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多次听您谈及环境史思维习惯，感到深受启发。请您再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形成这一思维习惯的。

答：关于环境史思维习惯的认识，不是我的原创，我只不过是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维习惯，并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它。具体来说，环境史的“思维习惯”（habits of thought）是美国学者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功用》（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17,No.3(Autumn,1993),pp.1~22.）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是体现环境史功用的重要所在，并成为了环境史学者的信条。其具体内涵有四条：1.人类历史皆存在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2.无论自然还是文化均非静止不变；3.环境知识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4.历史智慧通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确定事实之形式出现。对其中每一条，克罗农都作了深入阐释和重点强调。限于篇幅不展开，有兴趣的学人可以找来看看。

克罗农是美国环境史大家，我虽然与他接触不多，但读他的环境史著述不算少。而我在读他此文时，特别关注了他环境史思维习惯的提法，并把它作为个人开展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这可能是我的一点创见，我也一直是这么思考跨学科方法问题并落实研究的。在2009年参与环保部委托项目“中国环境通史”近代部分的研究工作，2010年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近现代华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环境史研究”之后，我又不断思考如何从事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发表了《环境史思维习惯：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011版）一文。这篇文章在引述和分析克罗农关于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内涵的基础上，特别阐述了我自己的认识。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这里想重复一下：

归结起来，上述思想（指克罗农的有关论述）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化与自然两大系统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或者说是它们二者的结晶。

……

由此观之，环境史思维习惯综合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其着力点，即是“根据那相互作用来阐述变化，也就是关注在自然与社会秩序之间起作用的同时发生的相互的影响”。环境史思维习惯强调，“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环境变迁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决不可能相互分隔的。……

上述环境史思维习惯，必须贯穿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各个主题，并具体落实到资料搜集、整理以及问题分析研究之中。……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对关系的变动不居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所做研究之侧重点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

后来，在许多场合，我反复谈到环境史思维习惯问题，并将其概括为“环境史研究中体现的整体的、有机联系的和相互作用（互动）的思维方式”。至于如何养成环境史思维习惯，我自己的体会和做法是，从日常生活中加以培养。比如，当你漫步时看到一棵大树，就脑洞大开，想一大堆与这棵树有关的问题：是什么树？树龄可能有多长？谁种的？为什么种这棵树？这里为什么选这种树而不是别的树作行道树？等等。这是我经常做的一种思维游戏，几乎是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也没必要去一一回答。不过，这样思考问题，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和提高我们自己观察自然的能力、思考自然与人如何关联的能力。久而久之，你就会养成环境史思维习惯，习以为常。

因为养成了环境史思维习惯，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可以将自己儿时的乡村田园生活、早年的历史研习与现在研究中的所思所想整合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我可以从中理解人、族群、社区及其生活、生产方式如何与自然关联的节点。不仅如此，从事环境史研究，还让我学会了如何超越“小我”——包括我自己、我家庭、我村庄、我城市、我学校、我国度，甚至我种类（人类），等等，去神游大千世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而有可能也有机会将个人生活、工作和事业高度融合，并且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关联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钟情于环境史的根源所在。

问：您参与了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工作。您如何认识环境史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答：我2012年9月开始到清华任教，一年后正式调入。来了之后，除了在历史系上课外，也很快与同在人文学院的哲学系的卢风教授取得联系。我在北师大时，就已经认识卢老师了，是在参加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活动中认识的——这是我与北师大哲学学院田松和刘孝廷教授联合举办的一个活动，是我那时参与跨学科活动的一个领域和场所。到清华后，通过卢老师结识了环境学院的钱易先生，以及钱先生的大弟子陈吕军老师，还有温宗国老师（后来知道他是张坤民先生的弟子）等人。当时，卢老师正在策划筹建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他恳请钱易院士出面主持这项筹备工作。因为钱先生在环境科学界和环保口的崇高威望，她一出面，校内外很多单位和人士纷纷响应。2016年4月，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人文学院、低碳能源实验室等单位共同发起，作为交叉学科科研机构的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定位是：进一步发挥清华大学学科交叉优势，广泛联合工科、理科和文科的一批学者进行深度合作，建构完整、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探讨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力争推动清华大学成为生态文明研究的高校智库，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因为有些相关的思考和研究与成果，就顺理成章地应邀加入了这个中心，作为中心骨干成员，参加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教育教学和课题研究工作。

