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大国外交研究

2024年2月出版

ISBN:978-7-5228-2926-5

内容简介：

本书以外交学的基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和博弈论为指导，以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为主要史料，从外交关系演变、外交惯例的发展、外交中的文化冲突与调适以及各国采取的外交战略、策略几个方面，探讨阿马尔那时代（公元前1550—前1323年）西亚北非的大国外交。本书把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大国外交置于古代西亚北非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旨在揭示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大国外交的特征，以及它在古代西亚北非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袁指挥，1976年生，内蒙古包头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期从事古代西亚北非外交史、古埃及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40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世界历史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翻译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类项目多项。

承前启后的国际体系

在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的大国外交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外交规则，还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外交新时代。因此，本书将之称为阿马尔那体系。阿马尔那体系的出现是古代西亚北非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历史来看，“当各城邦体系以及稍后出现的帝国在文明的核心区域成长起来时，它们就形成了局部的国际体系。随着文明核心本身的扩张，这些局部的国际体系又逐渐演变为地区规模体系”，显然，埃及与西亚属于这种“地区规模体系”。而阿马尔那体系是古代西亚贸易体系逐渐对接的自然结果，也是古代埃及与西亚体系碰撞的产物。

自从欧贝德文化以来，两河流域南部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到了乌鲁克文化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奢侈品贸易为特征的所谓“乌鲁克世界体系”， 此时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在周边一些地区，如伊朗高原、北叙利亚、小亚等地逐渐建立了贸易殖民点。从此以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就成为古代西亚北非重要的中心之一。在一些能够发展小规模水利灌溉的地方，以及能够充当两河流域稀缺资源贸易中介的地方，也发展起了地区性的交往体系。在哈布尔河流域上游的三角洲以及哈布尔河以北的巴里赫河流域，依靠幼发拉底河的支流进行农业灌溉，成为两河流域北部重要的农业区。该地区是连接两河流域平原地带与小亚、亚美尼亚山区的重要地区，是底格里斯河通往叙利亚的走廊。公元前4千纪在哈布尔河流域兴起了乌尔凯什、那伽尔、塞赫那等城市，这些城市与两河流域南部的基什、乌鲁克以及后来的阿卡德王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叙利亚西部地区也形成了独立于两河流域南部的地区性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埃博拉为中心，联结了周围一些国家而形成的。这个体系与两河流域南部的基什、地中海滨的比布鲁斯保持了贸易关系。

这样，在公元前3千纪前后，西亚地区形成了两河流域南部、哈布尔河流域、西叙利亚三个地区体系。尽管这三个体系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在体系内部和体系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然而，关于这些活动的资料大多只能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在两河流域南部城邦的争霸战争中，各国之间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这可以从拉伽什与温马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中窥见一二，从鹫碑上的铭文可以知道两国通过签订条约来解决战后遗留问题。埃博拉留下的文献最为丰富，这个西叙利亚的体系依托贸易开展外交活动，埃博拉控制了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沿岸的商贸，向两河流域出口白银、木材，向埃及出口木材，同时从阿富汗获取天青石，从埃及获取黄金，俨然缔造起以埃博拉为中心的地区性外交—商业体系。埃博拉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联姻，埃博拉国王迎娶了其他王国的公主，与此同时，埃博拉除了将公主凯什杜特嫁给基什王子外，还曾将公主嫁给那伽尔的国王。此外，埃博拉通过条约，与盟邦建立友好关系。由于埃博拉留下的材料最为丰富，也最具代表性，学界将这个外交体系称为“埃博拉体系”。哈布尔河流域的乌尔凯什，也留下了开展外交活动的证据，它与阿卡德王国建立了外交联姻关系，可能至少有两位阿卡德的公主嫁入乌尔凯什。尽管留下的材料支离破碎，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地区性体系内部的互动与交往，而哈布尔河流域与西叙利亚的地区性体系，都与两河流域南部的体系有交往，这就为日后体系扩大与合并奠定了基础。

