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经济社会史评论》编委，曾担任伯明翰大学中世纪史系系主任、英国教会史学会会长。他是英国中世纪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代表作包括《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与社会》《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等。2024年11月，斯旺森教授专程来华，参加由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和《经济社会史评论》编辑部主办的 “欧亚文明互鉴研修坊”系列学术活动。会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姜启舟副教授就“研修坊”与青年学者的成长，作为《欧洲文明进程·基督教卷》作者的感受，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最新动态等问题，采访了斯旺森教授。

一、培养高层次人才：“欧亚文明互鉴研修坊”与青年学人的成长

姜：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对本次“欧亚文明互鉴研修坊”的整体感受如何？

斯：整体感受是非常棒！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认为研修坊很成功，很有成效！侯建新教授创办的“欧亚文明互鉴研修坊”极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对于研究生和“初出茅庐的学者”，适时的鼓励和培养无疑是他们学术道路上的宝贵助力。犹如英国曾经发生的那样，近年来中国的学术职业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变革。青年学者往往难以独自应对挑战，因此，在他们努力奋斗的同时，予以恰当的建议和指导尤为重要。不仅为他们当下的学术探索注入活力，更为其长远的发展培养了认真、严谨、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从这一点看，同样意义非凡。

与史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中世纪史亦需着眼未来。参会的青年学人终将成长为中国中世纪史学界的中坚力量，进而培养他们自己的学术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修坊无疑为推进中国中世纪史学界的学术代际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本次活动还搭建了欧亚文明交流的桥梁，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

姜：研修坊的气氛相当活跃，但是导师点评却是相当严肃的，有时甚至有几分严厉，学员们说堪比学位答辩。这种场面平时少见，尽管有些紧张，大家还是欣然接受的。您能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吗？

斯：这要提到这次研修坊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创新点，那就是“单兵教练”。研修坊导师针对学员待发表作品逐一点评。不是一对一，而是数人对一人的点评与建议；资深学者与全体学员之间、乃至学员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无疑让青年学者受益匪浅。点评和建议包括学术观点、资料来源、逻辑推导、论文写作方法等。当然，这对导师提出了很高要求，事先要做大量阅读。不仅要有学术水平，还需有为学员付出的精神。 所以，尽管学术批评相当严肃，但还是受到他们的真诚欢迎。

高水准的师资和生源也是重要因素。导师团阵容强大，由来自全国和海外的20位杰出的学者组成。30名学员也经过严格遴选。通过与中国的学者交流分享，我感受到研修坊在鼓励和培养青年学人方面充满热情；年轻学人则个个意气风发，我很受感动。中国的中世纪史学界，乃至整个历史学界正发生巨大变化。

姜：是的，研修坊的学术气氛活跃，还表现在学员们提问特别踊跃。您在研修坊的关于“中世纪教宗与地方教会关系”的讲座，受到欢迎。讲座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提问，一直到午餐时间还意犹未尽。您提出了“权威”（authority）与“权力”（power）这一对概念，可以再进一步解释它们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吗？

斯：需要说明的是，这对概念是针对中世纪教会结构体系而提出的，它们分别所指教宗的“权威”与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力”，尽管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教宗主要依靠“权威”来运作，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权威常常受到地方“权力”的制约与挑战，而地方教会的“权力”常常与地方世俗“权力”杂糅在一起。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权威”为社会制定规则，规定社会如何构建和运作；而“权力”则通常被理解为执行、规避或违反这些规则的实际能力。“权威”必须通过法律、宗教典籍、传统来确认其合法性；而“权力”则更多地依赖于强制力，包括直接的威胁、武力和暴力。同时也有地位和影响力这样的“软权力”在幕后发挥作用，但往往难以被察觉。中世纪的历史一再表明，当“权威”与“权力”结合时，它们可以相互增强；反之，则会相互削弱，甚至导致混乱和失控的局面。

姜：从事外国历史尤其是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中国青年学人，如何成长为像您这样的中世纪史学者呢？

斯：所有历史学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成长和发展，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可能具备一些共同的技能和特征。

