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丹麦金最初是英国遭受维京人入侵时临时缴纳的贡金，侵略的威胁解除，丹麦金停止征收。诺曼征服后，封建制发展，封建王权强化，再次开征的丹麦金成为王室财政来源的重要部分。按照原始民主部落的传统，国王征收丹麦金须取得贤人会议同意。诺曼王朝的君主为了顺利征税，继承了这一传统，其税收决策也要经过大会议同意。丹麦金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由于封君封臣制度的实行，土地层层受封，所有权归属模糊不清，加之“过度豁免”等因素，丹麦金的征收最终难以实行，逐渐走向消亡。丹麦金的征收以海德田制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税收体系，为日后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也是英国税制“量出制入”原则的源头之一，孕育了英国赋税理论“共同同意”原则的萌芽。

 

关键词：丹麦金 贤人会议 同意 税权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丹麦金是指交给维京人的各种贡金、赎金、军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等文献称之为“盖尔德”（geld）、“盖福尔”（gafol）、“军税”（heregeld）等。1066年后，诺曼王朝的君主再次征收丹麦金，并将其纳入王室财政，它在《末日审判书》中被称为“盖尔德”，只有一次被称为丹麦金。从12世纪早期开始，才普遍使用丹麦金一词。丹麦金（danegeld）是中世纪早期英国最重要的税项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我国一些世界通史类著作都会提到丹麦金，但专门研究的论著较少；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虽然比较多，但很少将其置于英国税史体系中去评判。丹麦金源于10世纪末英国人向维京人缴纳的贡金，后虽不再纳贡，但它却最终存留至12世纪末。在这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丹麦金发生了何种演变？具有何种影响？笔者将就此展开论述。

一、诺曼征服前缴纳的贡金

维京时代（约8—11世纪）的丹麦金是遭受维京人劫掠的欧洲地区换取和平的贡金，其中英国缴纳得最多。维京人原与伊斯兰世界贸易往来密切，1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地区银矿开采殆尽，造成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白银供应紧张，加上挪威、丹麦政局动荡，导致10世纪末维京人重启对外抢劫的行当。由于英国经济比大多数欧陆邻国好很多，贸易比较活跃，所以首当其冲地吸引了维京人。991年，维京人在英国沿海烧杀抢掠，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吉里克（Sigeric）建议纳贡求和，埃塞尔雷德（Æthelred the Unready，978 — 1016年在位）应允，经贤人会议（Witan）同意，交付1万镑贡金。994年，贤人会议再次同意纳贡1.6万镑。《埃塞尔雷德与维京军队的和平协定》（991年或994年）明确记载，这是国王和全体议政大臣一起与维京人订立的协约，共同决定缴纳贡金。为了纳贡，西吉里克左右腾挪，最后只得将一块30海德的土地授予多切斯特主教，换来90镑银和200曼库斯纯金，才算筹齐贡金。1007年，经贤人会议同意，埃塞尔雷德派出使者与丹麦人和谈，又纳贡3.6万镑。此外，还有1002年纳贡2.4万镑，1009年全体肯特人纳贡3 000镑，1012年纳贡4.8万镑，共计13.7万镑。据统计，991—1012年，英国至少纳贡6次，不仅缴纳时间频繁，而且数额较高。991 — 1051年，英国缴纳的贡金“是西法兰克人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支付的10倍”。与马尔登之战这样的“英雄式抵抗”相比，贡金使得“伤亡少，保护庄稼和牲畜，避免灾难”，维系了威塞克斯王朝的国祚。

1012年丹麦人索凯尔（Thorkell）统率45艘船投奔埃塞尔雷德，1013年索凯尔提出，整个冬季英王都要供养他的军队，转年英国缴纳2.1万镑。此次贡金经国王与贤人会议商议后征收，因供养维京军队，此时期的丹麦金也常被称为军税。中世纪英国政府属于“私人政府”，王廷日常开销、吏员薪俸等由王室财政（国王的地产收入、司法收益等）负责，这很早就形成了习惯和社会共识。但是，供养维京船队的费用远远超出了王室财政的负担能力，于是国王经贤人会议同意后，临时向全国土地征税，常规税率为每海德（hide）土地两先令。丹麦王朝（1013 — 1042年）统治时期，军税成为丹麦国王攫取英国财富的有力工具。1018年，克努特（Cnut，1016 — 1035年在位）收缴7.2万镑，伦敦单独缴纳1.05万镑。哈罗德一世（Harold I，1037 — 1040年在位）延续克努特统治晚期的征收标准，按16艘船每个桨架8马克征税，每年付给船员的佣金达3 000—4 000镑。

