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通过多年的探索、积累，在2016年策划、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策划、研究的目标以及目前的研究进展吗？

答：2018年，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资助。这一次的资助主要是用来研发环境史数据库的，我们已经与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合作，具体落实这项工作，试图在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和数字化方法的运用上做出点新意——或许可以开辟出“数字环境史”新领域，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实践，我们也会有所推进。

这个项目的策划，与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前面提到，环境史曾被列入2006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中。这说明，环境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跟进，是那些年不少人努力的结果，也表明我国史学界研究环境史的队伍初具规模。对于这些情况，2009年我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作了初步总结：“今天，中国的环境史著述层出不穷，不仅环境史论文大量涌现，而且环境史著作也逐年增多。由此，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在扩大，主题在推陈出新。同时，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队伍也在扩大，一批环境史专门人才正在茁壮成长。”其中每一条都附上了具体内容；对新生代环境史学人的成长和发展，还特别以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深博士为例作了细化。

2009年以来，我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就在这一年，世界环境史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加以建设，我想，这与老所长于沛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年，世界史所环境史研究持续良好地发展，除了王旭东、徐再荣、高国荣等同仁的不断精进外，也得益于俞金尧兄的鼎力支持。也是在2009年，云南大学的周琼老师几乎以一己之力成立了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并坚持下来，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这一年，我在原单位北师大也捣鼓了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2010年，河北师范大学在戴建兵校长的领导下也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已做出自己的特色。2012年5月，人民大学夏明方老师和侯深那边与卡森中心合作成立了生态史研究中心，是我国环境史或生态史研究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界标。该中心主办的每年一次的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国际环境史学界一个透亮的视窗。北大包茂红老师多年来一直为构筑世界环境史学完整图景而艰辛努力，2012年，不仅出版了代表作《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成立了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举办了“世界环境史研究前沿”精品课程班，对于扩大环境史的影响并培养环境史新人具有不可言喻的作用。而早于上述各中心，2008年6月成立的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也在稳步发展。该中心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环境史专业学科点，下设“中国环境史”“外国环境史”“灾害、疾病和公共卫生史”3个研究方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方式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环境史研究队伍。南开大学在环境史领域的有力推进，离不开老院长陈志强老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他身体力行，多次发表环境史研究成果。

最近十多年，前面提及的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徐再荣，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社科院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发表了许多非常有分量的环境史作品。南开大学付成双和辽宁大学滕海键在环境史领域也是硕果累累，北师大贾珺在军事环境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社科院日本所陈祥对日本环境史的研究也成气候。与此同时，国内培养的很多以环境史为方向和志业的博士生纷纷毕业，还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国史专业尤其是历史地理口的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其中，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的博士学位论文还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不仅成为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追踪环境史兴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费晟，更是年轻一代环境史学人中的佼佼者，在国际环境史学界已享有声誉。

有感于这些喜人的成绩和良好的基础，在环境史作为史学新领域在国际上发展日趋成熟之际，综合考察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现状，我认为，系统、全面地探讨和总结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如何促进古老的历史学的创新，并以我们自己凝练的话语来表达，可谓正当其时。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环境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为分析和总结环境史对史学的创新问题提供了颇有分量的思考文本，为考量和应对现实社会因环境问题而滋生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智慧。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已走过“有研究无概念”的初始阶段，正在“有概念无学科”的境况下奋力开拓，同时出现了“立学科谋发展”的大势（参见拙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寻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4日）。当此之际，探究环境史已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总结环境史已实现的学术初衷，展望环境史的方向，对于未来环境史研究事业在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2016年初策划、提交了这个重大项目选题，年中选题顺利获准列入指南，年底竞标成功。这个选题的基本思路很快以《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年8月27日）一文发表，其中有我关于环境史的规范定义：“环境史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

至于这个项目研究想要实现的目标，从选题策划之初，就确定了有限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最主要的考量是聚焦于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暂时不涉及我国的环境史研究——这一块留给国内专注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朋友去梳理、总结，我知道中国史学界已有朋友着手做了；即便是国外这一块，我们的关注暂时也很有限，譬如没有专门涉及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者为主的大洋洲环境史，这方面，包老师及其弟子已有很好的研究。而在聚焦的目标中，拟探讨的核心问题则是，当代学者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究竟制造了些什么？生产了些什么？”换句话说，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给古老的历史学带来了什么新气象？为此，本课题计划从新知识和新观念两大层面加以把握和总结，这即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在总体研究框架的厘定和子课题的设计方面，分总论卷和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四个子课题，打算以名为《环境史与新史学》的多卷本著作，集中回答课题锁定的核心问题，意图实现本课题的总体研究目标。

为了统一认识又体现各卷特色，课题组在开题会议之后，又多次召开不同规模的工作会议，并建立了各卷负责人常态沟通机制，以具体落实、推进问题研究。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同时负责总论卷的撰写工作。高国荣负责美国卷，由他整合国内外美国环境史专家一同研究、撰写。国荣值得信赖，我一开始接触环境史时就认识了他，这些年我们一直相互支持，可以说是一起走过来的。张弢负责德国卷，具体整理并思考欧洲大陆德语区环境史研究成果及其对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张弢从德国留学回来，原本专长于中世纪史和欧洲大学历史，近几年积极拓展德国环境史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国内世界史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贾珺负责英国卷，陈祥负责日本卷，他们分别在英国环境史和日本环境史方面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包括与国外相关学者的良好交流与合作，很值得期待。

