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么说来，您到卡森中心的交流对您的研究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多谈一点吗？

答：当然要多谈一点，正好卡森中心走过了十年，从我的方面也可以作一些补充总结。卡森中心创办于2009年，已发展成为汇聚各国顶尖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学者，并大力培养年轻人的世界性机构。卡森中心的最大特色在于国际性以及跨学科性。据中心创办人、主任克里斯托夫·毛赫（Christ of Mauch）先生介绍，卡森中心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穿过中心走廊，会看见来自除南极洲以外所有大洲的学者，是全球最大的环境人文学研究中心。中心十分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正如中心名称所定位的，它选择学者的时候，会考虑与环境和社会相关的不同学科背景。不仅如此，它还专门组织过跨学科方法问题的讨论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在，我每次在“环境史研究导论”课上讲“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和史料问题”时，都会介绍2013年卡森中心召集的专题研讨会“留意隔阂：环境研究中从事跨学科的工作”，推荐阅读中心出版的此次研讨会的同名论文集Mind the Gap: Working Across Disciplinein Environmental Studies（2014年2月）。

感谢Don、侯深博士和包茂红老师的推荐，使我有机会作为卡森学者进入这个全球最大的环境人文学研究中心，2013、2014年两个暑期在慕尼黑生活、工作了6个月。那是收获满满令人回味的一段时光，因为那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研读并参与中心组织的多种交流：包括定期的午餐报告会、隔三差五的小聚会、三三两两的小讨论等；那时候有机会参加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七届双年会、第二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以及金砖五国环境史会议；而慕尼黑城市生活本身也是魅力十足的。这一切，助推了我回国后的教研工作和学术发展，其中有些内容很值得分享。

2013年6月第一次到卡森中心不久，在一次晚餐会上结识了来自瑞士卢塞恩大学历史系的乔恩·马修（Jon Mathieu）教授。当时，马修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七届双年会会前博士生工作坊的情况。工作坊主题是关于山脉的跨国史研究（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Mountains），将在他家乡瑞士恩加丁山谷中的拉文（Laven）村举办，说还可以邀请一些学者参加。他的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随即决定并主动申请参加这个工作坊。8月16日早晨，我与马修一起从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出发，途经奥地利的一些城镇，多次交替换乘火车和大巴，几经辗转，傍晚到了拉文。由于车行舒缓，不疾不徐，一路上我们也就有时间交流有关东西方山脉的很多话题。我记得，我们的交流是从他谈法国来华传教士的书中介绍泰山开始的。接着，我不仅谈到中国的山岳历史文化，而且谈到我小时候看到、听到的父母亲人与山打交道的故事。我谈的这些内容让马修听起来津津有味。快到拉文的时候，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明天在工作坊安排的我的报告中跟我一起分享你这一路讲的东西？“好呀”，我说，我可以试一试。我当天晚上临时准备了一下，第二天上午在工作坊安排给他的30分钟报告中我讲了20分钟，反响很不错。回国后，我们以此为基础合作写了一篇小文，即《山外有山——关于中国问题的跨文化思考》（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Cross-Cultural Reflectionson China），第二年4月在卡森中心的刊物上发表了（In Marcus Hall, and Partrick Kuppered.,Crossing Mountains: The Challenge of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Rachael CarsonCenter,Perspective,pp.31~42）。马修是国际山岳史研究著名专家，早年也研究过农史，代表作有《1500—1900年阿尔比斯山之史：环境发展与社会》（HistoryoftheAlps,1500-1900:Environment,DevelopmentandSociety），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与他的出生地直接相关，这也激发我更深入地思考我的故乡和儿时生活与环境史研究的关联问题。同时，与马修的这项小小的合作，也让我看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2013年6月在慕尼黑时，正好Don也在那里，我们自然有了很多欢聚、畅谈的机会。当时，我在做卡森中心项目泰晤士河污染问题研究，每次见面时Don都会很关切地询问我研读材料的情况和研究进展。有一次，他听说我正在读18世纪的一份描述泰晤士河状况的文献后不停地问，其他物种如何？（How about other species？）这一下点醒了我：在我的泰晤士河污染及治理的历史研究中，对其他物种的存在和命运的关注太不够了。在Don的启发下，后来我阅读文献时就特别注意三文鱼（鲑鱼）洄游泰晤士河的史实及其变化，并以这鱼儿的灭绝、洄游为主题和红线完成了一篇论文，探讨工业革命以来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复原的环境史。先是8月1日在卡森中心的午餐会上作了报告，不久后又以《河脏鱼殇：19世纪上半叶泰晤士河上“最后一条鲑鱼”的故事》为题，提交参加前面提到的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七届双年会。9月回国后，我抓紧完成了《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开拓了从物种命运变迁探讨19世纪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等传统课题的新方向；在视角上突破已有研究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的局限，借鉴生态分析方法，直陈物种的历史变迁，弥补了有关泰晤士河污染及治理研究的不足；在资料上挖掘了大量涉及泰晤士河三文鱼这一物种状况以及不同时期英国人对有关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的历史文献。文章发表后，很快被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历史学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以及《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国内世界近代史学界同仁已认识到，该成果“开创了从物种命运来探讨19世纪英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这一新的方向”。现在以此为基础，撰写《鲑鱼的游离——一部泰晤士河环境史》，是我的一大心愿。这部环境史除导论和结语外有五个篇章：第一章生生不息的旅程；第二章红红火火的渔业；第三章河脏鱼殇的困顿；第四章肮脏老爹的得救；第五章鱼儿归来的努力。