此时期，除了享有豁免权的王领（royal demesne）和部分教会土地外，其余国王和教会贵族的土地，以及厄德曼（ealdorman）、塞恩（thegn）、郡守（sheriff）、刻尔（ceorl，自由民）等的土地均需纳税。为缴纳高额税金，许多人被迫出售、出租或抵押土地。克努特统治时期，若不按规定时间纳税，土地将被没收。军税优先于其他捐税征收，税负深重，最终引发抗税起义。1040年夏，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1040 — 1042年在位）入主英国后立即征收苛税，先收缴21 099镑军税，后收取32艘船的税款11 048镑。1041年，他派两名近卫军士兵兼收税官到伍斯特郡强征重税，当地民众奋起反抗，将征税士兵杀死，拒不纳税。哈撒克努特派出侍卫及军队前往镇压，并洗劫伍斯特。古钱币证实了军税税额之高，此次收缴的钱币有两种，一是1036 — 1037年间铸造的珠宝十字架式，二是1038 — 1040年间发行的鸢尾花饰钱币。哈撒克努特在位仅两年，但敛取的钱币数量，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出土的英国各式钱币中位列前三位。

1042年，威塞克斯王朝的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42 — 1066年在位）继位，照例征收军税。几年后，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获得挪威王位，他很快选择与英国讲和，这意味着威胁英国安全的维京人入侵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贤人会议建议下，爱德华审时度势，实施税改。一方面，1049 — 1051年间他将常备军缩减至5艘战船，最后解散船队，取消军税；另一方面，为补足裁撤船队带来的海防空缺，他要求东南沿海几个港口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和水兵，为此它们将获得各自法庭的司法收益。桑威奇、多佛、福特威奇、罗姆尼等同意上述条件，这就形成了“五港同盟”的最初形态。军税的取消不仅对英国海防有重要影响，而且客观上为诺曼征服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丹麦金的继承与消亡

1066年后，诺曼诸王继续征收丹麦金。此时期贤人会议演变为贵族大会议（curia regis），在丹麦金征收时行使批准职能。威廉一世（William I，1066 — 1087年在位）分别在1066 — 1067年、1075年左右、1083 — 1084年、1086年等年份征收。他将丹麦金视作最有价值的权利之一，并于1086年进行全国土地财产调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多地获取丹麦金，而调查结果《末日审判书》则堪称一部丹麦金清册。诺曼征服前，丹麦金几乎都交给了维京人，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英国被消费，一部分到达北欧或被分配，或被熔炼，或被埋在地下保存起来。威廉一世时期，丹麦金主要用来镇压英国爆发的叛乱、为诺曼底等地的战争提供支持、召集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等。1083年，为抵御丹麦国王克努特四世可能对英国的侵袭，威廉下令在全英国征收重税，税率调高至6先令。除了享有豁免权的部分王领、直属封臣的自营地外，其余国王、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骑士的土地，甚至维兰（自由身份的佃农）持有的土地都需上缴丹麦金。由于税率太高，收税官报告很多人无力承担。11世纪70年代制订的《北安普敦郡盖尔德卷档》记录了该郡的纳税义务，例如萨顿百户区有100海德土地，其中“ 21⅔ 海德土地缴纳丹麦金，40海德属领主自营地，10海德是国王享有食物地租（food rent）的地产，海德未开垦”，后三者免征丹麦金。根据《末日审判书》亨廷顿郡的记录，亨廷顿堡（borough）的边地农（bordars）缴纳丹麦金；在赫斯汀斯通百户区，维兰、索克曼（sokemen）根据评估后的海德数量上缴丹麦金。

