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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西方世界兴起的微观机制——读范赞登等《资本女性》
2023-02-03 15:16  

姜宏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

对于西欧如何率先实现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的关注,可以说由来已久。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两百年来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经典作家,从文明转型、社会重构的角度高度剖析欧洲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着眼于制度变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中,社会规范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但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还相对薄弱。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规范的作用难以量化,实证材料又难于收集,研究的难度不低;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中的微观机制,社会规范的作用似乎远不如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宪政改革等因素的作用那般显著。然而社会规范的作用绝不应被低估。正式制度也只有“嵌入”非正式制度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在此方面,由荷兰、比利时、爱尔兰三位学者出版的专著《资本女性》(Capital Women)可谓此领域的扛鼎之作。范赞登等学者的《资本女性》,既是对以往文献的一次系统梳理,又运用新的数据和量化方法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如果将“西方世界的兴起”问题比喻为一座理论大厦,那么《资本女性》就为这座大厦撑起了坚实的一角。

一、考察“欧洲婚姻模式”的视角

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婚姻模式经历了多次变迁。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诸如群婚制、对偶婚、专偶婚等多种多样的婚姻制度形式。15、16世纪之后,在西北欧地区出现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婚姻模式,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成为西欧的主流婚姻模式。史学界和人类学家称之为“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它发源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较接近今天的欧美婚姻制度,有别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婚姻模式。《资本女性》正是围绕着“欧洲婚姻模式”展开论述。哈伊纳尔(Hajnal)最早在196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欧洲婚姻模式”的概念,随后将其不断完善,并把它作为近代西欧与其他地区(包括亚洲、东欧)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因素。“欧洲婚姻模式”中的几个关键特征,使它成为现代欧美婚姻制度的前身:妇女地位提高,子女相对于父母的独立性增强,核心家庭结构渐成主流等等。

考察婚姻模式的第一个视角,就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一个侧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婚姻模式等“上层建筑”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研究中,也考察了生产关系的变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分析中,资本主义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是资本主义成熟的关键阶段,以大量出卖劳动者自身的自由劳动力为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主题,就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被迫向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群体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削剩余价值。这一“劳动力大军”的初始形成,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的一个关键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粗略描绘了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在封建社会末期,农民与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削弱,原本被捆缚于土地之上、并受封建关系束缚的农民开始脱离农奴身份(serfdom)。农民获得自由的过程,同时也是“原子化”的过程。这些个体农民就逐渐变成了支撑资本主义生长的劳动力大军。对此,本文不作赘述。但就这一视角而言,婚姻制度的变迁,与这一“原子化”过程相伴同随。

自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创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传统之后,德国的诸多学术流派都受到了此种分析传统的影响。不仅马克思曾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活跃一时,而且还出现了持续时间很久、影响了美国旧制度主义学派的德国历史学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在历史变迁中分析社会演变规律成为韦伯、桑巴特等学者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背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搭建了一个宏阔的框架,囊括商业发展、城市经济、行会等诸要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着重强调了加尔文主义(新教精神)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类似地,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中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分解为诸条件:对利润的渴望、经济理性主义等等。桑巴特还特别提到了复式记账法在意大利北部城邦兴起中的作用、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在资本主义兴起早期的作用。

在分析资本主义兴起的诸条件中,马克思基本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将经济基础视为决定性因素,将上层建筑的变动视为一种适应性结果。但韦伯和桑巴特都看到了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重要性。正如奥托·欣泽评论道:

不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宗教生活中,一切人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行为的第一推动力通常都来自实际利益,即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精神利益给这些实际利益插上翅膀,赋予后者一种精神意义,并为之辩护。……没有这种“精神羽翼”的利益只能跛行。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当观念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时,观念才能获得成功。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人上层建筑的意象没有充分表达出利益和观念的这种特殊关联。在这种意象里,“意识形态”很快就丧失了现实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模式有一个缺陷:它是静态的,尽管它试图描述出社会的动态转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时,上层建筑并没有随之而转变成相应的形式;相反,上层建筑与整个社会一起分崩离析。我认为,更恰当的意象应该是利益与观念的中轴坐标意象。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韦伯和桑巴特都观察到了文化和社会因素在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但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有两个逻辑是明显相通的:一方面,他们基本上将资本主义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西方现象,或者说西欧现象。马克思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是基于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从思想史的脉络来说,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定义源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欧学者对“停滞的”的非西方社会的观察。韦伯和桑巴特也是将西方对立于非西方的框架下,来寻找“西方独特性”(Western Uniqueness)。因此,这种分析逻辑基本继承了“西欧中心论”的基调。另一方面,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的分析方法论可以归结为整体转型论。特别是马克思,“将人类发展阶段划分为一系列自洽的模型,并指出推动这一系列模型运动的统一力量”。这种雄阔的分析方法论依然是思想史上所仅见。韦伯和桑巴特也是沿着这条路在分析资本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哲学——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展开——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德国社会科学的显著特点。至此,我们将“欧洲婚姻模式”置于“资本主义兴起——社会整体转型”这样的宏观框架下考察,它本身既是欧洲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中一个条件。

