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9787522802213

作者：吉喆

简介：都铎时期是英国农村土地确权的启动时期。土地产权的明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英国从封建主义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本书以都铎时期英国农村土地确权为整体研究对象，探析英国农民和领主土地确权的原因，并运用丰富史料展现这一时期土地确权的全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本书运用历史学、法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宏观研究和个案探讨相结合，有助于深化国内世界史学界对英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研究。

作者简介：吉喆，河南开封人，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农业史。曾在《史学月刊》《历史教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承担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河南省教育厅项目1项。

序言

吉喆是我在南京大学带的博士研究生，2015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河南师范大学任教。今闻她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都铎时期英国农村土地确权研究》即将问世，不胜欣慰，在此致以由衷的祝贺！

吉喆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16世纪英国圈地与私人土地产权》为题，其在学位论文答辩时，就以思路清晰、史料丰厚、将老话题做出新意而获得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可是她没有满足这样的评价，更没有放弃这个题目，入职后，一边教书，一边笔耕不辍，若干年后不论是论题的深度、广度还是篇幅，都获得明显的进展，成就了一部学术专著！这样算来，这部书共用去了10年光阴。如果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有生命力、不那么狭窄又可不断开拓的题目，并且坚持做下去，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治学之路。稳定的研究方向不一定意味着成功，但它一定是产生精品力作的必要条件。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欧美史研究尤其如此。我曾说过，西方文明是距离我们最远的文明，无论在地理上、心理上还是文化色带上，莫不如此。浅尝辄止，不甚了了，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即便简单、具体一件事的判断和描述，也可能似是而非，甚至张冠李戴，何况都铎圈地运动这样繁复的课题？因此，学习外国史非下苦功夫不可。其实，西方人观察研究中国问题同样不易，所以他们将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问视为一个特殊领域，有相当难度的研究领域，称为汉学，从事汉学研究的人被称为汉学家。

在中国，人们对英国圈地运动并不陌生，尽管已经过去四五百年，但从学界到坊间，仍然会提起它、议论它，似乎耳熟能详，可是人们果真了解它吗？一般的“圈地印象”，认为“圈地”因羊毛生意刺激而兴起，领主利欲熏心，残忍地驱逐佃户，圈占耕地为牧场，因而圈地运动被称为“羊吃人”运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圈地印象”维度，认为欧洲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就是对农民的剥夺；圈地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也牺牲了很多无辜的农民，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消失的阶层。人们相信这样的“圈地印象”，而且相信那样的“牺牲”是必要的，因为英国人成功了，他们率先完成工业化！苏联曾理直气壮地用“挤压”农民和消灭富农的办法改造传统农业，吃了亏；我们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教训，大概都与这种非真实的历史误导有关，以为西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国际学界的百年学术史、国内学界近40年的研究成果，正在揭开圈地运动的历史真相，吉喆这部著作是这些成果的一部分。根据这些研究，以往我们的“圈地印象”应该受到质疑，从而得到矫正。

首先，16世纪圈地规模有限，不像莫尔所描绘的那样铺天盖地，“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实际上，土地被围圈的比例，保守的研究不过百分之几，最大胆的估计也没有达到一半，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依据当年都铎政府圈地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的案例，而不像莫尔仅凭一腔义愤。托马斯·莫尔身居高位却为弱者发声，值得尊重；圈地运动初期国王也是反对者，政府着眼于社会稳定颁布《反圈地法令》，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历史事实不容更改。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16世纪只有少部分土地被围圈，17、18世纪“议会圈地”才是圈地的主要部分，那时圈地已完全被纳入法律轨道。

其次，圈地主要不是用于养羊业。长期以来，“圈地”总是与“养羊”连在一起，圈地主要用于牧羊吗？非也。19世纪末利达姆的研究就明确否认了这一点。以史实和相关数据为依据，利达姆明确指出，那一时期的作者显然夸大了耕地变牧场的现象，错误地将其认作圈地运动的总方向。不能否认，国际市场对羊毛的需求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并导致大片耕地变为牧场，然而并非所有圈地都变成了牧场。H. R.托尼，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提供了英格兰农牧业用地比例——种植谷物的耕地仍高达87.7%。圈地后只有少部分变成牧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领主非法暴力圈地确实存在，是赤裸裸的掠夺，暴露了早期资本的失范与贪婪，他们对失地小农造成的痛苦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过合法圈地才是圈地运动的主流。一般有如下几种圈地方式。通常的方式是“契约圈地”：双方依据此前领主与佃户签订的土地契约，契约详细陈述双方的土地权利，存放在庄园法庭档案中，其副本由佃户自己持有。还有“法庭圈地”，即依据法庭判决圈地。在这种圈地方式中，土地契约仍是诉讼中最重要的凭据，即便官司打到王室法庭，其也要派专员来到所在庄园法庭，在看似故纸堆实则珍贵的档案中查阅契约，并以此判定圈地是否成立。领主败诉并被命令拆除非法圈地的案例屡见不鲜。诉讼双方不一定是佃户与领主，领主与领主、领主与乡绅、佃农与佃农之间也常常因圈地走进法庭。再者就是“协议圈地”，16世纪中叶后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协议双方是圈地当事人，也可能是村庄共同体一致达成协议。其中有可能通过货币补偿方式达成协议，即圈地者买断所有争议的产权，进而达到圈地目的。最后是“非法暴力圈地”，即靠强制和欺骗手段圈地，确实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非法暴力圈地是圈地运动的污点，却不是圈地运动的标识，事实上这种行为一直受到佃农的强烈抵制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并最终被圈地运动本身所抛弃，下一阶段圈地运动走向法律程序严密的“议会圈地”即是明证。