我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些思考和探讨，是从环境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及社会实践中生发的。在这方面，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生毛达对环保行动的重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甚至教育了我，不仅要将“专业生僻的环保知识写成最通俗易懂的文字传播出去”，而且要学会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参见《活跃在环保一线的博士后环境研究者毛达》，《京华时报》2013年11月11日）。毛达原本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学习环境学（EnvironmentalStudies），回国后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的民间环保组织，是我国老牌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之一。毛达在工作中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产生了很多困惑，感觉有必要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问题。于是，2006年他主动联系我，恰好我那时读过一篇署名大象题为《敬畏自然——正确自然观的表达》（《环境教育》2005年第3期）的文章，见面后才知道是他的作品，聊得很投缘。2007年春，毛达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面试。在毛达和“地球村”的朋友参与和帮助下，我策划了北京市“百人工程”项目“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废物流分析”，并顺利立项。2007年整个暑期，我们一直在跑北京市的社区、垃圾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等单位，调查北京城区的垃圾产生、转运、填埋，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问题，最后写成将近7万字的调查报告（梅雪芹、毛达、池田武：《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状况调研报告》，《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3、4期）。2007年10月29日，我们邀请与调研工作相关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召开调研研讨会，一起讨论了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的问题与危害分析》，被作为“百人工程”学者调研课题优秀成果推介（见2008年4月21日《北京社科规划工作简报》）。2010年，该成果获得了北京市第九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奖三等奖。2007年秋季学期，毛达同学入学就读世界史专业环境史方向的博士生。读博期间，他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去美国休斯敦大学环境史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师从美国环境史和公众史学专家马丁·梅乐西（Martin Melosi）教授，从事美国废弃物问题及其处理历史研究，2010年顺利毕业，博士学位论文已收入《环境史探索丛书》第一辑出版，即《海有崖岸：美国废弃物海洋处置活动研究（1870s—1930s）》（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又介绍他到北师大化学学院，跟随著名的环境友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专家刘正平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二恶英问题认知的历史。出站后，他自创自辟，参与成立或主持成立了几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很快成长为受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的环保达人。除了毛达，还有我指导的硕士生陈阳，毕业后也专门从事公民环保教育活动。他们的成长、成才，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环境史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条新路子，即“绿道”的开拓——以前，我们常说高级人才培养和成长有三条道：“黑道”，即学术之路；“红道”，即从政之路；“黄道”，即经商之路。现在，我们开拓了环境史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绿道”，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因为毛达的关系，我也与“地球村”和“自然之友”等国内几家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建立了联系。亲身参加社会调查以及与环保一线的朋友交流，促使我将环境史学术研究和生态文明教育联系起来。2010年10月20日，我在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作了题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讲座，围绕生态文明主题，从史学前沿领域、历史学观念的更新方面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关联做了一些比较宏观的思考。2010年11月，我应邀在《绿叶》杂志上发表题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历史学者纳什的环保行动说起》一文，在结尾说道：“或许，环境史学者并不能直接提供一套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思考和分析，无疑可以帮助与环境相关的实际工作者更好、更充分地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类在面对生态灾难时，如何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的自然的态度。……以纳什为代表的一群美国历史学者，正是将环境史的这些教谕践行到公共行动和个人生活中去的典范。他们在面对环境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定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都当有真切的体会和启迪。因此，‘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这段文字表达了我对历史工作者尤其是环境史工作者如何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发挥作用的基本认识。简单地说，即是要用环境史研究成果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以培养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人才，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前面在谈环境史对于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时也涉及这一点。2011年，我还特别制作了教育部视频公开课“历史与环保”，既讲述了英国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以泰晤士河为代表的河流污染危害及其治理情况，又讲述了英、美历史学家的环保事迹与情怀，由此认识历史工作者在环保领域的作用。