首先，至少需要掌握一门外语，以便获取相关学术成果和原始资料。中世纪研究的许多分支通常需要具备拉丁语能力，这对于非欧洲的中世纪研究者来说，门槛可能更高，他们还需要掌握拉丁语。其次，历史学家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尤其是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写出清晰的、让人们读懂的文字，极为重要。无论是撰写学术著作，还是撰写一般作品，“读者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严谨的学术写作，也应根据读者群体的特点，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技巧和风格。最后，需要发现、评估和整合证据，以填补历史空白并不断修正传统观点。同时，新的方法和理论有助于验证传统观点。但历史学者应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所有解释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永远有新的问题和答案等待发现。

二、“为中国著书”：《欧洲文明进程·基督教卷》

姜：您承担了侯建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文明进程》的子课题《基督教卷》的撰写工作。作为16个分卷作者中唯一的外国学者，能分享一下成为该卷作者的历程吗？

斯：这对我无疑是一项极大的学术荣誉，也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2008年，龙秀清教授到伯明翰大学访学，向我传递了侯建新教授口信，希望我帮助起草一份关于“欧洲文明视野下的基督教变迁”的研究提纲。当时，“欧洲文明进程”大项目已在中国筹划和启动。我起草了一份提纲，但我并没有想到会真正参与这个项目。

那份提纲寄达中国不久，《欧洲文明进程》课题主持人侯建新教授即正式邀请我将上述提纲扩展成一部书，作为该项目的一个分卷。这让我感到意外，也有些受宠若惊。我深知这个课题的规模和难度，它将涵盖基督教在欧洲社会和文明中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及影响。作为中世纪史学者，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在1100年至1500年。当然，我并非对其他历史时期一无所知，在担任《教会史研究》主编的几年里，我接触到了不同时期的教会史，即便如此，面对中国学界对该项目寄予的厚望，仍觉力有不逮。何况，我当时在伯明翰大学担负着繁重教学工作和学术写作，这本书将要求我在非常规的“舒适区”工作。

姜：什么原因最终促使您接受了这份跨国学术邀约呢？

斯：正当我犹豫不决，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侯建新教授再次与我沟通此事。他说，希望我协助完成“欧洲文明进程”项目，这个项目将向中国读者系统表述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一部可靠且反映前沿水平的基督教与欧洲文明关系的专著，不可或缺。我与侯教授相交已久，他对我的资质给予了极大信任，并赋予我充分的自由写作空间，让我深受感动。他的信任和支持成为我最终决定接受邀请的关键因素。他也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与中国学界合作，共同推动欧洲文明研究。

姜：自签约伊始，您就知道该书将会被译成中文出版。这对您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斯：我非常重视这本书在被译成中文时的准确性，但由于自己不懂中文，无法亲自检查翻译质量。翻译学术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处理大量专业术语和复杂语言。许多翻译问题源于作者未充分考虑译者的困难。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有责任减少译者的工作难度，所以我调整了写作风格，在保持专业性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清晰、明确的表述方式。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学生孙剑博士，他协调了译者的工作，并努力确保这本书达到预期目标。

此外，我还要考虑到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帮助他们理解基督教在欧洲文明中的作用。因此，这本书将通过逐步引导的方式，让读者理解基督教在欧洲文明中的作用，而不是一次性地抛出所有复杂的内容。

姜：您负责的精神与认真的态度，让人倍受感动。《基督教卷》是《欧洲文明进程》（16卷）的重要一卷，请简要介绍您的主要观点，以及在撰写该书时遇到哪些难点？

斯：“基督教”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明了的，因为这些概念本身一直在变化。基督教从未成为覆盖整个欧洲的单一的、统一的宗教运动，也从未存在过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欧洲文明”。

所以在撰写该书时，将这三种不稳定的历史（一种是宗教的——“基督教”，一种是文化的——“文明”，第三种是地理的——“欧洲”）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结构，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简要来说，在宗教史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难题。首先，从9世纪开始，欧洲基督教在地理上分裂为“天主教欧洲”（以罗马教宗为首）和“东正教欧洲”[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triarch）为首]，两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如何将这两种历史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难题。其次，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天主教（通常被称为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一系列非天主教基督教）之间的持久分裂。这使得“西欧基督教”在1500年后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

