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19年，您主持成立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环境史与公众史学的发展，这是“绿色公民培养”的一部分吧？您能进一步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和发展规划吗？

答：2019年10月20日，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成立及其工作宗旨的厘定，是我多年来有关思考和整合多方面力量的结果。我前面提到过，2009年我在北师大捣鼓了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现在这个中心依然存在，由郭家宏书记负责。当时，这个中心得到了环保部政策法规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朋友的支持，也有杨共乐院长领导的历史学院作强大后盾，历史学院许多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这虽然是一个“三无”——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室的虚体中心，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包括与哲学学院、化学学院、环境学院开展跨学科团队建设和研究工作，翻译了《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等。2011年6月16日《人类环境宣言》发表纪念日，中心在京师大厦举办了两周年纪念会，与80余名与会者分享了两年间的工作业绩。

2012年9月我到清华后，想再搭建一个能够按自己的思考和设想发展环境史学术、培养环境史人才的平台，这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念头。考虑到清华大学的特色，以及历史学在这里的真实处境，我更倾向于在公民环境素质教育和跨学科服务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开始关注公众史学。2015年暑期，我利用时任学院副院长的彭刚教授引介的学校教育基金会的资源，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境史与公众史学”暑期班课程，学生来自清华大学各院系，Don、波尔·霍尔姆，以及印度学者兰扬·查克拉巴蒂（RanjanChakrabarti）等国际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前来授课，同时也邀请了国内颇负盛名的环保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走进课堂，分享一线环保故事。这一教学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让我看到了按这个思路筹备中心的希望。之后，我带着几位研究生通过互联网广泛调研了世界各大学建设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情况，并草拟了一份中心筹建方案，然后一直在等待机会。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这是我多年来与马来西亚一位华人朋友良好合作的结果。这位朋友就是李达华，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常年致力于公益环保教育事业。他创办了马来西亚第一本环保与生命教育杂志《环环相扣》，带着这份杂志走进校园、社区进行环境宣导，尤其是让中小学生从小就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大概在2008年左右，他想使用我发表的一些文章作为环保教育的素材，发邮件给我以征得同意。据他说，他当时给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发了邮件，我是少有的热情回复并答应的学者。他后来聘我为《环环相扣》杂志的现代环境史学顾问，纯粹是尽义务，我乐于从之。

由于李达华的引介，2017年10月12-15日，我应邀赴吉隆坡参加“绿色世界国际高峰论坛”。该论坛由马来西亚TGV绿色事业公司（TheGreen Venture，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檀香种植企业）旗下的公益组织“绿色世界”（Green World）举办，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行业但共同热衷于环保的600多人与会，并参加包括绿色世界年度颁奖盛典、绿色世界环保马拉松等在内的多项活动。10月14日上午，我在这个论坛上作了题为“树木与树人——环境史与公众史畅想”的主旨报告，引起热烈反响。其间，该论坛组织者、TGV执行董事、马来西亚华商杰出代表拿督钟岩般和他的夫人对我的演讲和我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表示想要寻求合作，以推动环境史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服务于环保事业。

2017年，我也在参与筹备由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世界生态高峰理事会协办的“2017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12月17-18日），我提出邀请李达华参加这个论坛的青年分论坛并得到了中心的批准。这期间，李达华还与我合作，创作了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主题曲《生态文明之歌》（这个歌名是陈吕军老师给取的），随后在这个论坛上唱响，并在论坛之外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流播开来，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合作推动环保事业的巨大潜力。2018年3月，钟岩般先生又亲自来清华大学，与我进一步商谈合作业务、搭建合作平台事宜。几经交流，我们达成共识，由我代表清华大学历史系，联合钟岩般代表TGV绿色事业公司、李达华代表《环环相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共同发起，TGV绿色事业公司全额资助，成立“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Centerfor Green Public History, CGPH，简称“绿史中心”）。

201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清华大学近春园第三会议室，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历史系协办的“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环境保护与公共历史”论坛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环境教育界、环保实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部分研究生共110余人与会，见证“绿史中心”的成立，畅谈环保、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会后，我们也专门写了《共建共享生态家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综述》，近期将由浙江大学陈新教授和李娜教授主编的《公众史学》登载。他们俩都应邀参加了绿史中心成立大会，陈新教授还在有关公众史学发展历程的大会发言中指出，需要借助公众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环境史和公众史的融合，推动绿色公众史学的发展。

在中心成立大会的主旨报告中，Don应邀作了“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的发言，令我大为感动。他开宗明义：“我对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向梅雪芹教授及清华大学致以衷心的祝贺。无论大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它的成功与否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它的成功将构成我们时代所需要进行的人类意识的巨大变革中虽小而重要的一部分。”并给出了六条理由，全面回答了“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的问题（详细内容参见唐纳德·沃斯特：《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写在绿史中心成立之际》，侯深译，《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2期）。

中心成立大会上，我自己也有一个发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三观不正，何以保护环境？三观不正，又何以建设生态文明？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有感于此，这个发言稿中有如下的文字：

一定意义上，“绿色公众史学”是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之后交出的答卷。……“绿色公众史学”，要言之，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变化为主线，对各个时期人类关注环境、呵护自然、参加环保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行为实践的研究。……明确地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人，对于这种新人，我称之为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Green Public or Green Citizen）。致力于培养这样的新人，是“绿史中心”工作的宗旨。（全文参见梅雪芹：《共建共享生态家园——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畅想》，《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2期）