2014年6月我再次去卡森中心。这一次，除了同样在中心开展研究工作，在慕尼黑城市生活外，也参加了其他一些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参加7月份的第二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及会后与Don和侯深一道在葡萄牙自驾游。

这届大会在葡萄牙古城吉马良斯（Guimaraes）召开，由葡萄牙米尼奥大学（University of Minho）承办，主题为“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EnvironmentalHistory in the Making）。会前准备过程中，休师根据大会的主题，组织了“环境史创始亲历”（Presentat the Creation）专题讨论组，邀请欧洲大陆、英国（也代表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地区和国家的多位学者参加，介绍和谈论本地区、本国环境史兴起、发展的历程和特色。我也应邀参加了他组织的这个讨论组。一开始，休师想让我负责调研和介绍亚洲环境史研究，我深感责任重大，难以胜任。几经商量，我答应负责梳理和介绍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环境史领域兴起的轨迹，并谈了自己对环境史治史原则的理解，得到了休师的赞同。那个场合，我在增强对很多地区和国家的环境史研究状况了解的同时，也向国际环境史学界同仁发布了“上下左右”看历史的主张。记得很多人出席了7月10日的那场小组讨论会，并参与提问、交流。大会过后不久，休师即通过邮件告诉本小组各位宣讲者，“你们的报告很周到，相互补充得很好；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们随后收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赞赏评论”。同时，也有几位国际友人跟我进一步讨论环境史研究的具体理论和方法问题。我知道，会上的赞赏评论和会后的进一步交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休师的国际学术声誉和人脉，这在纪念他的文章中交代得很清楚。我也因为参加这个会议进一步与欧洲大陆、印度、英国、南非和拉丁美洲的学者加强了联系。所以，一个月之后，我又参加了在巴西里约举办的金砖五国环境史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201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The Great Convergence: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BRICS, ed., by S. RaviRajan & Lise Sedrez），我关于当代中国环境政策演变的发言稿也收录在册。

