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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文明研究  
刘景华: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经济互动
2024-09-27 11:12  

文明间的互动,既是推动各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文明整体提升的必由之路。正是文明间和平的、正向的互动,使得世界文明史长卷更加生动绚丽,互动文明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文明间的互动,字面理解指双(各)方的正向交往交流,看起来双(各)方都受益,双(各)方都为发起方和接受方。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交流互鉴也是一种互动,是更高形式的自觉性互动。


文明互动表现出递进式难度

  正向互动是以取长补短或相互促进为目标的,但在客观上表现出递进式难度:有瞬时即能实现的表层式短促互动;也有在短时段内付出一定努力而达到的略显难度的互动;还有较大难度的互动,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得以最终实现;更有种互动,即使付出了长久努力也未见得如愿以偿。互动面临的最大难度是来自各个方面的主观阻力。正向互动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终能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如果畏惧难度或阻力,就会妨碍文明互动正常进行,从而延缓互动速度,弱化互动的积极性效果。因此,必须予以清醒的辨识,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推进现实中文明间的互动、互鉴与交流。

  从世界文明发展实践来看,文明互动涵括了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制度互动、思想观念互动等多种类型。互动因内容不同而表现出不同难易度。例如,文化互动双方互相接受的难度明显呈递进式:对他者的艺术品等文化成果,若仅从文化消费和欣赏的目的看,则较易进行;而在文化技术,如绘画技法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则有一定难度,哪怕是倾心接受了,从摹仿到参透画技也会有个过程;文化思维转变更难,毕竟双方间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有异质性,难以强求一致。又如制度互动。制度制定方多为主动推广,而接受方则表现出多种状态:或囫囵吞枣、全盘接受;或闭目塞听,干脆拒斥;最好的反应是有限地接受及改造,使其符合自身国情和传统,使之本土化,并成为积极的推动性因素。至于观念互动,则因触及文明本体精神,希图对方接受和改变何其难哉!由此,观念互动上更宜奉行“求同存异”,或许这“异”能通过长期的接触、互动、磨合等得以渐趋消弭。


贸易互动中的暗流终将被唾弃

  取得基本生存资料的活动,即经济活动是人类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活动,文明间的互动也以经济互动最为重要,也最为普遍和广泛,因此最值得关注。以商品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互动,效果也最易于被感知、被认识,一般来说双方都受益,因此似乎也易于推动。然而,看起来容易的经济互动也有难易不等的状况,而且因为直接与利益、生存有关,因此哪怕双赢局面下也潜有暗流。

  商品贸易互动的动力是换取对方物品以满足自身所需,贸易双方即商品接受方和输出方都是主动方,尤以商品接受方(市场)的需求最重要。其一,每个文明体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等物质资料很难是全方位的,而所欠缺的消费品又是必需的,因此必须引进。如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发达,但本土所产粮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因而必须从近邻,即东南方的埃及、东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东北方的波罗的海东岸大量输入,故而自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和波罗的海贸易中,粮食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商品输入方也可能发现,外部文明某些产品对改进和改善己方生活具有特别意义,因而着力输入。如中世纪西欧人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发现了东方香料(胡椒)的好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常被冠以“香料贸易”的原因。此外, 17、18世纪欧洲人对东方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的渴求,最终造成在这一时期东西贸易中欧洲外贸大幅度入超、只能用美洲金银输往东方填补逆差。

  商品输出方基本不存在心理障碍,难度只在于需要针对性地研究外部需求,努力开拓市场,以挣得更多硬通货回流本国,获得最大化利益。近代早期西欧的重商主义可谓典型:早期的“重金主义”鼓励出口,不论农产品还是手工业原材料,只要能换得更多的贵金属就行;晚期演变为“重工主义”,鼓励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后出口,这样既能大大提高同量原材料的附加值,同时也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夯实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基础。

  所谓的暗流主要出自商品接受方。由于外来商品物美价廉,接受方便认为进口可能会冲击自身相关产业,从而产生阻力。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尚不突出,而重商主义以来西欧国家介入经济领域实行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劣势产业的现象屡见不鲜。19世纪,如为抵御英国工业革命形成产业优势而张扬“自由贸易”,德意志出现主张保护关税的国民经济学来与之对抗。对于东方传统国家来说,若任由他者价廉物美商品,如19世纪西方工业品进入,势必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手工业,动摇其根基,扰乱经济秩序。于是这些国家采取抵抗立场,实行“闭关锁国”,隔阻贸易互动。就经济动因而论,欲去除贸易互动的心理阻力,重温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和国际分工学说就特别有意义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趋势是双赢。因此,贸易互动中那种动机不纯的保护关税暗流终将被唾弃。


国际生产链深度互动是必然趋势

  形成或建立跨文明的国际生产链(供应链),是经济互动的最高形式,其意义远大于普通的商品贸易互动。国际生产链的形成有利于文明间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将各文明经济要素予以优化整合,以生产环节的融会促使经济全面融合并推进文化沟通,减少政治敌意。事实上,早在中世纪欧洲就有共组国际生产链的实践。如12、13世纪英国羊毛原料出口到海峡对岸的佛兰德尔,其中一部分在那里被织成初级产品素色呢绒,再运往意大利佛罗伦萨由卡里马拉行会进行精加工,形成最终优质呢绒输出到国际市场。今天交通通信网络等手段的发达,使世界成了可以运转和循环的整体,生产各环节间可以顺畅地交流,原材料、初级成品、产品可以无阻地递运,促成了地区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形成全球(跨文明)生产链。由于各经济体所事生产环节属自身专长或优势,因而均可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利润。

  然而,这种深度互动也并非牢固不变。进入这一互动的参数和因素越多,脆弱点就会越多,互动链条就越易折挠,继而造成受阻方另辟蹊径,重组新生产链。如英法百年战争时,英国禁止向外输出羊毛,不但使佛兰德尔毛纺织业全生产链遭到打击,而且也使其素色呢绒生产部门萎缩,连带造成佛罗伦萨卡里马拉行会精制呢绒业因失去原料而衰落,佛罗伦萨转而直接从英国进口羊毛发展毛纺织全过程生产。这是供应链的变故改变了国际生产链。在今天的全球生产链里,处于供应链高端的美国企图阻断国际间经济互动的“脱钩断链”。本来,经济全球化已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产业链有高端(研发)、中端(制造)和低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之分。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早,所以一开始就处在产业链高端即研发端,以及中端高段如高科技产品生产等,因此获利较多。但他们过于夸大本端的重要性,从而在利益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这种不公平的经济互动损害了中低端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最终导致供应链高端和中低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矛盾的结果之一是原有不公平的经济互动和国际分工体系被打破。这种不公平互动体系的前提是西方科技水平较高、中低端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静态格局,而生产发展本身又是动态的。供应链中低端,如亚洲国家大多具有悠久文明,人民聪慧勤劳,且不断推动自身生产能力增强和生产水平提升,进军中高端产生。处在供应链高端的西方国家便认为自己被冒犯。其对策不是积极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是对新兴国家进行遏制、封杀和打压,脱钩、阻断全球生产链,影响全球经济互动。

  揭示各种难度和阻力的存在,既是为了认识人类文明互动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认识文明互动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相关规律,也是为了对现实的文明互动中存在的难度和阻力有清醒认知,以利于在实践中予以消除,从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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