“绿史中心”成立后不久，我阅读TGV绿色事业的开创者钟老先生的传记《我的檀香缘》，并应邀为它的再版作序，这给了我深入认识檀香这个物种以及这家檀香种植企业的机会，由此也理解了其愿意捐资的深层次缘由。檀香是自然大地上的瑰宝，并在人类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上充分展示了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当代，檀香的环保或生态价值也并日益显现。我想，对这一宝物之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本身的非凡价值的认知，是钟老在迟暮之年废寝忘食研究它，矢志不渝亲手种植并打造其“王国”的基础。他的这一举动，绝不是一般的植树造林，而是在创建一种新型企业及文化。这种新型企业，我们谓之绿色环保企业，这是一项绿色事业。对其企业文化之精髓，钟老先生则概括为“创新”和“利他”。因为创新，使得这家绿色环保企业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利他”，使得这项绿色事业日益聚拢起志同道合的追梦人。这样的企业及其文化，显然值得大力推介和弘扬。更难能可贵的是，钟老先生还积极将他的实践经历和感悟记载下来，从而在创造事业的同时，留下了反映事业发展的传记，不仅记事，而且传神。正是从钟老先生的事迹及其蕴含的精气神中，我看到了马来西亚华族奋斗和国家建设的一段历史，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见证。从钟老及其同道倾心经营的“檀香王国”神游到檀香联起来的大世界，谈古论今，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许多相关的问题。譬如檀香及其知识体系建构本身，檀香所联结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关系网络，檀香种植所代表的新型企业的社会与环保责任等方面，都值得系统思考和深入探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是“绿史中心”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绿史中心”是一个沟通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的平台，根本宗旨是致力于绿色公民培养，具体将通过博士后合作研究转化环境史成果、相关课程开发、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来落实推进，这是环境史公共价值的体现。中心成立一年来，基本按计划开展工作。目前，已有三位博士后进站，开展计划中的环境史学术成果转化研究和服务工作。“绿史中心”还多次举办工作坊，邀请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社会环保人士前来讲学、交流，为绿色公民培养献计献策。2019年9月17-19日，邀请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公共史研究中心首位主任马丁·梅乐西教授做了有关城市环境史与公众史学的精彩讲座。10月10日，中心还邀请了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徐刚先生来人文学院做了题为“我与自然文学”的讲座，讲述他与自然文学的因缘。他出生于崇明岛，童年是在这座岛上度过的。彼时的崇明岛还没有摩天大楼，只有花鸟鱼虫与之为伴。正是这些最原始、最淳朴的自然风光赋予了他对自然特殊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破毁坏，尤其是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彻底点燃徐刚先生内心热爱自然的熊熊火焰，使他走上自然文学创作之路。同年，他先后前往武夷山、天目山、海南岛、广西热带雨林、大小兴安岭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当地的护林爱林人士促膝长谈，与他们一起目睹了国家的森林破坏现状。这种愤懑促使他以呐喊的笔调写成《伐木者，醒来！》这部生态文学作品。作品出版之后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林业部的高度重视，对于促进当代我国环境思潮的变化、发展功不可没。徐刚先生的讲座，不妨概括为“以山川大地为题，诗性地史性地写作”。环境史的研究和书写也包括自然文学的内容，徐先生的讲座启发我们思考如何以山川大地为题诗性地写史。

同时，我个人也在绿色公众史学理论建设和绿色公民培养实践方面有所深入和落实。不久前接受《信睿周报》年终特辑访谈，当被问及这一年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我这一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即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努力转化环境史学术成果，积极参与生态文明教育，以推动绿色公民的培养。然后，我总结了2019年所做的11件事：

（1）1月8日，参加《环境教育》杂志社举办的第六届环境教育年会（天津），作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公民培养”的主旨演讲；

（2）在3月3日也即“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这一天，发布“创设‘生态文明日’”倡议书，提议以5月19日，即我国第八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闭幕的日子作为“生态文明日”；“5·19”谐音“我要久”，象征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长久，以及中国人民持之以恒，迈向生态文明的决心；

（3）3月20日，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采访，谈及直面环境危机，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4）4月7日，应邀在“首都科学讲堂”作了题为“我们需要一个生态文明日——从‘地球日’说起”的讲座；

（5）4月23日，参加由生态环境部主办、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暨“生态环境好书连接你和我”图书赠阅活动启动仪式；11月27日参加“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初评会议；

（6）7月15日，参加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为学员作了“作为公共历史的环境史”的讲座。在此基础上，撰写《绿色公众史学——环境史与公众史学在我国的发展》一文；

（7）与马来西亚朋友一道策划“世界绿色行动日”，带领撰写《世界绿色行动日宣言》，并在10月9日于吉隆坡举行“世界绿色行动日321”推介礼暨绿色状元国际绘本大赛上，由多国代表用不同的语言宣读；

（8）11月15日，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作了题为“环境史思维习惯的养成与生态文明教育”的讲座；

（9）12月6日，应邀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了“史学家的乡土之恋——论霍斯金斯对英格兰景观的历史与公共价值的挖掘和弘扬”；

（10）12月7日，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环境史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再认识”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及如何发挥世界史的公共价值，以便更好地为培养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人才服务；

（11）12月9日，以视频方式参与马来西亚绿色事业集团年会，倡导树立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以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绿色公民。

上述工作的主旨即是要积极推动绿色公民的培养，这在已写好、尚未发表的《绿色公众史学——环境史与公众史学在我国的发展》一文中，有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其中写到：绿色公众史学融合了环境史的思维习惯以及公众史学的要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史学实践，它涉及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备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的“绿色公民”；致力于培养绿色公民是绿色公众史学发展的目标。这至少可以在环境史故事撰述、环境教育人才培养以及院外合作等方面加以推进、落实，由此可使公众史学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得到发展。而一门内涵和外延如此发展的公众史学，必将在现实关怀上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生，促使全体公众学会以生态世界观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