考察婚姻模式的第二个视角,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研究婚姻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规范(norms)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宪法、产权制度、司法制度等由人们有意识设计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对行为具有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在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正式制度的作用受到巨大的关注,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不足。诸如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因素,难以量化,这些指标的个体差异可能也非常显著。但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不断得到确认。对文化重要性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断: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虽然韦伯未使用明确的非正式制度这类概念,但他注意到了其中的正向关联。另外,非正式制度还通过与正式制度的协同作用影响经济发展。“好”的正式制度也只有“嵌入”合适的非正式制度才能发挥作用。有效的(efficient)非正式制度可以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如拉美,即使移植了市场经济这样的正式制度,经济发展依然不见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之匹配的非正式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婚姻模式及其背后的伦理价值、文化传统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集中体现。婚姻模式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正是《资本女性》的研究主题。

考察婚姻模式的第三个视角,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将婚姻模式及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如索洛模型,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概念的不断丰富,更多的因素被纳入发展经济学的考察范围,其中,教育、女性权益等社会机制得到重点关注。国际发展组织也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为方式的改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其他机制作用于经济发展。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的改善,比如女性工资提高、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等,会提高女性生育后代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减少生育数量。提高女性权益、普及教育,可以极大提高社会中的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女性,在提升后代的人力资本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地位改善、人力资本提高、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经济质的提高。正如卢卡斯所言:

要让一个社会中产生收入增长,大多数人必须经历为自己和后代所设想的种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可能,并且对未来的梦想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引领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他们后代的数量,以及他们赋予后代的希望,他们分配时间的方式。借用奈保尔一本书的标题来说,经济发展需要“百万个背叛”。

考察婚姻模式的三个视角,是紧密关联的。自中世纪末期起,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逐步在西北欧出现。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言,“欧洲婚姻模式”的兴起既是中世纪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侧面,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首次出现的一个条件。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模式及社会规范的改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因素。因此,《资本女性》的研究主题既是古典式的,也具有前沿性,更因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以上三个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资本女性》及相关讨论

“欧洲婚姻模式”被提出之后,迅速成为西欧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同:“欧洲婚姻模式”的形成是14世纪黑死病的一个结果。黑死病在欧洲的流行,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据估计,瘟疫流行期间,30%~60%的欧洲人口因黑死病而死亡。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特别是男性劳动力,死于瘟疫,造成瘟疫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土地与人口的比率大幅提高。这种结构变化产生了两个结果:劳动力平均工资的上升,以及女性劳动力更普遍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上升本身也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诱导性因素。女性过早进入婚姻和生育众多子女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另外,天主教教谕已有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倾向。天主教教谕倾向于将婚姻界定为个人的事情并以双方一致同意为婚姻前提。Hajnal划定的“欧洲婚姻模式”的范围与西欧天主教地区有较大重合。在欧洲的其他宗教地区,如东正教,和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传统婚姻模式依然坚固。结果,一个不同于传统父权制的婚姻模式在西欧有了出现的可能。文化因素还影响了代际财产转移:在西欧遗产制度中,女性在继承财产方面也具有较大的权利。范赞登将“欧洲婚姻模式”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天主教在婚姻平等方面的影响,女性在财产继承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女性有更多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