2014年7月13日，第二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结束后与Don和侯深一道在葡萄牙的自驾游，恐怕是我这辈子最为独特且不可重复的一次经历。这次活动完全由Don和侯深策划，我纯属跟随。他们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租车、预订乡村旅店和国家公园旅馆、考察乡村旅店店主家的葡萄酒庄，等等。不仅如此，Don，一个70多岁的长者，国际环境史学界的真正的大腕，还亲自驾车带着我和侯深，不辞辛劳地奔跑在葡萄牙乡村大地，领略葡萄牙的乡村风光；同时长驱直入，奔向葡萄牙国家公园。7月14日傍晚时分，我们三人登上公园峡谷中的一座小山上远眺，看夕阳缓缓落下，落日余晖中灯光在谷中渐渐亮起。这时候，鸟还巢，人入馆，我们也漫步下山，汇入小股人流。记得当晚，我还在葡萄牙国家公园的那家旅馆中欣赏了足球世界杯决赛，见证了德国足球队赢得大力神杯的那一刻。

去吉马良斯参加世界环境史大会和会后在葡萄牙的自驾游，完全颠覆了我对老旧殖民帝国葡萄牙的看法。说实话，我对葡萄牙这个国家知之甚少，只有从以往的历史课本中学得的那点关于葡萄牙的知识——主要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历史，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脑海中留下了葡萄牙早已衰落，在欧洲国家和国际事务中无足轻重的刻板印象。到了吉马良斯之后，才知道它是葡萄牙的历史名城，素有“葡萄牙的摇篮”之称。整座古城，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那中世纪的城墙遗址、鹅卵石铺就的狭长街道，还有低矮古朴的大学校园，无不给人一种穿越历史、亘古不变的感觉。而自驾游行进在葡萄牙乡间时，整洁、恬静的乡村景致随处可见，路边小店旁人们的闲情逸致更令人羡慕——那一切无关乎什么国际形象，有可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和未来，这关乎历史和自然。当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由得你不想，我们的城市发展魂归何处，我们的乡村振兴路在何方？

这样思考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不断地思考，也是那两个暑期我在慕尼黑生活的常态。在我眼中，慕尼黑是最适于思考关乎历史和自然问题的一个城市，这是我这个世界史和环境史学者对它的看法——不同于一般将它作为德国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的定位。从历史方面来看，我认为慕尼黑既有高光的时刻也有惨淡的记忆。高光的，莫过于自1810年10月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度的啤酒节；惨淡的，莫过于1923年11月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发动“啤酒馆政变”；而高光和惨淡交织的，莫过于1972年8月慕尼黑奥运会及其惨案——这些历史片断，是我去之前早已知道的。去了之后，我才进一步了解到，二战期间慕尼黑曾经先后遭到盟军的71次空袭，1/4以上的市区建筑受到破坏，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1945年美国占领以后，慕尼黑按照战前规模重建起来，甚至保持了战前的街道格局，而且新建了许多造型独特的建筑，使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对于这一点，我2013年第一次在那里的时候，往返于卡森中心和租住公寓、穿行于玛利亚广场和维克图阿连市场的路上已充分领略。因此，用“凤凰涅槃”或“浴火重生”形容二战后慕尼黑的重建，恐怕并不为过。

慕尼黑给我的震撼远不止于此，其中最为珍贵的震撼记忆与英国公园（English Garden）以及伊萨尔河（Isar River）有关，这些都是我到那里之后才产生的。英国公园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旅游景点，按照一般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整个公园占地达到350公顷。由于园林营造效法英国，草地开阔，小径蜿蜒，顺应自然，极少人工雕凿，因此起名“英国公园”，是德国人十分喜爱的天体日光浴场所。我因为职业习惯使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介绍，尤其对它名字中的“English”十分好奇，不禁要深究一步。于是才发现，慕尼黑的英国公园是由英国人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Thompson,1753-1814）在1789年主张建造的。汤普森生于马萨诸塞，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作为效忠派的一员被人视为英国间谍。1776年，他被迫逃离美国去英国定居，1784—1799年在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生活，深受巴伐利亚王室礼遇，在这里担任陆军大臣和其他要职。由于他的功勋，1790年被封为伯爵，此后就叫他拉姆福德伯爵（Rumford）。退休后到巴黎，直到1814年8月去世。汤普森在巴伐利亚负责军事建设，之所以主张建造英国公园，据考证是为了方便军人在和平时期修习耕作和牧养。了解了这些，应用于现实，我现在讲世界近现代历史，涉及1789年的时候，除了重点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也不忘介绍一下同一年慕尼黑英国公园的建立，而且还会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慕尼黑英国公园建设这样的红色历史和绿色历史勾连起来，挖掘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关于本杰明·汤普森的其他事迹，尤其是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贡献，包括与约瑟夫·班克斯一起建立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的史实，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挖掘。

