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访谈  陈衡哲往事拾遗

刘开生

介绍陈衡哲的一生经历，除了她自己早年写的《陈衡哲早年自传》之外，还有史建国著《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和王玉琴著《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两部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再现了陈衡哲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毕竟陈衡哲是一个距今比较久远而影响比较大的人物，这些著作出版后仍有人继续研究而有新的发现，本文意在为读者呈现这些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陈衡哲在“女子中西医学院”学习的情况

女子中西医学院，当时的上海报纸又称其为女子中西医学堂、中西女医学堂等，陈衡哲在这个学校共学习了五年，该校由上海知名士绅李平书及番禺籍女医生张竹君创办。但陈衡哲在其英文著作《陈衡哲早年自传》对在该校的学习介绍得很笼统，基本上介绍的是在该校的三年预科的学习情况，在书中对少数人物和地点还采用了化名。无论是史建国还是王玉琴的著作有关陈衡哲在该校的学习情况，都只是引用了《陈衡哲早年自传》中的介绍，实际上该校的学习分预科和正科两部分。陈衡哲十七岁预科学校结束时接父亲电报要她回成都。1908年1月，在参加了女子中西医学堂预科的毕业典礼之后，陈衡哲动身赴成都。经过五十七天的长途奔波劳顿，终于见到了分别多年的父母和弟妹们，享受了几个星期的父母的抚慰和弟妹的欢聚之后，她得知，原来父亲为她在当地一个高官家庭挑了一个品貌学问都不错的年轻人作丈夫。得知父亲的意图，陈衡哲很坚定地告诉父亲，自己不想结婚。经过激烈的抗婚后于1909年初回到到上海后，再次进入“女子中西医学堂”读正科直至1911年初毕业。

在“女子中西医学堂”的五年求学时光中，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被视为“全校最聪明的学生”。在课堂上，她初步展现了她的语言天赋和写作才能。所以，在预科和正科的两次毕业典礼上，有一个“毕业生读文”的项目，两次典礼都有陈衡哲上台读英文文章，预科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读的文题为《全身主动赖脑论》，正科毕业典礼上朗读的文题为《医生之爱心论》，都是与医学有关的文章。能用英文写作，并能在毕业典礼上朗读，可见其程度已不低。

1909年1月24日的《上海报》第一版还在“论说”栏目中发表了署名“中西女医学堂陈衡哲稿”的《论竞争与倾轧之别》的一篇短文，该文应为陈衡哲在校的一篇国文习作或毕业答卷，因为稍后《女报》也曾发表过一篇同是该校学生的同题短文。陈衡哲的文章全文如下：

竞争非倾轧比也。竞争者，奋勇以求必胜，不患他人之优，唯恐一己之劣。其所凭者公理，有公理者必不挟私心，进步速而人才出，至有益之事也。倾轧者，怠惰而希人败，唯患他人之优，不恤一己之劣，其所据者私心，有私心者必不顾公理，群力涣而奸（讦？）风盛，至无益之事也。二者形式略同，而考其内容，实有公私之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迂儒不察，见倾轧之有损无益也，乃并竞争而非之，是亦误矣。夫学务不竞争，则难以宏智识；商业不竞争，则难以谋生计；兵事不竞争，则难以保国家。战国之乱，或以法术称，或以刑名著，或以阴阳形势传。诸子大兴，百家并起。人才之所以众多者，以其能竞争故耳。今欧西各国，地丑国齐，莫不持竞争之宗旨，以对峙于优胜劣败之场，故国势日以□进。吾国之人，则籍竞争之名，以倾轧同类，但求有利于己，不□□□人，于是竞争之势日衰，而倾轧之风乃日盛，出乎此则入乎彼。人心之险诈如此，天下尚安有公理耶？

玉生于山，而碔砆之类即生于山石之中，不知者误以碔砆为美玉，而于是售其欺矣。事有似同而实异者，其斯之类欤？夫人情莫不好胜，君子与小人同焉者也。然而君子之好胜以义，小人之好胜以利。为小人者，且欲破坏君子之义，以达其谋利之目的。东汉之党狱兴矣，李膺、陈蕃之徒，目之以清流，而为孙程、单超等所压制，是倾轧也。而可谓之竞争乎？北宋之党籍起矣，司马光、苏轼之徒称之以守旧，而为章惇、蔡京辈所排挤，是倾轧也，而可谓之竞争乎？夫借竞争之名，行倾轧至实，充其祸之所至，不止及于一身，而必及于一国。方今时事日危，立于社会者，不竞争则归于淘汰。若以倾轧为竞争，则治丝益棼，而国事更不堪问。呜呼！可不慎哉！