现在，我对这方面的认识更加系统、明确，这也是来清华之后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的一部分。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参与了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生态文明十五讲”的教学工作，课程同名教材很快出版（《生态文明十五讲》，科学出版社，2015年），我也参加了编写。这门课是在学校教务处的支持下由清华绿色大学办公室组织的，担纲授课的是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14位来自工程、人文、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多方面、全方位地论述生态文明建设。除了在校内参与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也多次受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委派，去其他单位开设“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讲座。与此同时，我不仅参与了由钱易先生和温宗国老师主持的有关生态文明研究的课题，而且主持了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优先引导专项课题“环境史与生态文明行为研究”，有机会更加系统、深入地思考、讨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实践问题。

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简单化约为生态环境保护，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过程。要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则面临着来自许多领域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产、消费、城镇化建设、天然生态系统、文化教育和法制管理等领域的工作。而无论哪一领域、哪一方面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都有赖于人的活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德国政治学者伊林·费切尔在1978年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并强调“迫切需要生态文明”时特别提醒说：我们渴望的生态文明，是以社会主体对于这一制度的自觉意识为先决条件的；它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改变，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的改变才能实现。

所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人的生态文明化（或人的绿化）；要恰当地理解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着重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明确地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人，一种首先具备生态世界观（ecological perspective or world view）的人。我所说的生态世界观，原本指的是“环境史学者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它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主张和生态意识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其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多样性和有机联系性”。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进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它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它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它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事实，已经为许多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从这一事实中，可以深刻地体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些话是在《“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中首先表述的。

对于人类来说，生态世界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持续不断地培养和塑造的。因此，为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并实现其愿景，就需要下力气坚持培养和塑造人们的生态世界观。人们只有首先具备了生态世界观，然后才有可能秉持环境伦理观（environmental ethics）——人类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经长期实践建立起来的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新秩序，并有望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绿色行动观（green initiative）。对于具备这样的世界观、伦理观和行动观的新人，不妨称之为“绿色公民”（green citizen）。

绿色公民培养，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大重任。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2018年6月5日，也即第47个世界环境日，我国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确立为环境日的主题。当日，在国家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这一环境日主题的确立和《行为规范》的试行，无疑切中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点，即公民如何行动的问题。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即是进一步促进《行为规范》落实的有力指南和部署。从《实施纲要》的内容看，进一步指明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公民行动的方向、目标、举措和路径，不啻是针对公民进行绿色行动总动员。那么，如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如何“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诸如此类的问题，既需要学理上的深思和探究，更需要结合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宣传教育实践中加以讨论并努力解决，这包括环境史教育。

所以，你问我如何认识环境史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想归结为两句话：环境史是生态文明新时代所需要的大历史；绿色公民培养是环境史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履行历史教育功能的体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建议，从领导干部到社会各界都要读读环境史书籍，包括我们之前出版的《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科技出版社，2014年）。我这是在模仿十多年前Don在《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一文中的说法：“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道：‘总统需要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植根于过去。’可喜的是，杜鲁门与其继任者们大不相同，他为了工作读了很多历史著作。但是他没有读到任何一部环境史。在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读到。当时这个学科尚不存在。但是假如他今日在位，我们可以给他一张书单，并且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阅读新的历史，吸收它的观点，然后，在智慧与同情中为地球的利益而行动。”（《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Don的这个说法，肯定可以代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环境史学者的心声。这就是，希望各方面人士，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读一读环境史。这样，他们就有可能真正懂得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决策如何举足轻重，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发展与环保的关系——环境史学者并不反对发展，而是不断思考和研究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所以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当下环境史作品可以很好地发挥资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