威廉二世（William II，1087—1100年在位）分别于1090年、1094年、1096年、1097年、1098年等征收丹麦金。其中以1096年的税率最高，为每海德4先令，国王咨询贵族大会议，获得男爵们同意后在全国征税。此次丹麦金总额高达10 000马克（即6 666镑），用于资助威廉二世的兄长——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因税额高、时间紧，主教、修道院院长等被迫拆除教堂的金银装饰，伯爵、男爵、 郡守大肆掠夺他们的骑士和维兰，最终用三个月左右筹足税金，威廉二世则得到罗伯特抵押的诺曼底地区。亨利一世（Henry I，1100 — 1135年在位）在位时年年征收丹麦金，主要用于诺曼底、曼恩等地的战争。1135年，斯蒂芬（Stephen，1135 — 1154年在位）即位后发誓废除该税，但很快违背誓言，依然每年征收，以支付持续不断的战争开支。

金雀花王朝时期，丹麦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最终被亨利二世（Henry II，1154 — 1189年在位）废除。亨利二世曾于1155 — 1156年、1161 — 1162年征收此税，其中1162年以每海德两先令征得3 132镑。丹麦金的取消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抗税直接相关。1163年，贝克特在伍德斯托克会议上向亨利二世宣布，他的所有土地或教会管辖土地拒绝缴纳丹麦金。这是英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成功反对征税的案例。据文献记载，从1155年起丹麦金不再列入《收支卷档》（the Pipe Roll）预算，1163年后不再作为单独条目分列。但在实践中，丹麦金存续时间更久一些，据《收支卷档》《财政署对话》等文本的零星记载，丹麦金延续至12世纪90年代。1194 — 1224年，卡鲁卡奇（carucage）延续了丹麦金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共计征收6次，每次征得几千镑，它可被视为丹麦金的余波。

三、丹麦金的影响

丹麦金处于英国税史的早期，这一时期新税项层出，税收结构变动，赋税理论萌发，税制充满活力，丹麦金具有以下重要影响：

首先，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丹麦金代表了该时期税制的发展成就，其税收体系在同时代整个西欧最为先进，这为1066年之后的税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成熟的税制有待于成熟的田制”，丹麦金根据土地面积征收，以海德制（the hidage system）为基础。从7世纪至10世纪末，海德制历经三百年左右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海德最初指核心家庭，7世纪时转变为土地面积评估单位。7世纪末制订的《伊尼法典》多次记载海德，并规定了10海德土地应提供的食物地租。8至10世纪，海德进一步成为服兵役、建堡、修桥等传统“三项义务”的摊派基础，10世纪时，英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在海德评估制度管理之下，这套制度使得统治者以其他地区无法匹敌的严密程度进行征税。

在田制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套精心设计的税收管理组织：国王通过郡、百户区征收丹麦金，郡和百户区构成丹麦金征收的基本单位，继而下达到村庄。国王任命厄德曼和郡守管理地方财政事宜，通过令状（writ）下达指令,并已经形成将固定数量的海德分配给各郡的税收习惯，百户区法庭则根据海德数量决定如何征缴。丹麦金由郡守收缴，然后上交给国王的司宫们（chamberlain），最后交至监管丹麦金征缴的国库，在此进行称重、鉴定含银量、汇总账目等。这套组织拥有快速收税能力，1006年底，国王及议政大臣决定纳贡，1007年收缴3.6万镑；1011年，国王及议政大臣答应纳贡，1012年复活节收缴贡金4.8万镑，筹措时间都约为数月。值得一提的是，因丹麦金早期的贡金属性，始终是以货币形式支付，其缴纳离不开埃德加（Edgar，959 — 975年在位）改革后创建起来的统一、高效的货币制度。973年，埃德加进行改革，一方面，广设铸币厂。长期运营的铸币厂数量由40个增加至大约70个，分布于几乎所有要塞，钱币产量大幅提高，保障了丹麦金供给。994年交付1.6万镑贡金，约为380万枚银币，994年流通的十字架形银币共计铸造4 000万枚，贡金占比小于10%；1002年支付2.4万镑，约为580万枚，1002年流通的长十字款银币共铸造2 000万至3 000万枚，贡金占比1/4左右。另一方面，统一发布铸币模型，钱币样式定期翻新，严惩造假币等违法行为。通过货币定期重铸制度，政府获取大量收益。据估计，重铸货币的收入占王室年收入的10%—15%。政府根据需要对钱币升值或贬值，并从定期重铸中收取铸币税、币值差额、模具费等。通过改革，中央将铸币权和财政事务牢牢垄断在手中，正是通过货币制度带来的财政收入，埃塞尔雷德政府才足以支付丹麦金。