陈衡哲的研究者们开始认为她最早发表的文章是1915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的《致某女生书》，后来又有人发现为1912年8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译文《改历法议》，其实1909年1月发表的这篇文章才是陈衡哲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该文以粗浅的文言文写就，带有明显的八股味道，有科举时代的遗风。然而文章有理有据，开合有度，整体的对偶结构和大量骈俪句法的使用，令文章文气充沛。而诸多事典的运用及中西国情的对比，也展示了作者对时事的关切。该文既显示了陈衡哲对文史掌故的熟悉，还可直接看出她在医学院里的国文课上所受训练的成果。

此后，1906年由李平书等人出资创办的上海医院成立，在落成典礼上，陈衡哲作为女学生代表发表演说。1911年在上海保界运动举行的会议上，她还作为上海女学界的代表两次在会议上发表演说，经过这些历练，陈衡哲已略具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风范，在上海女界逐渐崭露头角。

陈衡哲在常熟学习世界语

1911年的1月毕业之后，她到了常熟的姑母家。世界语已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1909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会。世界语会的章程规定，一地只要有会员十人以上，即可设立地方事务所，常熟大概是第一批设立世界语事务所的。陈衡哲走南闯北，又经过女子中西医学堂这几年的学习，眼界大开，已有了初步的世界意识。知道了常熟有个世界语事务所之后，她就加入了该所，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根据世界语会的规定，函授学习需一年。

陈衡哲学习非常认真。由于她已经有了一定的英文功底，掌握世界语可以事半功倍，故而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申报》的一则《中华民国世界语会消息》中提到的两次月考，陈衡哲两次都是超等第一名。而超等要求非常严格，凡涉有文法之错误，“均不得列入超等”。由于她在学习世界语时的优异表现堪为其他人的榜样，同时可能她热心于事务所的事务，在入会两月后被推举为事务所的主任干事。

在海德夫人家度过在美国的首个寒假

陈衡哲到美国后先是在位于纽约州东南部的波基普西市的普特南女子学校就读，该校是瓦萨学院的预备学校。

陈衡哲进入普特南就读是在1914年的秋季学期。美国学校的秋季学期一般在圣诞节前结束，之后即是三周至一个月的寒假，普特南学校也循例从1914年12月17日下午起放寒假。由于学校不提供住宿，陈衡哲必须找一个暂住地度过假期。她在美国无亲友可供落脚，只好联系女青年会的波登女士，介绍她前往普莱恩菲尔德市的海德夫人处度假。陈衡哲自12月18日抵达海德夫人家，1月8日返校，在这二十天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海德夫人对陈衡哲极为疼爱，二人情同母女。这段交情，对离乡去国的陈衡哲无疑是极大的慰藉。

美国寒假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与元旦。12月24日夜，陈衡哲随同海德夫人在海德夫人的友人喜连夫人处晚餐。饭后则赴城中公园游玩，见证了全城市民在公园里齐唱赞美诗的盛况，这令陈衡哲有“与人同乐”之感。12月31日夜，陈衡哲随海德夫人在米特夫人家午餐，之后在“公共跳舞场”与众人一起迎新年。当钟声响起时，全场灯火尽灭，突然有星形大灯从高处垂下，这时大家互道祝福，这种节日风俗，令陈衡哲眼界大开。

海德夫人极为好客，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有意思的是，也有的客人的朋友或子女此时正身处中国，当陈衡哲在海德夫人家中读到他们从中国寄来的信件，看到南京明孝陵和北极阁的风景照片，大有“故国明月之思”。

受海德夫人邀请，陈衡哲期间还两次赴纽约观看话剧。其中一次演的是中国题材，剧情幽默诙谐，舞台上的女子打扮极为夸张，梳着双丫髻，头上簪满首饰，头发油光可鉴，衣裤不伦不类；男子则身穿五彩绣花衣，裤脚却如下等苦力一样裹扎着。如此奇怪的打扮让陈衡哲心情复杂。尤其令她难堪的是，舞台上扮演中国男子的外国演员，人人头顶梳着发辫，不时大幅度地摇晃，以博取各种笑谑。实则1914年的中国男性，绝大多数已不再留辫了，可在西人眼中，中国男子在脑后拖着的辫子一直是离奇的装束。陈衡哲希望中国留学界能出面干涉，可见这次观剧已触动她的民族自尊。

