社的定稿中依然存在不少专业性的问题。这时，该书编辑杜非辗转联系到上海师范大学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陈蓉霞老师。陈老师因为喜欢那原著，所以也乐意为拙译作译校。好在有陈老师严格把关，得以避免一些因我自己水平欠缺造成的问题。当然，对于杜非如何通过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找到陈蓉霞老师，陈老师又如何解决了拙译中的不少问题等，我在拙译出版后才有所知晓，因此在“译后说明”中也就没能提及译校之事，由此险些酿成一起所谓的学术侵权事件，现在想起来，还是对那时候自己做事和考虑问题过于简单而懊悔不已。

无论如何，《火之简史》一书的翻译出版，不仅初步锻炼了我们翻译跨学科的环境史著作的能力，而且激发了我进一步想通过翻译环境史著作琢磨环境史研究特色的愿望，回想起来，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前面你提到的我的那句话——“从世界史学科介入环境史研究，是缺乏名师引领和指导的”，即是针对我们做环境史著作翻译的必要性和意义而言的，这是在译完《什么是环境史》写“译后记”时的感慨，其中说道：“通过这项翻译训练，我体会到，对环境史著作的翻译是我自己从事环境史研究，并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非常必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从世界史学科介入环境史研究，是缺乏名师引领和指导的。在此情况下，翻译环境史学术著作，就不失为一种特殊的精读原典、向大家学习的方式，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接触各种前沿问题，认识到问题提出的方式、问题研究和解决的路径以及结论达致的过程。”

于是，本着研习环境史的实际需要，我一直带着研究生坚持做环境史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工作。这样，在翻译《什么是环境史》的同时，还承担了《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的翻译，稍后又启动了《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的翻译。这几部译著都先后出版，翻译过程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在每部译著的译后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就不必多讲了。需要补充强调的一点是，环境史著作翻译的过程，也是我不断结识国外学者并加强国际交流的过程，这方面的情况再择重点谈谈。

我原本主要想聚焦于英国环境史研究，所以在完成《火之简史》一书的初译后，就打算翻译《自然之争：1600年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环境史》（Nature Contested: EnvironmentalHistory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England since 1600），因此2005年底，我给该书作者、英国圣安德鲁大学教授斯马特（T. C. Smout）先生发邮件，邀请他来北京讲学。斯马特先生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在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领域造诣颇深，对英国环境史研究有开创之功，对欧洲环境史研究有组织之用。他接到我的邮件时正在澳大利亚讲学，不过他立即回复了我，表示非常乐意前来北京交流。他2006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前来讲学，是我邀请的第二位访问北师大历史学院的外国环境史学者。斯马特讲了4个专题，分别是“中世纪以来英国的自然观”“现代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持续性和英国的森林史”以及“环境史的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关于他的讲座我们写了详细的学术报道，并在《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登载出来。这之后到现在，我和斯马特先生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与交流。2007年9月，我应他的邀请，带着刚入学读博的毛达同学参加了在日本神户召开的“欧洲和亚洲环境史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是牛津大学委托他组织并与日本神户一家研究所合办的，在那个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当时还在丹麦一所大学任教海洋环境史学者波尔·霍尔姆（Poul Holm），以及《大象的退却》的作者伊懋可。2009年，我们都出席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听了霍尔姆关于海洋环境史的主旨报告。2010年底、2011年初，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堂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还专程去苏格兰看望了斯马特先生。后来他在他修订的《环境史探索文集》（T. C. Smout,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2009）中，特别将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关环境史的看法收录进去。抱歉的是，翻译《自然之争》的计划因多重原因一直没能完成，现在又重新安排一位研究生在做。

正是在斯马特先生来访的2006年年底，环境史被《光明日报》列入“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中，这可能意味着在我国学术界听过也知道环境史的人越来越多，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环境史领域的人也在增多。在环境史这么“热”起来的时候，我自己反而冷静下来，想深入中外史学史之中，去进一步探究如何认识环境史的学术传承和发展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也得益于与瞿林东先生的不断交流和讨论。瞿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有很高的建树，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奖掖后学，是有口皆碑的。对我来说，瞿先生也是恩师，他一直教导和嘱咐我，研究世界史和环境史，要涉及中国历史的内容；要向刘家和先生学习，30年治外国史，30年治中国史。瞿先生一直看好我们的环境史研究，因此他利用各种场合并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我们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也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的任上，支持我策划、组织和主持了作为基地年度重大项目的“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旨在结合中国历史和史学开展环境史研究。2006年12月我接到这个项目的立项通知的时候，已经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作客座教授。这个机会的获得，直接得益于2006年6月与横滨国大经济学部教授长谷部勇一先生的交流。当时，长谷部先生与横滨国大的其他几位教授、学者访问北师大，师大国际处给各系老师发了一份与日方教授联系、合作的通知。因为长谷部先生要做环境经济方面的讲座，这跟我当时有些研究的英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对接起来，于是我就请他到历史学院作这方面的讲座。那次讲座中，他介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讲座后的中午，我请他用餐，席间交流时，我说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开始治理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我还重点谈了泰晤士河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长谷部先生很诚实地说，他不知道我所说的19世纪英国治理污染的历史事实。估计那一次与长谷部先生的跨学科交流效果不错，他回国后很快就让他的助手跟我联系，问我愿不愿去横滨国大做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具体时间是2006年9—11月或2006年12—2007年2月。我当然愿意，并选择了后一个时段。在横滨国大经济学部做客座教授的经历，是收获颇多的一段时光。我在横滨待了三个月，给经济学部国际社会科的研究生，主要是长谷部先生指导的研究生讲课。我一共讲了四次，涉及的主题包括什么是环境史、英国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和环保NGO。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授课，因此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锻炼。在讲课交流和研究之余，我常在横滨的大街小巷穿行和河边溜达，也去古都镰仓看了镰仓大佛，去新潟看了周边的湿地，去川崎参观了垃圾焚烧厂，这给了我很多思考和比较的机会，也激发我留下了几篇随笔文章。