诺曼征服后，统治者继承上述田制、郡—百户区制、货币制度等一套丹麦金管理体系，发展并完善税收管理机构，如进一步推进温彻斯特国库建设，促成国库独立为中央财政机构，设立国库长一职；亨利一世时期，在国库基础上成立了财政署（the Exchequer）。

其次，诺曼征服前，由于丹麦金的贡金性质，其征收目的明确，遵循“量出制入”的 税制原则，有出则有征，“即征即用”，专款专用，一般不会被国王用于私人消费，这也是中世纪英国“量出制入”可追溯的源头之一。1012 — 1051年间，丹麦金征收数额颇高，在税收结构中占比最大，远超通行税、铸币税等其他收入。据统计，忏悔者爱德华的年度总收入超过8 100镑，当时英国约有70 000海德土地，按常规税率计算，至少可以征到7 000镑丹麦金，减去部分王领、教会土地等享有的豁免税额及征收成本，最终可征得5 000—6 000镑丹麦金，这个数额很可能超过了国王的土地收入。以伍斯特郡为例，《末日审判书》记载该郡共有1 200海德土地，分为12个百户区，按常规税率应征得120镑丹麦金，而忏悔者爱德华在该郡的土地收入为32镑，通行税、铸币税、盐税等收益为62镑，总收入仅为94镑。

诺曼征服后，丹麦金被归入王室财政，其总额和重要性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威廉一世时期，丹麦金应收额与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相当，约为每年5 000镑。但因战乱造成的土地抛荒和豁免权带来的少交、免交等因素，实际所得额持续缩水。威廉二世的年收入约为29 000镑，按常规税率，丹麦金收入为4 000镑左右，约占国王总收入的14%。据道格拉斯推测，到亨利一世时每年仅可征得2 000镑。12世纪时，丹麦金在王室财政中的占比仅为10% — 21%。丹麦金总额减少及地位下降的深层制度原因在于中世纪早期英国“低度私有”的土地所有制形态。5至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 丹麦人和诺曼人先后入侵不列颠，不断干扰和打断英国土地私有化进程，造成其土地私有化程度低于同时期的法兰西，更远低于罗马帝国。1066年后，英国实行封君封臣制，除国王外，各级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领自上一级封君，于是土地所有权在封建主中分割开来，而且经多层分割后变得模糊不清，这造成以土地为课征对象的丹麦金征收难度加大。此外，国王过多地豁免丹麦金也加剧了这一局面。对于在英国获得封地的诺曼贵族而言，丹麦金是新税，为了鼓励他们接受该税，诺曼国王常以令状形式授予丹麦金免税权。为获臣属支持，威廉一世主要豁免直属封臣自营地的丹麦金；后世国王不断扩大豁免权范围，加大豁免额度，最终形成“过度豁免”，严重影响了丹麦金的总收入。如亨利一世于1100年颁布《加冕宪章》（或称《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骑士的自营地免于丹麦金，亨利一世《收支卷档》（1130年）格洛斯特郡的记录显示，除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外，医师、男管家等都享有丹麦金豁免权，数额从30多镑到两先令不等。这一年丹麦金应收总额为4 355镑12先令7便士，实际征得2 374镑12先令11便士，豁免额1 810镑17先令1便士，欠额170镑2先令7便士，豁免额超过应收总额的40%，仅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一人就享有244镑免税额。

为了寻找更丰厚的财源替代征收难度很高的丹麦金，从威廉一世开始，历代国王不断进行税制探索，最终亨利二世发现了一种新税——动产税，并于1166年首次开征。该税“在观念上源自教会，在机制上来自任意税”，以所有权明确的动产为课征对象，极少授予豁免权，收入额数倍于丹麦金。例如，1207年征得5.7万多镑，可较好解决国王对战争开支等巨额资金的急需。因此，动产税逐渐取代丹麦金，成为税收结构中占比最高的主税项。