谁是圈地运动的主要角色？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渐清晰起来。领主无疑是圈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不过这仅仅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事实上佃农也在圈地，富裕农民更是举足轻重。具有经济实力、最先开拓农村资本主义雇佣经济的大农，更急于摆脱共同体田制的束缚，因而更热衷于围圈条田、扩张土地。对此，20世纪初的盖伊，其后的沃勒斯坦和摩尔皆持相同的观点。巴林顿·摩尔特别重视大农的开拓作用，他认为推动农业变革的“真正先驱”，恰恰是这些大土地承租人和富裕的个人资产拥有者，而不是“那些被追捧的少数有进取心的领主”。有资料证明，圈地的主要部分是由大农—乡绅阶层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文献上明确记载为“领主”的圈地人，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庄园领主，而是新兴的大农和商人，他们从土地市场购置土地后成为乡绅，进而成为庄园领主。当治安法官将圈地者名单提交给圈地调查委员会时，所谓的乡绅或庄园领主名单中，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不久之前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农夫。总之，包括大农在内的农民也在圈地，不可小觑，农民圈地亦为历史真相，以往鲜有提及。

说到农民圈地，不得不说一下“圈地”概念本身，这有助于理解圈地何以不能离开农民的普遍参与。所谓“圈地”，是相对于“敞田”而言。什么是敞田（open fields）？其一，它由庄园内分散成数百条乃至更多的狭长状的条田构成，条田之间仅用草垄分割，没有永久的围垣。每个佃农的耕地不是集中在一起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块上。其二，采取轮耕制。这些条田不是永远归属某个佃户，而是定期轮换，所以人们指着一块地说，今年它是自己的，明年就是别人的了，而现在是别人的那块明年则是自己的。这就是所谓“轮耕制”。其三，实行共同放牧制。在轮耕过程中，当某一地块休耕时，其成为所有村民皆可使用的公共牧场。不难看出，敞田制具有明显的村庄共同体背景，村民有相当程度的协作，具有悠久的日耳曼传统；另外，当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这种统一的制度安排势必限制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遭到村民的抱怨。所谓“圈地”，在形式上就是将自己分散的条田集中起来，宣示圈地者对这块土地的权利。佃农分散的条田逐渐走向集中，绝非朝夕之功，没有农民的普遍认同和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圈地运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人们可以说它为农业和农民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化、社会化的前景，无论是内在结构还是外在景观都不可同日而语。在田野上，条田形成的旧式“蛛网”布局，被改造成不规则的棋盘式现代农业景观；中间阶层和新型农场的兴起，也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结构，无论是经营者还是耕作者，都第一次具备了现代风貌。乡村更加充满活力，它以不断减少的人口向城市和工业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生活物资、生产原料，甚至一部分工业资金；同时乡村条件一次一次地获得改善，人们仍然自豪地说，“英国人的灵魂在乡村”，“最美丽的英国在乡村”。换言之，这场农业变革没有让农民和农业沦为工业化的祭品，恰恰相反，虽然过程漫长而曲折，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甚至冲突，但它最终使农业成为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基石。

以上所说皆为事实，而且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事实。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还要在此基础上挖掘表象背后的本质性要素。吉喆这部著作试图回答历史表象背后的制度和观念诉求，将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聚焦在土地产权确立问题上，可谓切中要害。欧洲财产权观念源远流长，财产权元规则于中世纪中期确立，然而真正使私人财产权利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在英国大地上扎根并受到法律保护，还是在16世纪这场土地产权变革之后。土地产权变革是圈地运动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建议大家读一读《都铎时期英国农村土地确权研究》一书，关键词是“确权”二字，此不赘言。

资本主义胚胎于西欧封建社会母体之中，其起源的历史离我们很遥远，但似乎又很近。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你解读生活。

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侯建新

于2022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