“欧洲婚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1.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较高的地位。一方面,在家庭的财产继承方面,女性也可以获得财产继承权;另一方面,在婚姻方面,青年女性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利,婚姻需要双方的一致同意。2.男女双方的结婚年龄更晚。如果脱离父母的安排,婚姻双方都需要经历一个搜寻过程,也会经历一个感情逐渐成熟的过程,这会推迟结婚年龄。而且,年轻男女如果获得更多社会自由,也会普遍推迟结婚年龄。在14世纪后,西欧男女的初婚年龄从17~19岁逐步下降到了25~27岁。3.婚姻男女双方的年龄差异较小。这是第一个特征的自然结果。婚姻的自主搜寻过程,建立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4.年轻男女尤其是年轻女性较高的独身率。这也与第一个特征息息相关。婚姻以双方一致同意和自主权利为前提,则很多人未能在适当时候匹配到适当的婚姻对象。同时,较高的工资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使得女性独身成为可能。5.核心家庭大量出现,并且伴随着普遍的婚后离家另住(neolocality)。新婚夫妇往往搬离父母住处,建立更小的核心家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也越来越来小。这一特征对资本市场产生了影响,新婚夫妇为了离家另住往往需要提前进行储蓄,父母也需要提前为养老需要进行储蓄。6.因为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同时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许多家庭雇佣非家庭成员作为帮佣。这也为很多女性提供了工作岗位。

《资本女性》第三、四、五章就上述特征如何作用于经济进行了论述和实证检验。首先,范赞登对“欧洲婚姻模式”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确认。衡量人力资本时普遍使用的代理指标有识字率、书籍销量等。范赞登选择了“年龄堆积”(Age Heaping)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如果一个人有基本的数学和文字能力,他(她)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报出自己的年龄,而不是模糊地向以0或5结尾的数字(如35,40,50)靠拢。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比如,直到今天,一些老年人还倾向于将自己的年龄模糊地报为“80”“90”这种整十数。个位数为5的数字也较容易出现“年龄堆积”。在前现代社会,未受过教育的人群特别容易表现出这种“年龄堆积”现象。使用这个代理指标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数据较易获取。在西欧很多地区,中世纪晚期人口普查和年龄注册的资料得到较好地保存。范赞登选择了将低地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如果“欧洲婚姻模式”出现,那么人力资本也应该得到更大提升,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让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有更好地回报。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假设得到了验证。在15世纪,低地国家的年龄堆积现象已经下降至15%~25%,同期其他西欧国家仍然保持在35%~45%。同时,在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男女之间的“年龄堆积”差别很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很小。这证明了“欧洲婚姻模式”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巨大作用。

其次,“欧洲婚姻模式”与资本市场发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证明。如上所述,“欧洲婚姻模式”推动大量离家另住的核心家庭建立,并且使得子女的赡养义务更加松懈,女性也获得赚取收入的机会。因此,适当的储蓄就变得必不可少。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需要发生借贷行为来满足建立新家或养老的需要。因此,“欧洲婚姻模式”应当与资本市场发育具有正相关关系。范赞登用两个荷兰小镇——埃丹(Edam)和泽方(De Zeevang)——的资本市场数据进行了验证。出于征税和筹集资金的需要,这两个小镇不仅对居民的财产情况进行登记,而且对市场上的借贷情况(利率和资产抵押)进行了详细记录。数据结果表明,早在15世纪起,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已经占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资产,并且市场利率相当低(例如,1514年利率为5.5%~6.1%),私人和公共部门都可以较容易地获取贷款。换言之,自15世纪起,至少在这两个样本地区,资本市场已相当成熟,可以有效运转。如范赞登所言,“荷兰(Holland)经济在很早的时候——自15世纪起——就已经解决了微观金融运转的问题”。

最后,“欧洲婚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收集的数据证明,在黑死病之后的大约一个世纪中,平均工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女性工资的上升更为明显,并且男女工资差距不断缩小。这一趋势与“欧洲婚姻模式”兴起的背景吻合。但是,大致自16世纪中叶开始,男女工资差距重新扩大。女性劳动力的不利地位一直持续到1680年代才有所改善。范赞登针对16世纪中叶以后男女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提出了两点解释:第一,黑死病后的劳动力短缺有所缓解;第二,16、17世纪后产业结构变动——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农场和手工作坊——使男性劳动力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自1680年代后,男女工资差距再次缩小,并且平均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最新的研究结果,基本确认了工资水平的这一波动趋势;工资水平从18世纪急剧上升,确认了西欧经济增长早于“工业革命”。