随着阿卡德王国的建立，两河流域南部走上了扩张道路，先后征服了底格里斯河地区的小国家，也向哈布尔河流域进军，征服了那伽尔，这个城市成为阿卡德王国在哈布尔河流域的统治中心。而埃博拉遭受的第一次毁灭，很可能与阿卡德王国的扩张有关。两河流域南部的扩张，触及哈布尔河流域、西叙利亚的地区性体系，这是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地区性体系的碰撞。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后，虽然也对底格里斯河流域用兵，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亚述逐渐发展起来了，从公元前19世纪早期到公元前18世纪上半期，亚述在小亚地区建立贸易点（如文前图19）， 开展远距离贸易。而在哈布尔河流域地区，乌尔凯什继续保持优势。乌尔第三王朝似乎对哈布尔河流域的胡里人不感兴趣，没有对这里进行过征伐。乌尔凯什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埃博拉浴火重生，第二埃博拉王国与乌尔第三王朝保持了友好关系，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雄风，并且还要面对叙利亚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延哈德的威胁。公元前3千纪就存在的马里，则有了再次兴盛的征兆。与此同时，在小亚地区的各个城邦也逐渐发展起来，各个小城邦之间混战不休。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和阿摩利人的大规模迁徙，西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河流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斗中，形成了伊辛、拉尔萨、埃什嫩那、巴比伦等城邦。埃卡拉图王朝一度征服了马里，建立了横跨整个上两河流域的大帝国。叙利亚地区的延哈德，取代了昔日的埃博拉，成为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在历史上与两河流域南部纠缠不休的埃兰，也参与到两河流域南部的争斗中来了。这样，此时形成了两河流域南部国家、埃卡拉图王朝、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叙利亚的延哈德与卡特那、伊朗胡泽斯坦地区的埃兰这样几个重要的中心，而两河流域是这些中心的中心，各国都围绕两河流域南部的政治态势而翩翩起舞。西亚地区的各大国，身后都有一批小国追随，从而形成了以某个大国为首的集团。正如当时文献所言，“没有一个国王是靠自己而强大的。10个或15个王追随着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同样数目的王追随着拉尔萨的利姆辛，同样数目的王跟随着埃什嫩那的伊巴尔皮埃尔，同样数目的王跟随着卡特那的阿穆特皮埃尔，但有20个王跟随着延哈德的雅瑞林”。而为首的大国之间也是合纵连横不断，大国之间时而结盟，时而战争。从此时开始，各个地区性体系已经完全融合成一个以西亚为地理单位的大体系，学界将之称为“马里体系”（公元前20—前18世纪）。

随着巴比伦王汉谟拉比胜出，两河流域统一在巴比伦的麾下，埃卡拉图王朝消失，马里灭亡，埃兰一蹶不振，两河流域地区首次实现了南北统一。只有叙利亚的延哈德保持着强大国力。而小亚地区的赫梯开始兴起，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强大起来的赫梯，进军叙利亚灭亡延哈德，顺流而下进入巴比伦城，古巴比伦王国灭亡。节节胜利的赫梯却陷入内乱而一蹶不振。在巴比伦尼亚，加喜特人建立起了统治，胡里人在两河流域北部建起了王朝，这样在整个西亚地区，就形成了加喜特巴比伦、米坦尼、赫梯这三大国家。

在遥远的尼罗河流域，很早就出现文明。进入文明的埃及人，为了获取稀缺的资源，从前王朝末期开始就进入了努比亚，从此之后，努比亚地区成为埃及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埃及另外一个交往方向在东北，在前王朝阶段进入了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开展广泛的贸易活动。及至古王国时代，除了经营努比亚地区外，埃及开始与黎巴嫩地区的比布鲁斯开展贸易活动，与埃博拉开展间接贸易。从此以后，埃及基本上保持了南北并进这样一种姿态。到了新王国时代，随着好战法老的上台，埃及开始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埃及进入北叙利亚，与米坦尼发生了冲突，这样埃及在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了西亚的地区性体系之中。经过反反复复的冲突，最终埃及与米坦尼实现了和平，伴随而来的是巴比伦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这样，马里时代的西亚体系扩展成为西亚北非体系，建立起了跨地区、跨文明的外交大格局，这就是“阿马尔那体系”。

阿马尔那体系植根于古代西亚深厚的历史土壤，继承了两千多年西亚体系演化的成果，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性体系发展的一座高峰。赫梯兴起后，虽然改变了体系内政治格局，但是整个体系没有改变。在阿马尔那体系中，埃及实力最强，而在哈图萨体系中，赫梯实力最强，两者的区别在于体系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整个体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马尔那体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后来赫梯主导的外交体系提供了范本。这个体系存在了二百多年，及至海上民族入侵之后，随着西亚北非各大国的衰落或消亡，这个体系最终走向崩溃。

摘自本书代结语，转自“鸣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