在日本期间，我也启动了“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项目研究工作，为此安排了《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的翻译。这个项目研究和这项翻译工作，在驱使我以环境史视角深入中国历史的同时，也增强了我对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了解，尤其是深入了解伊懋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构“中国环境史”的过程及其独特的贡献——这个在开设的“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中做过专门的讲解，正在整理成文，要专门发表。

当然，对我来说，通过翻译结识国外学者并加强国际交流的典型事迹，要数因翻译《什么是环境史》而结识休斯先生。其中的点点滴滴，我在2019年2月3日休斯仙逝后所写的《学术内外忆休师》中作了详细的追忆。这里特别摘出其中最后一段话，再一次表示对休师的感怀和纪念：“我们从阅读和翻译《什么是环境史》开始，在接触并吸收一位环境史长者的卓越的学术成就以系统地了解什么是环境史的过程中，认识和理解了谁是休斯，为什么要称其为休师，休师为环境史乃至国际学术界留下了什么。这位师长对环境史学术的热爱，对环境史意义的认识，对环境史传播的努力，及其在学术之外散发的人格魅力，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将持续滋养环境史学人和学术。”这段话发自肺腑，既是对休斯先生的环境史学术贡献的认识，也是对他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给予我的影响的感激。

我在该纪念文中特别说道：“就这样，休师成为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之外引领我深入环境史的又一位导师。”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唐纳德·沃斯特是先于休师引领我深入环境史的一位导师，这是客观实在的表达。前面说过，我认真阅读的第一部环境史著作即是Don的《自然的经济体系》，而1999年在保定偶遇《尘暴》的刹那，让我萌生了“与环境史有约”的念头——20年来这一念头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以至成了执念。所以，实话实说，虽然我直到2009年8月，在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期间才第一次见Don，但我的确是读他的书和文章深入环境史的。我不仅读文蕙老师和侯深的译作，而且读Don的原著和原文，那是精读环境史经典或范本的过程，是从事环境史研究必下的基本功。而且，由于Don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大学毕业后又教过修辞学和辩论术，他的书有着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叙事美感和思辨高度。读他的书，在享受美文的同时，还不断有思想的触动，因此我特别喜欢他的环境史作品。我还要特别提醒学习环境史的同学注意，在关于环境史的诸多定义或界定中，现在真正弄懂Don的界定并在研究实践中加以落实就够了。

2009年8月见到Don之前我已经给他发出邀请，请他10月份来北师大讲学。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第一次见面时，我们一见如故，毫不陌生。会后，他在当年10月如约前来，在北师大作了题为“历史中的自然”的环境史系列讲座，分别是“认知自然：科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作用”“食物的特性：达尔文、进化和农业”“绿光：身处极限之地的美国人”“成为环境史学家：个人的经历”。当时在读的博士生刘向阳详细报道了该系列讲座的内容和特色，《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予以刊发。此后，通过多种形式与多个场合的学术交流、欢聚，我与Don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的学术友情也日臻醇厚。两年前，高岱老师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汉名——唐沃思，他非常乐意接受，现在这个汉名好像也日益叫开了。

另外，关于2009年8月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我还需要补充一些内容和细节。这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召开，主题是“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南开学报》2010年第1期生态环境史专栏的文章比较详细地报道了这届环境史大会学术交流的盛况，它们分别是王利华的《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我与毛达合写的《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以及包茂红的《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大会期间，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和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响应刘翠溶先生的号召，临时聚会商议，决定成立东亚环境史协会，这一动议也得到了与会的很多国外学者的赞成。2010年10月，东亚环境史协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同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

2010年10月底，我去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联系的是三一学堂的院长马丁·道顿（Martin Dunton），他作英国经济史、城市史研究，发表过有关泰晤士河污染的研究成果。在剑桥的三个月，我除了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外，基本上就是围绕近现代英国环境历史进行资料搜集和研读，也不时去剑桥周边和英国其他地方参观考察，包括去苏格兰看望斯马特先生期间参观了尼斯湖。当时，也接受了“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委托，安排翻译欧洲环境署的报告《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并将研究中涉及的英国公民环保行动用于比照我国的现实，在2011年1月21日写了一份信，题为“同意自然之友的‘意见’的意见书”，发给环境保护部生态司相关负责同志，支持“自然之友”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所表达的意见。

上面说的这些翻译、讲学和国际交流活动，不断激发我思考：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研究如何确定主题、如何诠释历史运动、如何进行历史叙事、如何开展历史评价、如何运用跨学科方法和资料、如何认识环境史的作用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研究以及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2011年以来我主编的《环境史探索》丛书第一辑得以陆续出版，这包括我个人的第二部小书《环境史研究叙论》，其中阐述了自己对那些环境史学理的浅显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