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凯，《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1月出版，ISBN：9787108063649

【内容简介】

现代财政国家的出现给政治经济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政府集中管理税收，将其作为资本从市场调动长期金融资源，极大增强了国家能力，显著提高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

本书聚焦现代财政国家的制度建设路径，细致比较、分析中英日三个国家在制度发展关键期（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各国当政者面对既有公共财政系统的崩溃，积极找寻解决财政亏损问题的方案，并在税收办法、信用体系等方面展开多种尝试。最终，英国和日本从其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成功开发出公共财政工具，确立了现代财政国家制度，为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未能成功。作者以宏阔的视野、新颖的框架、扎实的史料回应了“大分流”的问题，对清政府未能实现财政转型的解释极富洞察力。

【作者简介】

和文凯，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清华大学学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家形成、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比较历史分析。著有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ublic Interest and State Legitimation: Early Modern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和文凯：现代财政国家：一种制度创新

*节选自“导言”

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往往伴随着新制度的创建和确立。然而，社会科学家对如何解释新制度的创建过程并无良策。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学派开发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制度是如何影响政策结果或塑造行为者的偏好的，但这些理论工具不能用来解释新制度产生过程中的动态问题。此外，新制度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因此，涵盖较短时段的方法或理论就不太适合用来解释超过其时段的制度创新的前因后果。

制度发展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因为各种制度安排对利益再分配的影响截然不同。因此，新制度的建立过程，有两个方面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其一是制度深植其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具有不同思想理念、利益考量及制度蓝图的制度建设者。在制度发展过程中，这些相互作用不会指向唯一的结果，反而会导致很多可能的结果出现。如果我们把最后观察到的结果作为必然，而忽略历史进程中其他可能的结果，那么，我们无疑犯了小样本个案研究中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的错误。

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具备时间性的因果机制，既能面对有着不确定性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可能性结果，又能解释在过程结束时某一具体新制度的出现和巩固？本书通过考察现代财政国家的诞生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现代财政国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特征是国家能够用集中征收的间接税从市场调动长期的金融资源。我选择三个时段的制度发展案例来进行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1642年至1752年的英国、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以及1851年至1911年的中国。虽然这三个制度变革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所处的国际环境都不尽相同，但其制度发展的顺序特点却有着出人意料的相似性。

首先，在制度创新过程展开之前，这三个案例在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其次，由于既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化，三者分别经历了一段结构性的财政困难时期，英国出现在17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日本在19世纪的20年代至60年代，而中国在19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这些结构性财政困难的共同特征是既有财政制度的功能严重失调，无法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收入以维持国内秩序和应对来自国外的威胁。结构性的财政困难是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关键背景，即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以及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因此，每段案例起始点的选择，既非随意武断，也非仅图方便。第三，这些重大事件之后产生的财政压力，迫使每个案例中的国家当政者积极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而三个案例在探索过程中所尝试的方法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如短期借款、征收国内消费税、发行包括纸币在内的国家信用工具。在这三个案例中，来自国内消费税和关税的间接税最终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

但三个案例中制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过程顺序各不相同。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后首先转型为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传统财政国家。从国家信用工具发展的顺序上看，英国始于过度依赖短期信贷，而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成功将其债务类型转变为由集中征收的间接税（特别是国内消费税）所担保的永久债券，由此转向现代财政国家。而到了1752年，英国政府债务的主体是“年息3%统一公债”，即年息为3%的永久债券，这表明现代财政国家的制度创新在英国得到确立。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之后，严重依赖不兑换纸币的发行，这些纸币实质上构成日本政府的长期债务。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通过集中征收间接税、发行长期国内公债及确保政府纸币的可兑换性，从而成为现代财政国家。中国在1851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制度变革，例如，国家财政日益依赖由领薪的政府官员所征收的间接税，汇兑方法也被纳入国家财政制度的运作中。类似的制度变迁对英国和日本建立现代财政国家至关重要；但在中国，这些制度变革却与传统的分散型财政管理并存不悖，清政府既没有发行可兑换纸币，也没有试图募集长期公债。

这三个历史案例，让我们能够考察新制度从产生至确立的完整过程，而这个优势通常在研究当代正在展开的制度变迁中无法体现。因此，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以及管理国家财政而做出的努力。

为了解释制度发展的实际轨迹，本书构建了一个与过程相关的因果机制，这种机制是由适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国家过度发行信用工具而造成的信用危机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这样的信用危机威胁到国家的信誉，因此，对任何上台的政治人物来说，这都构成紧迫的问题。由于中央承担着兑现这些信用工具的全部风险，国家当政者——无论其政治目标或利益代言如何不同——都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求集中税收和保障这些信贷工具价值的方法和手段。在之后展开的探索和试错学习过程中，解决信用危机的共同问题导致有效制度要素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最终形成新的制度。而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则由于无法解决信用危机而在过程中被淘汰。这一机制将社会经济结构、事件偶然性和个人能动性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路径依赖因果叙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英、日两国不同的成功故事，也能解释中国未能实现这种转变的原因。

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