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4日晚6时，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文明研究中心举办的“沈炼之史学讲座”第110讲暨“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16讲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成功举行。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侯建新教授作了题为“欧洲文明的时空纬度”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弛教授主持。沈坚教授、张杨教授、乐启良教授、刘寅副教授、董子云副教授、多位博硕研究生、本科生，以及线上共300余人参加并聆听了侯教授的讲座。

讲座伊始，侯建新教授指出：在时间的纬度上，欧洲文明始于中世纪。无论是古典文明、基督教还是日耳曼传统，中世纪都是它们形成欧洲文明要素的必经之路。文明是一种弥散性的结构，而非一个确切的制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日耳曼人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三要素熔为一炉，大约在12世纪逐渐生成欧洲文明的雏形，规定了其后发展的轨迹。

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并非衣钵传承的关系，而是汲取要素的关系。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对欧洲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格拉底之死是典型的例子——城邦制度导致苏格拉底被公民审判。而这显然并非现代欧洲文明，现代欧洲文明不仅要保护多数人，也要保护少数人，最终保护每个个人。古典文明的终点是帝国，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这意味着不能将欧洲文明的起源简单归结于古典文明。

对于欧洲文明，基督教虽然重要，但也并非全部。它以统一的一神信仰，凝聚了基督教世界所有人的精神，这一点对于欧洲人统一的身份意识、统一的精神归属意识，具有无可替代、空前重要的意义。无论信神与否，中世纪的人们总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例如，12世纪前后，婚姻契约缔结的同意权从双方父母转移至双方个人，教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日耳曼传统同样重要。政治史学家萨拜因曾说：有着不同传统文化的日耳曼人，踏着罗马帝国的废墟入主欧洲，“西欧的政治命运永远地转移到了日耳曼侵略者之手”。不论是乡镇基层还是上层政治架构，日耳曼的法律、制度与历史为早期西方提供了社会组织胚胎，他们利用了古典时代的原料，成为了欧洲文明的主要缔造者。由于中世纪的创生文明，其主要缔造者是日耳曼人，它也一度被称为“日耳曼文明”。

西方诸多学者对欧洲文明的时间纬度有过探讨，黑格尔将日耳曼看作终极文明，侯建新教授认为，这一观点陷入了自我的困境。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说：“欧洲成型期是5-7世纪，11和12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达到了它的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比利时的学者皮雷纳将西方文明的起源作为终身探索的目标，认为从5世纪到19世纪，文明才完成了替代和古典文明中心的转移。

从时间意义上来说，现代欧洲文明与中世纪的创生文明有着直接联系。而从空间意义上来说，欧洲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地域有迁动性的特点，文化边界并非完全固定——“西方不是借指南针就能找到的”，其核心仅限于西欧地区。而近代以后，北美、澳洲、新西兰都与欧洲文明枝叶相连。

讲座尾声之际，刘寅老师、张杨老师、乐启良老师、张弛老师先后向侯建新教授提问，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线上的世界史学友们共同围绕欧洲认同危机，日本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基佐、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之间观念的细微差别，寻找封建主义之外的欧洲发展脉络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侯建新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作出回答。讲座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转载自：浙大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