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学界对茶文化研究给以回顾与展望。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丁以寿会长在《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认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学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还存在着许多遗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余悦教授在《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中则指出，茶文化研究须解决原创性不足等问题，“新材料的发现，新角度的选择，新问题的提出，新课题的论证，新方法的运用，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四分之一个世纪即将逝去，茶文化相关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深，茶叶所体现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凸显，学界对此给以深入关注。诚如仲伟民教授所言，茶史研究应注意将其“引入当代史及全球史研究之中，还要从当下出发，从国情出发，从全球关联出发”（《从历史和现实的双向角度看茶史与茶业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令人欣喜的是，宋时磊研究员的《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研究》（下文简称为《质量规制》）一书于202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正是基于全球史视角探讨茶史的佳作，展现了我国学界在全球茶史领域的新探索。

这部著作以茶叶贸易为切入点，其最大创新在于从“质量”维度而非传统的数量或货值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以及中日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视角突破了以往外贸史研究中对数量问题的过度依赖，揭示了商品质量作为贸易竞争和壁垒的核心机制。书中提出的“质量门槛”概念，尤其具有启发性：它指出近代西方国家在国际茶叶市场中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和实施商品检验制度，实质上构建了一种隐性的贸易壁垒，类似于当今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这一历史性分析不仅深化了对近代东亚经济关系和全球贸易关系的理解，更为当前全球贸易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表明以质量、标准、规范为载体的贸易控制手段，并非现代社会的独有现象，而是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殖民贸易体系中已经形成。该书由此将茶叶这一具体商品的研究，上升至对国际贸易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批判层次，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和现实参照意义。通观全书可以看到，近代中日与西方之间、中日之间围绕进出口茶叶的质量问题，上演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茶叶质量之战”。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说明，质量强则国家强，这与我国在2011年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的“质量强国”战略高度吻合（程虹等：《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1期）。

因此，该书选题富有新意。全书总字数达到37万，内容颇为厚重。笔者阅读完毕，认为明显体现出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所用材料极为丰富。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历史研究试图依据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等的解读来重建历史的过去，史料因此构成有效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何平、肖薇：《简议历史论文的写作规范》，《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4期）。尽管历史学并非仅仅是史料学，但毫无疑问，史料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基石，决定了奠基其上的史学大厦是否牢固。《质量规制》一书系统阐述“在世界茶叶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与日本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质量检查与进口限制，进行质量控制与改进，并推动茶业基础设施发展的过程”，涉及茶叶如何在西方国家传播开来、质量相关问题的重要性、质量规制问题如何出现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日予以应对进行了怎样的路径选择以及影响路径选择的因素等丰富内容，对此展开深入论述自然离不开史料的有力支撑。该书作者对此有充分认识，不仅广泛搜集相关历史档案、史料集、论著、小册子、古籍、日记、年谱乃至诗歌，还深入发掘历史图片、老照片与绘制图画等各类图像资料，使得书中相关内容生动详实，图文并茂，同时有利于具象地展示重要细节与历史发展。比如，该著作叙述日本在茶叶试验和品质改良方面作出的努力时，尤其关注到茶叶采摘问题，日本人为了提升采摘品质，对茶铗不断予以改进，文中不仅对其发展演变给以梳理，而且配以茶铗以及女工使用茶铗的图画，具象地予以呈现；再如，该书叙述中日为了提升茶叶品质，发展机器制茶，不仅用文字梳理其发展过程，而且配上了日本的高林式茶叶粗揉机与中国的金属制卷叶机器图片，从而使读者很容易地感受到中日在该方面付出的努力。不难看出，作者费时费力收集丰富多元的历史材料并恰当地予以使用，不仅使书中相关内容更为丰富、详实，而且便于读者阅读与领会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所论述的问题。

