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作者：胡莉

字数：223千字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27-3047-5

作者简介

胡莉，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近现代史，在《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级与省部级项目各1项，译有《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布伦海姆战役》。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首部专门研究斯图亚特时期英国君主外交特权的著作。结合中世纪以来有关宣战、媾和与盟约权的理论，在英国近代政治制度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本书考察了斯图亚特时期君主与议会在外交领域的持续冲突，分析了冲突引发的君主与议会之间有关国家外交权力行使方式的争议以及1688年革命之后该权力的变革过程与结果。本书认为，在英国近代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君主外交特权的变革具有滞后性、有限性，最终的变革结果虽然符合立宪君主制的发展要求，但与代议制民主存在内在紧张关系，容易引发立法与行政的冲突。君主外交特权的变革节点、方式与结果，显示其是英国近代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一场例外变革。

目录

序/钱乘旦

绪论

第一章 外交是君主的特权

第一节 中世纪国王的宣战、媾和与盟约权

第二节 都铎时期君主外交特权的形成

第三节16世纪政治理论中的君主外交特权

第二章 君主外交特权行使争议

第一节 斯图亚特早期君主外交特权行使争议

第二节 内战时期国家外交权行使争议

第三节 复辟时期君主外交特权行使争议

第四节 约翰·洛克的“外交权”理论

第三章 君主外交特权的转型契机

第一节 议会主权的确立

第二节 立宪君主制的不完善

第四章 议会对君主宣战权的限制

第一节 对外战略分歧

第二节 稳定政府的缺失

第三节 议会监督战争事务

第四节 立法限制君主宣战权

第五章 君主外交特权的变革

第一节 《瓜分条约》签订始末

第二节《瓜分条约》引发的危机

第三节 不利于国王的政府与议会

第四节 君主外交特权的变革

第六章 君主外交特权的新行使方式

第一节 安妮女王外交权力的弱化

第二节 内阁的外交决策职能

第三节 议会核准权的发展

第四节 内阁决策—议会核准的特点

结语 英国近代政治制度转型中的例外变革

附录 主要历史人物党派与任职简介

参考文献

致谢

序 钱乘旦

本书讨论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件事，被称为“光荣革命”。书的作者是胡莉博士，是一位年轻学者，几年前她获得北京大学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做了一期博士后。胡莉博士在校时就表现出强劲的研究能力，曾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同龄、同学科的青年群体中是不多见的。胡莉主攻英国史，英国史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中起步早、学术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从19世纪开始经几代学者辛勤耕耘，已基本形成体系，很多问题都曾有过深刻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做出过解释。但英国史上有一件大事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光荣革命”，在中国学术研究中，有关“光荣革命”的著述几乎为零。胡莉这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与光荣革命相关问题的专题著作，因此书的出版值得注意。

为说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简单介绍“光荣革命”。1688年6月30日，七位有影响的英国贵族，其中三位是托利派、三位是辉格派、再加上当时的伦敦主教，背着国王向荷兰派出秘密使节，邀请荷兰的摄政、奥兰治的威廉亲王率军前往英格兰，保卫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四个月后，荷兰军队在英国登陆，英王詹姆士的军队临阵倒戈，迫使詹姆士逃亡法国，英国议会推举威廉和妻子玛丽登上王位，这件事，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富有戏剧性，虽也被称为“革命”，却不像40多年前那场革命，即克伦威尔为代表的那场革命那样，惊天动地、叱咤风云；相反，它看起来像是一场剧，有些人说它是宫廷政变。但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却不可小觑，因为它是现代英国的起点，它塑造了英国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一语概之：光荣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影响到全世界——这个制度被称为“君主立宪制”。