这里重点谈一下本项目想要实现的目标，及其对未来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现在，整个项目研究工作基本按计划开展，但各分卷进度不一。2020年，是我们必须取得突破的一年，年底要见到各卷初稿。我自己负责的总论卷已按调整后的新目录在撰写。2018年在《史学月刊》发表的《从关注一条鱼谈环境史的创新》一文，是我自己多年来关于环境史创新问题的认识纲要，其中凝练了五句话：以自然为题；拜自然为师；量自然之力；以自然为镜；为自然代言。它们对应的是我关于环境史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历史动力观念、历史评价观念，以及历史研究宗旨观的基本看法，是我自己的有关认识的提升。而将这五个方面综合起来，“想表达一个意思，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史为对象的环境史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好如何对待自然这篇大文章”。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题为《上下求索——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的文章中，我专门介绍了以“上下求索”概括环境史的创新精神的缘起和内涵，据此还对环境史总纲、研究路径等问题作了更加简约的阐述：“环境史学者以‘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史’为总纲。具体研究时，他们聚焦于因这一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既从人类一方去把握人类社会的方方方面与自然世界联结的内容和方式，也从自然一方去了解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影响并制约人类社会的现象和渠道。”这篇文章算是我对环境史创新问题的最新思考：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我概括为“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模式”。“一体”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整体，也即社会-生态系统，或者如Don所强调的“生态球体”（eco-sphere）；“多维”指的是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的各个方面切入这一整体并加以探究的具体路径。与其他历史门类相比，环境史研究和著述的最大特色即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进而历史的时空观念、史识、史实、史料等都得以别开生面，从中可以理解并把握“自然入史”之后历史研究所揭示的一切“过往”（thepast）的整体性和错综复杂性。

这样思考、总结环境史的创新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们今后从事历史研究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以环境史视野和思维在世界近现代史、国别史和英帝国史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成就，包括如何旧题新作，如何挖掘新题，等等——并不是要在题目中加上“环境史视野和思维”字样，而是要以这一视野和思维来指导选题，或者说以论题本身明示环境史视野和思维。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环境史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发展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是坚信不疑的，而且也日益看到了这一意义的呈现。这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对环境史的重视。该中心是2004年由刘新成教授倡议成立的，现任中心主任是刘文明教授。自成立之初，该中心就非常重视环境史主题与全球史的融合，经常举办环境史专题讲座，仅我自己就被请去讲过好几次。不仅如此，中心的诸位老师也积极开展环境史研究实践。刘文明教授有关克罗斯比研究的两篇专题论文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乔瑜博士明确从事世界环境史研究；施诚、夏继果等教授也在积极拓展与环境史相关联的全球史课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中心在它逐渐形成的全球史理论以及各专门研究方向中大都包含了环境史内容；中心刊物《全球史评论》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首师大全球史研究中心的作为中，无疑可窥见环境史之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意义之一斑。

另外一个必须提到的例子，是2019年12月7-8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共同举办了“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研讨会。据向荣老师介绍，他们之所以开这样一个会议，是因为2018年世界史教研室在讨论世界史学科发展方向时，年轻教师夏洞奇提议，复旦要做一点更接地气的研究，一定要重视环境史。他们接受了夏老师的提议，很快策划了这个研讨会。参会学者20余人，来自全国十余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家分别围绕提交论文所涉及的“英美世界的环境”“环境史理论与方法”“水与环境”“环境与社会思想文化”“医疗社会史”“气候与环境”等六个主题，各自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并积极研讨互动。在我看来，本次研讨会除了实质性的问题研讨外，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意味着，从1987年世界史学界前辈侯文蕙老师初次发文探讨美国环境史算起，环境史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已过而立之年，现在，环境史学者可以更加稳健、从容地立足，并与世界史学界同仁比肩开拓——这是年轻学人的呼声，也有赖于年轻一辈的进取。

此外，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致力于世界环境史研究，譬如，新近调入上海师范大学的张瑾老师在拓展非洲环境史研究，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的程晶老师在拓展巴西环境史研究。不管怎样，我本人一直坚信，环境史在我国历史学界一定大有可为——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向对头，我们的个人努力持续不断，我们的研究队伍在日益扩大。

就我个人来说，从研究环境史一开始，就不断思考环境史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和历史学发展的意义问题；在本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环境史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再认识”的发言。之所以说“再认识”，是因为在2010年底我应北师大郭小凌老师笔谈之邀，写了《环境史研究与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一文。文章特别谈到，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明转型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本着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认真思考世界史学科如何发展的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被称为21世纪“新史学”的环境史可以给予一些启迪，指出环境史有助于世界史观念的转变、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世界史与现实需要联系的加强。同时强调，这样发展的世界史，有助于回答时代提出的为什么要追求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每一个公民如何行动等问题，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从经济运行模式、科技到制度和观念的全面转变中发挥更加有益的作用。

打那以来，我又将有关思考融入研究生专业基础课“世界近现代史专题”，以及本科生基础课“世界近现代史”和“世界文明的历程”等课程的教学之中，并发表了两篇小文，分别是《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生态学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7年），以及《“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光明日报》2017年1月9日，理论版）。我非常同意厦门大学钞晓鸿老师说的一点，即“从呼唤环境史重要，到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晓鸿老师深耕明清社会经济和环境史多年，对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2018年11月在厦大主持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关于环境史的某些观点，但是我理解，他作为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来谈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的确是发自肺腑并且可以引领方向的。与他“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要”的指示相呼应，我在复旦会议上强调新形势下再认识环境史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意义时，特别介绍了以“生态世界观”为指导编撰《生态世界史》，在世界史学科范畴内整合人类史和自然史，以及努力弘扬世界史的公共价值等内容，这是我自己近些年的努力所在。

总之，通过这个重大项目研究工作，系统地梳理并总结环境史兴起、发展的贡献，可以更好地规划和指导未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这可概括为“上下求索，情系自然”。其中有些心得体会，包括接触环境史后带来的个人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尤其是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养成，可以跟学界内外的朋友分享——这也是我致力于发挥环境史的公共价值的驱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