二是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如书名所体现的，该书聚焦于中日针对西方的质量规制问题采取的应对路径，比较是应有之义，自然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作者不限于此，因为其探讨的内容“涉及经济贸易、社会运动、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因而采取了多元的、相宜的研究方法：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呈现日本茶园面积与茶叶产量、分析中日茶叶贸易数据的变化、展示加拿大进口茶叶的来源变迁趋势；用文献分析法，剖析1776年《茶叶掺假法案》、1784年《减免法案》、1875年《食品与药品销售法》、1897年《茶叶进口法案》的关键信息与重要内涵；用实证研究法，探析英国人针对茶叶质量问题，实则存在内外有别现象，即夸大中国茶叶中存在的问题，有意忽视本国内部的掺假问题，揭示其目的在于为印度茶叶张目，促其扩大销售，从而摆脱对中国茶叶的依赖。此外，作者还注意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注意吸收借鉴相关科学成果。因为质量检测，很大程度上须依赖科学的进步与探测手段的更新，作者对此有深入关注。比如其详述的美国细菌分析专家E.阿尔伯特·雷德所发明的雷德试验法，展现了科学界在该领域的探索；再如其详述的日本人如何解决“木茎茶”（用茶铗采摘茶叶导致混入枯枝烂叶与茶叶碎片）问题，展现了日本人在茶叶采摘技术方面的不断更新。总体来看，作者按照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灵活采用各种研究方法，很好地实现了研究目的。

三是全球史的深入实践。自20世纪中叶起，全球史研究在美国日渐兴起，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深入影响世界史学研究的流派与方法，其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握与认识历史的发展这一取径，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我国亦逐渐体现于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张旭鹏：《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该书作者在国内获得学位后，还在国外进行过访学，对全球史这一潮流给以深入关注，进而予以吸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中，最终落实于《质量规制》一书。仅从该书所用各种资料来看，包含中文、日文、英文、俄文等多语种丰富史料，足以体现其视野的开阔性，而其论述茶叶质量与茶叶贸易问题时，涉及英国、美国、俄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区，书中有意识地将相关内容予以比较与联系，而且关注其在中国与日本引发的影响。更不用说，贯穿全书的中日比较，即面对西方各国各地区类似的茶叶质量规制问题，中日两国对此如何认识，两国如何进行茶叶相关同业组织的改造、如何引入茶叶出口检验制度、如何改善与提升茶叶品质、如何在国际市场中进行茶叶推介与提升商品竞争力以及最终取得的结果何以明显不同。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视角，深入展开对茶叶质量规制问题的论述，成功地进行了全球史的研究实践。

《质量规制》一书聚焦于质量问题，系统展开探讨，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其研究特色颇为鲜明，当然，书中亦存有可以进一步探讨之处。就全书的核心内容而言，中日在应对西方的贸易规制方面，路径不同，取得的效果更是迥异。一方面与作者所探析的文化差异有关，即中国的差序格局与日本的“集团格局”的差异；另一方面，似乎离不开对政治局势的分析，该历史时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远甚于日本，民族危机更为严重，国家主权受损程度更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关切是政权存亡问题，至于茶叶贸易此类事物，尽管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并非关系政权命运的急务，其关注度是较为有限的，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西方的质量规制问题的应对难以取得明显成效。另外，《质量规制》一书，精心收集与绘制了较多的图像与表格，如果能够增加图片目录与表格目录，相信更便于读者把握其内容。

概而观之，《质量规制》一书，对西方的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产生与中日的不同应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学界对全球茶史的认识。作者广泛搜集各地区多语种史料与相关成果，综合运用多种历史研究方法，基于全球视野，在前人基础上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极具见地。正因此，该书得到学界代表性专家的好评，这可见诸图书封底的推荐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滨下武志认为：“我相信，本书的学术贡献将对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也说该书：“从质量规制入手，深层揭示近代华茶贸易衰落原因，对理解中国近代史意义重大。”

本书首次系统阐述在世界茶叶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和日本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质量检查和进口限制，进行质量控制与改进，并推动茶业基础设施发展的过程。本书基于产品质量规制的课题，深入剖析官方与民间在政策、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应对历史，同时全面梳理中日茶业交流的历史脉络。可以说，该书为我国学界对全球茶史研究的新探索，回应了学界在世纪之初的展望与期待，亦为茶史研究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入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