汤普森主建的这个慕尼黑英国公园离卡森中心办公楼很近，是我在慕尼黑的时候最喜欢去的两个地方之一，另外一处是英国公园边上的伊萨尔河。伊萨尔河是慕尼黑的主要河流，也是多瑙河的一个支流，沿西南-东北方向从慕尼黑穿城而过。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感觉河水好清澈呀！还有河边沙滩和河中枯枝无不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所以夏日午后和傍晚，河边野餐和戏水之人无数。深度了解之后才知道，伊萨尔河曾经也遭遇了严重的硬化、污染和断流等问题，那是在2013年欧洲环境史双年会后参加大会组织的伊萨尔河考察项目才了解的。回国后又做了一些资料搜寻工作，进一步了解到伊萨尔河整治的历史，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喜欢将它作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典型案例。原来从2000年2月到2011年6月，慕尼黑市政推行了一个历时11年的“伊萨尔河计划”，通过改造，整个伊萨尔河流区域的发展更为自然，水体也逐渐恢复了自身的调节能力，河边更成为市民的游憩地，这就有了我上面说到的初见伊萨尔河的情景。伊萨尔河的重新自然化，也给了我考察、思考身边河流状况的参照。所以，从慕尼黑回来后，我指导刘梦霏写了《从溪流到水泥沟：关于清华校河景观变迁的探析》一文（《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其中渗透了伊萨尔河重新自然化给予我的启发。

在慕尼黑工作和生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接触与思考历史和自然的机会，包括与来自中山大学的费晟和黄欣小两口结伴同游天鹅堡，从堡中眺望近处的森林和远处的原野；与费晟和来自暨南大学的李云飞老师一道去雷根斯堡，在多瑙河边凭栏赏景；与学生一道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在城堡要塞上鸟瞰城市全景尤其是萨尔斯河中船帆；与侯深、费晟分别前往巴西参加金砖五国环境史会议，攀登里约的基督山并在科帕卡巴纳海滩嬉戏，这些活动也大大增强了我在慕尼黑期间的乐趣与收获。我不禁感慨，众多的像慕尼黑这样不仅有历史有故事而且有河流可亲水的城市，才是天人和谐、魅力无穷的——这便成了我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健康、是否适于生活的基准。

第二次到慕尼黑期间，为了更好地完成有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的研究和写作，我还在两位学生朋友的陪同下，在2014年8月13日，亲自去比利时昔日的冶金工业区列日和马斯河谷作了一番考察。回国后不久完成并发表了论文《“雾气何能致人于死”——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成灾问题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2期）。这篇文章可能是国际学术界首次全面运用中、外文资料，深入研究作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的成果。文章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成因及危害，明确提出并界定了“工业环境史”新范畴及其研究路径，认为工业环境史“也即以工业活动和工业化为主题的环境史研究。这一研究的路径，即是用生态分析的方法，考察生产技术变革和工业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其主旨则是试图揭示历史上的技术变革和企业发展之于自然环境和生命健康的影响或危害”。文章还明确指出，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所折射的老工业基地的环境问题和生命健康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今天叙述该事件的经过，进一步探讨工业化与环境污染及其危害间的普遍联系，以加深对工业化结果的理解，不啻为我们当下预防和治理空气污染或雾霾问题的历史资鉴。这一意图显然已得到国人的理解，因此，文章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

关于卡森中心的工作和我在慕尼黑的生活，应该说的、可以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不过，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这个话题得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