三、重写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姜：在您看来，近年来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总体概况如何？

斯：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碎片化和流动性（fluidity，即动态变化）的状态，很难形成完整的概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论题的不断扩 展以及对学术史的深入反思，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学科内部的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大多数中世纪史学者专注于非常具体的领域，但对于宏观的历史背景却知之甚少。这种分裂可能会导致一些专门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及自我封闭式发展，形成不健康的学术生态。

姜：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世界史也有碎片化倾向，大概是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这是举办“欧亚文明互鉴研修坊”的原因之一，让我们共同扭转不健康的动向！请问具体到政治史、宗教史和经济社会史领域分别有哪些新近进展？

斯：政治史领域正逐渐摒弃以国家史和民族主义史为基础的线性叙事，也就是说，中世纪为欧洲范围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在新视角下，中世纪的政治史可以被重新审视，从而更具说服力。政治史和政治思想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正在悄然改变，这可能会对未来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在宗教史领域，对教宗君主制的重新评估仍在进行，其中“1100年至1300年间异端的存在及其特征”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历史叙述变得更加平衡，最近的研究强调中世纪犹太人与基督徒有着强烈的共存意识，同时也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歧视和驱逐。此外，对犹太人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的研究更加深入。

在经济社会史领域，许多研究课题正在被重新思考和修订。利用计算机化数据和统计资料的研究增多；历史环境主义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依然重要，尤其是领主权、农奴身份和封建主义遗产的研究。

姜：您如何看待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前景？

斯：虽然学科的流动性与碎片化趋势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欧洲中世纪史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随着20世纪产生的权威解释不断受到新近研究的挑战和修正，以及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尽管理解它的难度在增加，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史越来越值得研究！

姜：近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对欧洲中世纪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变化，“黑暗中世纪”已成为陈词滥调，中世纪的时代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侯建新教授是这一学术趋势的引领者之一。其一，他认为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延续，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创生于中世纪；其二，他提出欧洲文明“元规则”（meta-principle）概念。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实践，在语义学革命中形成若干“元规则”，从而使西方成为西方。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界影响广泛，对传统的中世纪认知，以及中世纪与现代社会关系的认知，均产生一定冲击。您如何看待中国学界的新近研究与学术转向？

斯：这个总结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元规则”这一概念非常有吸引力，它无疑可以提供一个框架，用于分析欧洲和“欧洲文明”从中世纪演进到当代世界所经历的历时性变化。通过追溯“自然权利”概念的发展，并提取一套基础规则即“元规则”，为欧洲文明从12世纪到当代世界的整体演进提供一个框架，这无疑是一种勇于创新、大刀阔斧的学术路径。我认为，许多西方史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概念，特别是中世纪史研究的主流学者对上述创见会持赞同态度。因为他们同样认为历史难以断然切割，显现的和潜在的内在联系不可否认。不过，也会有不同看法，那就是一批“现代主义者”。他们坚持将“中世纪”与“现代”绝对区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崛起的历史进程，就是对中世纪遗产的彻底摒弃。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表明中世纪的基础正日益遭到扬弃，并逐渐变得无关紧要。

姜：显然，关于中世纪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这是否意味着中西学界都存在着“重写中世纪”的学术趋向？

斯：由于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不同，中西学者研究欧洲中世纪的视角存在一定差异，即使在西方学者内部，研究视角也因个人背景和文化传承而多样化。所以，“重写中世纪”会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姜：自《经济社会史评论》创刊以来，您一直担任该杂志的编委，给予了许多关心和支持。您对这本杂志有何寄语和建议？

斯：衷心祝贺这本杂志取得成功，并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每当我翻阅该杂志时，总是被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文章的学术性所折服。显然，它为研究欧洲文明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发表和传播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也为中西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姜：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为中西学术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期待您再次来到中国，再次到访天津师范大学！

斯：同样期待！

本文作者罗伯特·斯旺森，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姜启舟，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5年第二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