综上所述,范赞登调查了“欧洲婚姻模式”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三个机制。更高的女性社会地位,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资本市场发育和劳动力市场发育。在西北欧逐渐兴起的“欧洲婚姻模式”促成了一个普遍趋势:女性地位提高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推动了经济发展。或许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更广泛的结论: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不仅推动尼德兰(The Netherlands)进入经济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而且催生了可自我驱动的现代型经济增长。尼德兰,也成为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

在第六章,范赞登引入了“核心家庭脆弱性假设”(the Nuclear Harship Hypothesis)的概念进行检验。如前所述,“欧洲婚姻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核心家庭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成员的减少,以及彼此之间责任的减轻。拉斯莱特(Laslett)认为核心家庭在人口变老或遭遇变故时,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这导致了福利水平的下降,甚至导致了人口平均寿命的降低。更晚的结婚和生育年龄、相对减少的孩子数量,造成孩子哺育期、父母养老期与生命周期出现更大的不匹配,的确会使得家庭在养老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范赞登比较了英格兰和意大利在同一时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发现这一理论预想并未出现。英格兰是“欧洲婚姻模式”的典型地区,自中世纪晚期起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意大利仍然流行较大规模的扩展家庭(extended household)。但是,英格兰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仍然以较大幅度超过意大利。原因在于,核心家庭更有利的机制抵消了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扩展家庭的成员可能存有“搭便车”的动机,而核心家庭则必须更“勤勉”地进行劳动,也就有更有利的条件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核心家庭结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一场“勤勉革命”(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另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使得核心家庭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抵御风险。

第七章研究了“欧洲婚姻模式”的一个客观结果——非亲属的集体组织的建立。虽然核心家庭在某些方面比扩展家庭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弥补了核心家庭结构的不足。一方面是“商业化家庭”(Commercial Household)的流行。正如“欧洲婚姻模式”的特征表明的,核心家庭雇佣了非直系亲属作为家庭帮佣。这不仅弥补了核心家庭的不足,还促进了部分家政业务的商业化,特别是有利于女性的就业,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公共保障组织、社会福利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建立。由政府和教会设立的福利组织,在家庭和个人福利问题上发挥了更大作用,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此外,家庭关系的个人主义还催生了“社区集体主义”(Communal Collectivism)。因为核心家庭的“势单力薄”,家庭成员更重视和邻居、社区的关系。这成为西欧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

在第八章,范赞登引入了历史上的贝居安运动(the Beguine Women’s Movement),作为以“欧洲婚姻模式”为代表的社会潮流的一个实例。贝居安运动发源于13世纪的低地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在法国北部和德意志西部地区广泛发展。贝居安会院,起初由若干天主教女教徒建立。贝居安寓所一般由一个寓所和围绕寓所的庭院组成,并经常有围墙环绕,与外部环境隔离。今天,很多地方的贝居安会院遗址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贝居安居士并不像修道士一样隔绝于世,其成员在寻求精神奉献的同时也从事经济活动,如教育、医疗、纺织,且不排斥积累个人资产,以致范赞登将其称为某种妇女“行会”(guilds)。作为一个半宗教机构,贝居安会院实际上更像一群独身的天主教妇女自发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以往的研究认为,贝居安运动出现的原因是十字军东征引起的男性短缺,女性不得不独身并结伴生活。但贝居安运动的发展历史并不与此种解释吻合。范赞登等人更倾向于认为,贝居安运动是女性的主动选择,为独身的女性提供了安全和生活保障。“欧洲婚姻模式”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开放、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的转型为贝居安运动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以范赞登等人为代表、以乌特勒支大学经济社会史组为主体的“乌特勒支学派”在世界经济史学界占有重要一席。据最近一项统计表明,该学派近年(1997—2020年)在经济史五大顶级期刊上的发文量排名世界第五,其中范赞登的三篇论文位列20篇高引论文。“乌特勒支学派”在尼德兰、欧洲及全球经济社会史领域贡献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研究时段覆盖中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范赞登无疑是“乌特勒支学派”近二十多年来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经济社会史的所有领域,并发起或参与诸多经济社会史前沿议题,如历史GDP重建,欧洲小分流,欧洲婚姻模式及女性经济地位,人力资本形成,工业革命起源,欧亚大分流,全球化起源,贫困与不平等,等等。乌特勒支学派的另一位教授普拉克(Maarten Prak),曾长期与范赞登共享“经济社会史”教授席位(1992—2008年),在欧洲城市史、公民权等领域深耕多年,近年推出新著《无国公民》(Citizens Without Nations),探讨了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城市公民权的发展史,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自我政治、文化认同,以及这种身份认同和政治意识如何作用于近代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变,并从全球视野与中国、中东比较,突显欧洲公民权的特殊性,进而考察欧洲公民权在美洲新大陆的发展以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向国家公民权的根本转变。范巴维尔(Bas van Bavel)曾多年研究低地国家经济社会史,于2010年完成集大成作《庄园与市场》(Manors and Markets)。范巴维尔运用长时段跨地区比较的方法考察了历史上一千多年以来的主要市场经济,即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市场流通为主导的经济体,认为市场经济呈现周期性兴衰特征,兴衰的关键在于与开放社会的互动关系。范巴维尔与戴克曼(Jessica Dijkman)等还考察了历史上不同社会、不同制度在应对瘟疫、洪水、地震等重大灾害时的成败差异,从而检验制度的影响和优劣。范尼德文·米尔柯克(Elise van Nedereveen Meerkerk),关注近代以来尼德兰地区的女性劳动力,以此为切入视角探讨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除上述教授及其他成员外,一些曾经的核心成员还转往其他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乌特勒支学派培养了大批博士生,他们有些留在乌特勒支大学,有些前往欧洲其他大学,或已成长为中坚力量,或锋芒初露,展现出乌特勒支学派的生机和广泛影响。