在陈衡哲留美生涯中，这二十天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对她却是融入美国生活的重要一步。还值得注意的是陈衡哲此时对于女子参政的态度，此时美国女子参政运动正处于高涨之时，海德夫人本人对女子参政极为热心。在告别时，海德夫人曾希望她归国后投身妇女参政运动，陈衡哲则答之以微笑，含蓄地表明自己对女子参政的消极态度。这也暗示，她将要选择的是与之迥异的文字、学术事业。

陈衡哲将这一段度假的经历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一篇《冬假杂记》寄回国内，登载在1915年6月的《女铎报》上。

陈衡哲夫妇最终留在国内的实情

杨绛在记录解放前夕一次她与陈衡哲两家和胡适一起的聚会中写道：“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下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

一篇《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为何留在大陆》的文章披露，其实一开始任鸿隽与陈衡哲已决定去美国，因为他们三个孩子都在美国，他们去美国，既避开了战乱，又可以一家团聚，故他们正“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但事实上，他们留下来了，原因何在？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

当时的上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吃碗面也要“去一百五十万元”，随着战事迫近，上海也人心惶惶。滞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探讨局势，商讨何去何从，任鸿隽的家——高安路14号，成为朋友们谈天的据点。留在上海的竺可桢也参与其中，并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5月1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四点至高安路14号晤叔永，渠适出。与衡哲谈及香港逃难事……六点叔永回。未几林伯遵亦来谈，伯遵以妻子均在沪，不愿远离。叔永以基金会董事如咏霓、梦麟（按：即翁文灏、蒋梦麟）均劝往香港，周寄梅亦然。但叔永、衡哲则欲赴美国，否则不动云。”

接下来几天中，炮火终夜不绝，竺可桢“几不能成寐”，虽然他19日就收到了杭立武的来电，知道已为其办护照，可“乘机飞穗”，但是，连日的阴雨天气使得“飞机不能出动”，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取不出来，只得继续留在上海。

5月25日，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打电话与Sophia（即陈衡哲），未通。故余即外出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知叔永廿二日飞香港，叶良材同行。衡哲颇怨叶坚持叔永赴香港，但只有二张机票，故渠不能不留沪，以待轮通时再往港。但实际渠等小孩三人都都、书书、安安均在美国，故叔永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渠现只有一女仆，昨夜颇为惊恐，故谓如余愿往，可下榻其寓。余以不便谢之。”

任鸿隽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然而，炮火连天中，大家纷纷逃难，真是一票难求。“中基会”的秘书叶良材弄到了两张飞机票，坚持让任鸿隽先跟他一起去香港，“待轮通时”陈衡哲再到香港与之会合。在没办法的情况下，22日，任鸿隽随叶良材先去了香港，陈衡哲只身留在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炮声隆隆，身边只有一个女仆相伴的陈衡哲非常恐慌，邀请在上海避难的竺可桢下榻其寓，但竺可桢觉得孤男寡女在一个屋檐下，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故婉言谢绝。陈衡哲急着离开，却迟迟没能买到去香港的船票。好在此后不久，陈衡哲找到了一个人陪她。竺可桢在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陈衡哲谈昨赵志道曾在渠处夜宿。”

赵志道是杨杏佛的妻子，杨杏佛与任鸿隽同是科学社的创办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因此陈衡哲邀她来陪伴自己。此后不久，她的表弟也搬了过去。6月14日的竺可桢日记写道：“晚至高安路晤陈衡哲，知其表弟庄君现移寓其处，则不感寂寞矣。”

正当陈衡哲焦虑恐慌时，已经进驻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竺可桢1949年5月30日的日记写道：“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这段时间经常去看望陈衡哲的竺可桢当然会将此消息告诉她。既然陈毅保证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这样的人物都不需要离开，那么，作为科学家的任鸿隽和作为学者的陈衡哲就更不需要离开了。

果然，此后不久，中共相关人员就来接洽“中基会”的相关人员，任鸿隽作为“中基会”的董事，他的妻子陈衡哲自然是重点人物。竺可桢在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叔永处，遇林伯遵，知基金会亦有文教处人前往接洽。叔永或一二星期内或可回。”

