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间的互动，既是推动各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文明整体提升的必由之路。正是文明间和平的、正向的互动，使得世界文明史长卷更加生动绚丽，互动文明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文明间的互动，字面理解指双（各）方的正向交往交流，看起来双（各）方都受益，双（各）方都为发起方和接受方。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交流互鉴也是一种互动，是更高形式的自觉性互动。

文明互动表现出递进式难度

　　正向互动是以取长补短或相互促进为目标的，但在客观上表现出递进式难度：有瞬时即能实现的表层式短促互动；也有在短时段内付出一定努力而达到的略显难度的互动；还有较大难度的互动，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得以最终实现；更有种互动，即使付出了长久努力也未见得如愿以偿。互动面临的最大难度是来自各个方面的主观阻力。正向互动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终能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如果畏惧难度或阻力，就会妨碍文明互动正常进行，从而延缓互动速度，弱化互动的积极性效果。因此，必须予以清醒的辨识，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推进现实中文明间的互动、互鉴与交流。

　　从世界文明发展实践来看，文明互动涵括了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制度互动、思想观念互动等多种类型。互动因内容不同而表现出不同难易度。例如，文化互动双方互相接受的难度明显呈递进式：对他者的艺术品等文化成果，若仅从文化消费和欣赏的目的看，则较易进行；而在文化技术，如绘画技法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则有一定难度，哪怕是倾心接受了，从摹仿到参透画技也会有个过程；文化思维转变更难，毕竟双方间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有异质性，难以强求一致。又如制度互动。制度制定方多为主动推广，而接受方则表现出多种状态：或囫囵吞枣、全盘接受；或闭目塞听，干脆拒斥；最好的反应是有限地接受及改造，使其符合自身国情和传统，使之本土化，并成为积极的推动性因素。至于观念互动，则因触及文明本体精神，希图对方接受和改变何其难哉！由此，观念互动上更宜奉行“求同存异”，或许这“异”能通过长期的接触、互动、磨合等得以渐趋消弭。

贸易互动中的暗流终将被唾弃

　　取得基本生存资料的活动，即经济活动是人类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活动，文明间的互动也以经济互动最为重要，也最为普遍和广泛，因此最值得关注。以商品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互动，效果也最易于被感知、被认识，一般来说双方都受益，因此似乎也易于推动。然而，看起来容易的经济互动也有难易不等的状况，而且因为直接与利益、生存有关，因此哪怕双赢局面下也潜有暗流。

　　商品贸易互动的动力是换取对方物品以满足自身所需，贸易双方即商品接受方和输出方都是主动方，尤以商品接受方（市场）的需求最重要。其一，每个文明体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等物质资料很难是全方位的，而所欠缺的消费品又是必需的，因此必须引进。如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发达，但本土所产粮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因而必须从近邻，即东南方的埃及、东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东北方的波罗的海东岸大量输入，故而自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和波罗的海贸易中，粮食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其二，商品输入方也可能发现，外部文明某些产品对改进和改善己方生活具有特别意义，因而着力输入。如中世纪西欧人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发现了东方香料（胡椒）的好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常被冠以“香料贸易”的原因。此外， 17、18世纪欧洲人对东方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的渴求，最终造成在这一时期东西贸易中欧洲外贸大幅度入超、只能用美洲金银输往东方填补逆差。

　　商品输出方基本不存在心理障碍，难度只在于需要针对性地研究外部需求，努力开拓市场，以挣得更多硬通货回流本国，获得最大化利益。近代早期西欧的重商主义可谓典型：早期的“重金主义”鼓励出口，不论农产品还是手工业原材料，只要能换得更多的贵金属就行；晚期演变为“重工主义”，鼓励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后出口，这样既能大大提高同量原材料的附加值，同时也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夯实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基础。

　　所谓的暗流主要出自商品接受方。由于外来商品物美价廉，接受方便认为进口可能会冲击自身相关产业，从而产生阻力。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尚不突出，而重商主义以来西欧国家介入经济领域实行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劣势产业的现象屡见不鲜。19世纪，如为抵御英国工业革命形成产业优势而张扬“自由贸易”，德意志出现主张保护关税的国民经济学来与之对抗。对于东方传统国家来说，若任由他者价廉物美商品，如19世纪西方工业品进入，势必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手工业，动摇其根基，扰乱经济秩序。于是这些国家采取抵抗立场，实行“闭关锁国”，隔阻贸易互动。就经济动因而论，欲去除贸易互动的心理阻力，重温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和国际分工学说就特别有意义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趋势是双赢。因此，贸易互动中那种动机不纯的保护关税暗流终将被唾弃。

国际生产链深度互动是必然趋势

　　形成或建立跨文明的国际生产链（供应链），是经济互动的最高形式，其意义远大于普通的商品贸易互动。国际生产链的形成有利于文明间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将各文明经济要素予以优化整合，以生产环节的融会促使经济全面融合并推进文化沟通，减少政治敌意。事实上，早在中世纪欧洲就有共组国际生产链的实践。如12、13世纪英国羊毛原料出口到海峡对岸的佛兰德尔，其中一部分在那里被织成初级产品素色呢绒，再运往意大利佛罗伦萨由卡里马拉行会进行精加工，形成最终优质呢绒输出到国际市场。今天交通通信网络等手段的发达，使世界成了可以运转和循环的整体，生产各环节间可以顺畅地交流，原材料、初级成品、产品可以无阻地递运，促成了地区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形成全球（跨文明）生产链。由于各经济体所事生产环节属自身专长或优势，因而均可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利润。

　　然而，这种深度互动也并非牢固不变。进入这一互动的参数和因素越多，脆弱点就会越多，互动链条就越易折挠，继而造成受阻方另辟蹊径，重组新生产链。如英法百年战争时，英国禁止向外输出羊毛，不但使佛兰德尔毛纺织业全生产链遭到打击，而且也使其素色呢绒生产部门萎缩，连带造成佛罗伦萨卡里马拉行会精制呢绒业因失去原料而衰落，佛罗伦萨转而直接从英国进口羊毛发展毛纺织全过程生产。这是供应链的变故改变了国际生产链。在今天的全球生产链里，处于供应链高端的美国企图阻断国际间经济互动的“脱钩断链”。本来，经济全球化已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产业链有高端（研发）、中端（制造）和低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之分。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早，所以一开始就处在产业链高端即研发端，以及中端高段如高科技产品生产等，因此获利较多。但他们过于夸大本端的重要性，从而在利益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这种不公平的经济互动损害了中低端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最终导致供应链高端和中低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矛盾的结果之一是原有不公平的经济互动和国际分工体系被打破。这种不公平互动体系的前提是西方科技水平较高、中低端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静态格局，而生产发展本身又是动态的。供应链中低端，如亚洲国家大多具有悠久文明，人民聪慧勤劳，且不断推动自身生产能力增强和生产水平提升，进军中高端产生。处在供应链高端的西方国家便认为自己被冒犯。其对策不是积极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是对新兴国家进行遏制、封杀和打压，脱钩、阻断全球生产链，影响全球经济互动。

　　揭示各种难度和阻力的存在，既是为了认识人类文明互动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认识文明互动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相关规律，也是为了对现实的文明互动中存在的难度和阻力有清醒认知，以利于在实践中予以消除，从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