乌特勒支学派的一系列作品,极大地拓展了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以《资本女性》为例,它展现了西欧经济崛起中的一个深刻主题——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欧为何能率先实现现代经济增长,背后有着复杂而多样的机制。《资本女性》显示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社会普遍在向同一个方向演进——父权制瓦解,个体认同和个人主义取向在崛起。直到今天,这个趋势依然在演化之中。而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工商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婚姻模式”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性机制,在西欧由传统经济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伦理价值以及行为模式的改变,是近代西欧经济持续增长并产生质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变迁中的中国

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往往需要比正式制度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伦理道德、文化习俗根植于人们的内心,很难通过一部立法或者一条规定在短期内改变。古代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地位被压制。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是扩展家庭。这种传统不同于“欧洲婚姻模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例如,儒家倡导的家庭伦理关系衍生了独特的风险共担机制(risk-sharing),一方面使得中式家庭在传统社会有更大的风险抵御能力,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近代金融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发展。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今天依然可见,家庭和亲属关系仍然是中式家庭的责任共担和风险化解的首选。这也是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一个侧面。

这种父权制家庭模式与农业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相匹配,既不适应于工业经济发展,更不符合人格平等的现代社会精神。1950年,新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妇女权益、婚姻平等等原则和内容,将中国社会规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政府也通过多方面举措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比如,在舆论宣传中宣扬妇女地位和女性能力,在就业中提倡男女平等乃至鼓励女性参政、参军。新中国的妇女地位与旧时代已截然不同。

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推进,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也进入快车道。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在正式制度层面,父权制宗法关系瓦解了,但是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传统的宗法家庭观念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978年之后,市场经济机制赋予了个人接触市场的机会,每个个体真正平等地获得了实现经济独立进而人格独立的机会。核心家庭成为经济上切实可行的选项,并成为社会主流家庭形式。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核心家庭大量出现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对家庭增加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有着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提升作用十分明显。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也成为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总体而言,中国家庭结构的转变同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高度相关的。沿着这个视角,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家庭和婚姻模式,经历了传统宗法结构的逐步瓦解,已经向现代婚姻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得到了巨大提升,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都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为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经济迅速增长准备了条件。毫无疑问,这项成就应得到充分的积极评价。

结语

范赞登等人的《资本女性》,是研究“欧洲婚姻模式”的一部集大成作品。《资本女性》将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一考察,并对理论假设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检验。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欧洲婚姻模式”、女性地位提高与西欧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得到了证实。通过在人力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积极作用,更独立、活跃的女性角色推动西欧经济进入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并且,我们由此关注到了一个宏大问题的微观机制——现代经济兴起过程中家庭和个人的角色。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微观机制,如家庭、个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研究。通过《资本女性》,我们看到了现代经济兴起不仅需要资本积累和宪政改革等宏观因素,也需要家庭和个人的微观因素。乌特勒支学派的成员们通过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一再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这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赞登等的《资本女性》不仅是对以往理论的一个整合,更是对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次拓展。这将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重要研究生长点。

原文载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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