比较光荣革命之前和光荣革命之后的变化，最大的区别在国王和议会的相互位置上——光荣革命之前国王高于议会，光荣革命之后议会高于国王；换句话说，光荣革命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归属，议会成为主权所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这以后，“议会主权”的意识开始发酵并流传，终究传遍全世界。尽管40年前克伦威尔时期“议会主权”甚至“人民主权”的观念已被提出，但只是在光荣革命以后，一种制度的框架才形成，使议会控制国家成为事实。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历史学界已经说过很多了，专门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在他著名的《革命世纪》一书中说：光荣革命以后议会通过控制财政而控制国王，国家的每一项政策都需要专款专用，乃至按一位朝臣的说法，国王“只够吃饭的钱”。专门研究复辟时期历史的蒂姆·哈里森则在《光荣革命》这本书中说：这场革命使英国国王变成了“权力受限制的、如官员那样的、议会的君主，而不再像查理二世或詹姆士二世时期那样，是个人的君主”；因此，尽管光荣革命充斥着保守的气息，“它却给英国带来了真正的革命转型”，使主权转变成“国王在议会”。

被誉为20世纪“标准单卷本英国通史”的《牛津英国史》（肯尼斯·摩根主编）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其中说：

尽管有种种保留，但1688年造成的重大变化却是革命性的，《权利法案》废弃了作为1660年复辟政体之基础的世袭权利，而代之以民族的意志，其由议会作代表。起初有威廉、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是汉诺威的选侯们，他们的王位都是由有产者们决定的。在那个专制主义理论和实践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时代，英国转型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虽说辉格党人在18、19世纪夸大了1689年大获全胜的契约理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并低估了其中存在的张力、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历史的转折点，认为其中包含着对整个政府观念的断然否定，这个说法却没有错。

“辉格历史学派”对“光荣革命”的这个评价，后来成为英国历史学的主流看法，被多数人所接受。然而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股“解构”的潮流冲击传统历史学，“辉格史观”成为被猛攻的对象；先前历史研究中所有的结论都被说成是“辉格主义”，都应该被抛弃。“创新”成为否定的借口，否定导致为反对而反对——以前那么说，现在偏要这么说；以前如果这么说，那么现在就要倒过来说。先前的研究都应该被推翻，都属于“辉格主义”流毒。“解构”的结果是历史碎片化，历史变成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件，没有方向，也没有相互联系；写历史变成写故事，过去和现在的关联被切断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历史学的破坏是巨大的；毋庸置疑，与其他各种历史学派一样，“辉格历史学派”有它的缺点，但以反对“辉格史学先定论”为借口反对历史的延续性和整体性，结果就抽掉了历史学的灵魂。

不过，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对“光荣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做出判断，体现着英国历史学本身的延续性。上文引用的三位历史学家，尽管属于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时代和价值体系背景，但对“光荣革命”的历史地位还是给出类似的看法，这说明服从事实是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历史事件及其影响和意义都是客观事实，认认真真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服从事实。

交代这些背景之后，回到胡莉博士的这本书，它显然接受对“光荣革命”的基本判断，即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100多年间，“英国经历了内战、共和、复辟与1688年‘光荣革命’，实现了从专制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制度转型”。但胡莉的研究不止于这个层面，它继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光荣革命开启的“立宪”制度，对君权究竟限制到哪里？换句话说，议会是不是控制了以前国王所拥有的全部权力、成为全权的主权？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提出来，因为在许多人的理解中，议会既然成为最高主权，当然就接管了所有权力。但胡莉的研究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光荣革命以后很长时间中，外交权没有被议会接收，仍然留在国王手里；她进而指出：即使到20世纪，内政权和外交权仍然有一定差别，外交权在很大程度上仍作为一种“特权”，半游离于议会之外。

由此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在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理论之前，英国的洛克曾提出另一个三权分立理论即“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即外交权）”的分立。人们一般的解释认为：作为更早的三权分立，洛克的三权分立是原始的、不成熟的、不完整的，孟德斯鸠则更成熟、更全面。可是如果把洛克的理论放到“光荣革命”以后那段时间的英国去观察，是不是恰恰反映着当时的现实？如果是这样，那么洛克的理论就是有道理的，他意识到外交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被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单独处理了。

由此可见，胡莉这本书颇有创意，真正做到了“有创造性”。它注意到一个似乎不成问题中的问题，引导读者在没有问题的问题中找问题并且思考。胡莉是一位有潜力的青年学者，我们希望年岁大的师长和学长们要关心和爱护年岁小的青年学者，帮助他们成长。

转自“英国史研究与资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