 

日记中的“文教处”，即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共接收上海时用来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组织。当时，钱俊瑞是文教处的主任，副主任是李亚农，这一时期，李亚农曾邀请竺可桢与陈衡哲一起吃饭。在这种情形下，陈衡哲放下了疑虑，准备让任鸿隽回沪。1949年6月5日的竺可桢日记写道：“七点至叔永家，陈衡哲与余商催叔永回沪事。”

不仅如此，任鸿隽的行踪，还惊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市长询及叔永，谓望其加入八月初北平之科学会议，谓盼余能往云。”

第二天，竺可桢就向陈衡哲转达了陈毅的愿望。他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膳后至高安路晤陈衡哲，告以陈毅于昨日曾询及叔永是否能参加科学会议。”

在竺可桢与陈衡哲屡屡去信劝说下，任鸿隽决定回来。1949年6月22日的竺可桢日记写道：“晚膳后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适陈其可（祖源）亦在。知叔永亦有电来，谓将乘轮回沪。但昨日中央机炸英国轮Anchises，故目前恐一时邮轮不敢进口矣。七点在衡哲处吃稀饭。”

虽然任鸿隽决定回来，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衡哲似乎并不太高兴。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五点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渠方读《庄子》并作诗以发牢骚。适其表弟庄权（号巽行，前重庆兵工厂厂长）亦来，共进晚餐，并饮五加皮一杯。据陈衡哲云叔永已来二电，均云待轮返沪。”

虽然任鸿隽致电他们说要回沪，但似乎仍犹豫不决。从6月延迟到8月，任鸿隽依然在观望。……在迟疑犹豫了四个多月之后，任鸿隽最终还是回了。1949年9月13日，也在北平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知叔永已到京。住东四七条侯德榜处，上午来寓，余在协和未晤到。余约明晨往见之。”

在动荡的年月，老友见面难免话苍凉。“四个月之久”，可以想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这分别期间所受的煎熬。当时，美国是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三个子女都在那里，好朋友胡适也在那里。可陈衡哲因买不到赴港的船票，很难出去；任鸿隽很难抛下妻子，只身赴美。当年任鸿隽在向陈衡哲求婚时曾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当妻子滞留上海的时候，任鸿隽已别无选择。

从竺可桢的日记看，他的朋友多是希望他留北平的。任鸿隽没有能赶上参加8月初的科学会议，在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观礼仪式之后，最终听从了妻子陈衡哲的意见，选择了回到上海。

在上海，他们夫妇俩都受到了重视和优待。任鸿隽除了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外，还担任过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也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由于她的眼睛患白内障，视力很差，且有消化道疾病，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也不在公开场合出现。

陈衡哲去世前见到了小儿子任以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之后，美国政府也逐步放开对华裔人士回国的管制。1974年2月，任以都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职员组成的一个访华团到大陆访问，陈衡哲、任以都母女俩终于在分别二十五年之后团聚了几日。陈衡哲为女儿在国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以都的来归也让她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愿自己还能够再见一见安安。

然而，无论是史建国的《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还是王玉琴的《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都说“她终究没能等到安安回来的那一天”。但一篇题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晚年生活》的网文告诉我们，安安是回来见到过母亲的。

《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晚年生活》署名作者为“未知”，但在文后注明“口述者为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研究部主任”。文中写道：“安叔叔（任以安）从美国回来看望她。三娘母不让他去住宾馆，她对安叔叔说：‘你是我儿子，小时候是在我床边安一小床睡觉，长大了还是我的儿子，现就在我床边靠近这堆乱书旁，铺一地铺睡吧。’安叔叔这一世界知名的地质博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任全美地质学会会长），顺从地屈就于此。这些天也是安叔叔同好娘（儿女们都是如此称呼自己心爱的母亲陈衡哲）人生最后相处的日子。”

文章没有提到以安回国的时间。《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中收有任以书写给任尔宁的两封信件，第一封写于1974年10月5日，信中提到“安叔叔申请已经二三年了，护照早已拿到，就是这边（按：美国）不批准，据说因为等待回国的人太多，也没有什么办法，听其自然吧！”第二封写于同年11月9日的信，并未提到以安回国的事。据此推测，以安回国时间应在1975年，此时距陈衡哲逝世仅有数月。

载《书屋》2022年第1期《人物春秋》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