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

[英]克里斯托弗·阿尔芒 主编

侯建新 等译

ISBN：9787520393843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第七卷主要阐释1415年前后至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重点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各国的案例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无论政府和政治体制发展，还是贵族的地位和作用均如此。另外，与第六卷强调14世纪的进步一样，本卷也力图扭转一些非理性的传统观点，多角度展现该时期欧洲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文明步入现代。

旧版《剑桥中世纪史》是著名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之一，酝酿于1904年，出版时间从1911年至1936年最后一卷完成，前后耗时33年之久。自面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同类作品中的扛鼎之作。大约20世纪中叶前后，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剑桥三史”的内容渐显陈旧，此后旧版虽多次有略加修改的重印本，仍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因此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先后启动“剑桥三史”的重新编写工作。199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推《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以下简称《新编》)第二卷，自此各卷相继出版，到2005年，共7卷8分册英文版《新编》全部问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酝酿重编事宜到全部出齐，《新编》也经历了大约20年。这是一部欧洲史的著作，虽然该书也涉及并写到了近东和北非等地区，仍不能称为世界史作品，然而，它的学术影响却是世界性的。

每部史学著作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和旧版《剑桥中世纪史》作为具有谱系关系的两部史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内容取舍、写作风格不同到编纂体例和史学理念的变化，都可以品味皇皇巨著背后的时代沧桑。《新编》与旧版主要有哪些区别，或者说什么是《新编》的主要特点?

其一，《新编》撰写体例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剑桥大学史学编纂体例的传统是兼顾主题和时段两大要素。旧版各卷也兼顾了两大要素，只是政治性主题被强化，各卷大都依照特定的政治主题编排。诸如罗马基督教帝国与日耳曼各王国的建立、日耳曼人和西方帝国、东罗马帝国、帝国与教廷之争、教廷的胜利、帝国和教廷的衰落等，显然是一部典型传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史学特征。19世纪末以降，兰克学派盛行于世，在史学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叙事内容则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剑桥大学的史学圈深受其影响，其代表人物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把西方的政治史推向新高峰。旧版《剑桥中世纪史》则紧随其后。英国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过分强调显然限制了《剑桥中世纪史》的研究视野和内容取舍。

《新编》编排的方式以时段要素为主，诸分卷依时序相衔接;同时各卷试图紧扣住该时段最具典型特征的历史画面，重视政治，也不忽略经济、社会、文化与艺术等方面。而且，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关注非精英团体的历史，打破了旧版以英雄人物为焦点的传统。有人认为这种撰写体例有进步也有缺陷，最大的缺陷莫过于主题过多而无法形成有机整体，神形俱散。例如，巴克拉克在对新编第二卷所作的书评中，就批评该卷由于过多强调社会、文化等当下学界热捧的各个研究维度，致使难以归纳出该时段的历史特征。阿珀斯在评论《新编》第六卷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该卷各章之间缺乏整合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过总的来看，《新编》的体例普遍受到好评，一些学者认为，即使上述那些问题存在也无伤大雅，因为从受众角度看，这部作品主要面对具有相当研究基础的学术群体，属于专业研究生使用的大型教科书，大多数人只是查阅相关部分，很少通读全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该书撰写体例上的缺陷。

其二，改善编纂组织方式，研究视域涵盖整个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以致引发世界大战，这给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留下深深的伤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委员会决定罢免所有参与《剑桥中世纪史》撰写的“敌对国家”的学者，并以“自己人”取而代之。据此，所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俄国的作者皆遭排斥出局，而这些作者本是当时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取而代之的学者往往相形见绌。结果旧版《剑桥中世纪史》迟迟不能成书，质量也大打折扣，皆为后人所诟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推动了《新编》编纂的国际合作精神。作为一部英语学术著作，《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非英语国家的撰稿人在各卷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最低占24%，最高则达到46%。此外，《新编》展现了更为公允的学术立场。以《新编》第二卷为例，主编麦克科特里克及其英籍同事对欧洲大陆历史事件客观而准确的叙述和分析，颇受好评，远非旧版可比，后者的一些表现被斥责为强烈的“盎格鲁中心主义”。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所有主编均有剑桥大学的背景，而且一人通常兼管数卷，权限过大，交接无序，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作品质量。《新编》的最高编委会由8名国际学者构成，各卷的主编向编委会负责，从而有利于编纂组织工作公允有效地推进。

《新编》的研究视角囊括整个欧洲，麦克科特里克指出，《新编》第二卷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探究整体欧洲的发展。各卷大多都有北欧、东欧地区的专门章节，而且波兰、捷克、立陶宛、挪威等国的学者直接参与了各卷的撰写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注重欧洲与周边非基督教文明的互动。事实上，欧洲整体史以及文明互动的观念在《新编》各卷中均有表现。伊斯兰教世界在《新编》中具有更重要的位置，比如《新编》第四卷第二部分中有两章专门探究相关时期的伊斯兰世界。对此，彼得斯认为新版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视域扩展到了东方和南方的新边界。

其三，史料翔实，并力求史料与分析并重。剑桥史学一向以扎实敦厚的研究院风格著称于史学界，《新编》承继了这一传统，而且原始资料的来源范围更加宽泛。不仅包括各种传统的档案与法典，个人信件、税单、货单、徽章、忏悔书、墓志铭、印章、社团手册和工艺品等都纳入涉猎范畴。近几十年最新考古成果的贡献也相当醒目。应该说，《新编》比旧版的史料基础更为坚实和广阔。各卷末所列参考及进一步阅读书目，占该卷总篇幅的15%以上，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重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重视吸纳和展示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浏览参考书目可掂出成果之厚重，也感受到明显的时代气息。《新编》另一个明显的新特征是，加强了历史解释和评论的力度。它保留了兰克学派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摒弃了述而不论、怀疑论及不可知论，后者曾被调侃为“外交”型历史学家的风格。秉持述论并重的原则，而且不失时机地介绍其他相同的和不相同的观点，无疑使史学思辨更富有张力。

（摘自：《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译序，译序作者：侯建新）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