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原书名：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著

冯钢 刘阳译

ISBN：978-7-100-25226-3

出版日期：2025年7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读《大转型》，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极具创造性的代表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人类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转型的密码，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大转型》对理解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衍生过程、发展逻辑和影响它的一些结构性要素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有学者将资本主义扩张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这样的政治经济秩序随之发生更替的时期称为“波兰尼时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被称为第一个“波兰尼时刻”，而今天的世界贸易战频发、世界区域战争冲突不断，学者们认为第二个“波兰尼时刻”再现。而如何理解世界的动荡与冲突，战争与和平，或许正是我们重读《大转型》的时刻，这本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启发与参考。

作者简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译者简介

冯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及现当代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1992）、《文化轨迹与社会变迁》（1999）、《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1999）、《社区：整合与发展》（2003）、《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2010）。

刘阳（1980—2024），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前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品包括《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合译）、《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独译）等。

本书的当下意义

对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波兰尼的论点是重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乌托邦视野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在于摒弃国家边界，这种整合能够为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打下基础。一旦各国认可了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将其经济向自由流动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国际冲突就会被温和的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不过是攀比谁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如同他们先辈所做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

确实，当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不同。汇率和各国通货不再与黄金挂钩，绝大多数通货的价值被允许在外汇市场上波动。同时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管理着全球金融体系。但在这些重要的区别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认为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的信念。

这种基本信念是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拆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组织的“干预”的这些系统努力的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全球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写道：“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俄国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 弗里德曼继续说，“金色紧身衣”要求缩减政府、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减少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更进一步，他还愉快地描述了在外汇和金融市场上，国际贸易参与者的“电子牧羊人”是如何实施这件紧身衣中蕴含的限制的。

波兰尼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这种全球水平的自发市场调节的图景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如国民经济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政府角色一样，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规制机构，包括一个最终借款人。在缺乏这样一些机构的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尤其可能是全球规模的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学来的更为基本的一点还在于，市场自由主义对普通大众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工人、农民和小生意人将无法片刻忍受这种让他们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中的经济组织模式。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那无国界、平安祥和的乌托邦要求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拥有一种韧性，以便忍受——也许每隔五年或十年——一个相当长期的萧条，在这期间，他们必须仅靠从前收入的一半或更少来生活。波兰尼相信，期望这样一种韧性，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动员起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经济震荡之苦。

实际上，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已经遭遇到遍及全世界的抗议，在这些抗议中，人们试图抵制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破坏。随着这些不满的加剧，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且政治领袖通过将国内或者国际敌人作为替罪羊而转移不满的危险与日俱增。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和平乌托邦导致冲突的逻辑。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结构调整政策的灾难性效应已经使社会解体，并制造了饥荒和内战。在别的地方，后冷战时代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权，它们对邻国和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攻击性意向。而且，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武装冲突——通常都与宗教激进主义相互纠缠——总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来遂行其事。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这些失序的信号就是将来更危险情势的预兆。

主要观点

“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这种文明搭建于大国间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四个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头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但根源则在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这导致了“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这里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指基于自我调节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瓦解。

工业革命——“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深刻改变了社会经济运行逻辑：由于精密机器的高成本必须通过大规模生产来分摊，其持续运转依赖于稳定的商品销路、不间断的原材料供应和充足的劳动力补给。这迫使整个社会被重组为市场体系——不仅产品成为商品，连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也被彻底商品化。这种转变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发生本质异化，从满足生存需求转向追求市场利润，因为所有收入都被塑造为“通过出售获取”的市场交易结果，最终令整个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机制的支配。

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社会向“脱嵌”的转型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之前，人与人的市场关系不是主导性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与市场关系相比，“社会连结的维系是命运攸关的”。但是，市场社会改变了这一切。“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

19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方社会也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让它们跟随支配它们的资本“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

双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政治冲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市场中的行动者像原子那样相互作用、相互竞争，但为了抗拒市场造成的风险，这些行动者已经凝结成块，经济调整变得越来越困难，积累的张力越来越大。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可能重获平衡，但市场社会要求政治经济必须相分离，这导致政治手段无法得到正确使用。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登场，是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僵局、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的持续作用的结果。他说：“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

“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

“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波兰尼期待的新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二是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所支配，利润与经济激励不再是主要动机；三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去商品化。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和社会保护的强化不会侵犯人的自由。他强调了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他也倡导个人自由，“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结论

波兰尼证明，从历史上看，以个体的自利动机为基础，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运转的市场社会是反常的，它内在的缺陷也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人类应该寻求保留个人自由和产品市场（这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

摘编自“商务印书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