最后，丹麦金孕育了英国中世纪赋税基本理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萌芽，尤其是孕育了“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原则——国王征税必须取得全 体臣民的同意——的萌芽。该原则大约成形于1200年前后，而征收丹麦金需要获得权力集体“同意”便是该原则的前身。

贤人会议是国王为寻求议政大臣们的建议而召集的会议，作为原始的部落民主制的遗存，继承了日耳曼人集体决议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贤人会议由国王召集，教俗两界重要人物参与，人数不等，地点不定，一般选取宗教节日及重大事件发生时召开，如国王加冕、远征前夕、大战在即等。贤人会议在审议和批准法律、地产转让、推举和罢黜国王、特权授予等方面行使建议、授权等重要职能。在它行使职能的四百多年中，逐渐形成“同意”的传统。而贤人会议留存下来的主要文字记录——法典、特许状等显示，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至7世纪。《威特雷德法典》（695年）、《阿尔弗雷德与古思鲁姆的协定》（886—890年）、《埃塞尔雷德第五法典》（1008年）等均在前言中强调是经所有重要人物同意后颁布的。10世纪之后，“同意”已经成为特许状的固定组成部分和典型特点，其中也常说明该文书经见证者同意并确认。此外，“同意”还是王位继承的关键程序。653年，麦西亚国王彭达（Penda，632—654年在位）接管中盎格里亚政府后，打算让其子皮达登上中盎格里亚王位，皮达虽有来自母亲一方的血缘保证，但为确保继承王位的完全合法性，他仍需获得中盎格里亚贤人会议的同意。从9世纪后期开始，贤人会议逐渐发展为有规律召开的、众多人出席的集会。10世纪上半叶，随着英格兰实现统一，贤人会议转变成全国性集会，在王国事务中发挥着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

贤人会议为维护王国利益而同意征收丹麦金，首次将“同意”与税收建立联系，成为权力集体执掌税权和“共同同意”原则形成的源头之一。据记载，994、1002、1007、1012年的丹麦金都是国王及其议政大臣们共同决定缴纳。莱昂亦指出，991、994年的丹麦金都经过贤人会议同意后征收。据亨廷顿的亨利记载，1007年经贤人会议共同同意后纳贡。此外，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教会贵族的建议和“同意”推动了丹麦金的发展：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吉里克、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等坚决反对国王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充贡金，而是建议、支持国王向全国土地征收丹麦金。

1066年后，诺曼统治者继承了先前丹麦金的估税方式、征缴管理、“同意”等税收习惯。12世纪时，除了丹麦金外，征收封建税、动产税等其他税收也要经过贵族大会议的同意，这促进了“同意”原则的发展。与贤人会议相比，贵族大会议掌握的税权有所扩大。1110年，亨利一世长女出嫁，依封建契约征收协助金，税率为每海德3先令，该税获得贵族大会议同意后征收。1166年收入和动产税、1188年萨拉丁什一税等新税均是经贵族们同意后征收。1193 — 1194年，经贵族共同同意后，征收理查一世（Richard I，1189 — 1199年在位）赎金这项封建税，这更加确认了“同意”原则。在此后的征税实践中，征求“同意”的群体由贵族向郡代表、城市代表、商人代表等大众扩展，“同意”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共同同意”。1215年，“共同同意”的税收习惯成为一种文化共识，作为单独条款写入《大宪章》。13世纪初，赋税基本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共同同意”原则最终得以确立。从长远来看，该原则亦是欧洲文明元规则中“同意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丹麦金承载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主要税制成就，诺曼征服后，这些税制遗产获得继承与发展。丹麦金虽历经沉浮，最终消亡，但其开创的国王征税必须取得权力集体“同意”的税收习惯，在动产税等新税的征收过程中得到延续，并在频繁的征税实践中获得确认，形成规则。13世纪初，英国确立起赋税基本理论最关键的部分—— “共同同意”原则，成为议会控制税权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