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凝聚24位中国重要学者、十七载心血的巨著——《欧洲文明进程》（十六卷本）隆重问世。作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果与“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这套丛书不仅是学界同仁深耕文明史多年的智慧结晶，更标志着中国世界史学者挣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固有桎梏，以原创理论视角重构欧洲文明叙事的突破性探索，是中国自主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的扎实落地。本栏目特邀丛书主编侯建新教授，独家分享这套“英语世界之外最系统的欧洲文明研究著作”背后的学术坚守、理论创新与文明对话的故事。

人物名片：

侯建新，现任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学术刊物《经济社会史评论》主编，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荣誉会长。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全国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剑桥大学、萨塞克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等客座教授或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英国史、欧洲文明史、中西现代化比较，主编《欧洲文明进程》（十六卷）、专著《欧洲文明进程·农民地权 卷》《资本主义起源新论》《社会转型时期西欧与中国》《现代化第一基石》等。获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主编全国义务教育世界史教材获国家基础教育类特等奖等。

问题一：侯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历经十七年持续推进的学术积累，《欧洲文明进程》（十六卷本）出版了，并入选2025商务印书馆年度双十佳图书。2025年末，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持召开的新书发布暨中欧文明交流互鉴论坛，进一步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分享出版成果喜悦的同时，与会者也深切体会到作者团队十七年如一日的学术坚守，以及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重大问题。

您既是这一国家重大项目的发起人、总策划及首席专家，又是《欧洲文明进程·农民地权卷》作者。首先想请您谈谈，启动欧洲文明研究课题的时代动因与学术背景；换言之，编纂这部十六卷巨著《欧洲文明进程》的初心与目标是什么？

——中国素有“史学大国”之誉，主要就中国史研究而言，其根基在于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修史传统。自《尚书》肇始，迄今已延续近三千年，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历史书写传统。相较而言，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起步较晚，尚处于成长阶段，更需倾注长期的热忱与投入。《欧洲文明进程》（十六卷本）作为世界史研究的一项系统性成果，能为构建我国世界史知识体系添砖加瓦，我深感欣慰。

这部作品更直接的关切则是“百年之问”，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核心命题。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天下观”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林则徐、魏源等人常被视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仁人志士，《海国图志》初步勾画了西方及世界地理与文明知识的轮廓。但即便以此为起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至今也不过两个世纪。回望20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对欧洲文明的认知仍处于碎片化状态：在有限的高校中，世界史或欧洲史相关课程的设置严重不足；基础教育阶段的世界史教育更为薄弱，而专门的研究机构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世界史学科真正取得系统而扎实的进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以及学科整体建设的推进，我国关于欧洲文明的研究几乎年年都有新成果、新议题，以十年为阶段即可见到较为明显的进展，相关研究也逐步走向规范化与专业化。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有必要以中国学者的观察视角和中国的话语体系，系统梳理近30年积累的研究成果，记录我们这一代学者对欧洲文明的整体认知。将这些成果加以整合并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进而撰写一部既面向中国读者、又能够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对话的欧洲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既是对既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一种为中西学术讨论搭建桥梁的尝试。

尽管获取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与资料已不再困难，但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所蕴含的独特关怀与价值，仍是任何外来成果所无法替代的。西方相关著述卷帙浩繁，不乏真知灼见，然而由于认知视角与学术语境的差异，我们既不应止步于西方史学的观察视域，也不宜囿于苏联史学概念化的叙事框架。唯有立足中国本土，逐步构建独立而自洽的评判体系与认知框架，方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下定决心后，我向时任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先生陈述了构想。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于2008年正式启动，并迅速组建起研究团队。当时，20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正值年富力强，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学科中坚力量。大家深感时代的厚赐，愿以学术回馈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要完成这一代人应做的事情”，成为全体参与者共同的心声。

尽管当时没有正式的项目名头，也缺乏充足的经费，研究团队的组织工作却异常顺利。针对欧洲文明的各个专题，我们邀请了该领域最优秀的学者承担研究任务，几乎一路畅通，未遇任何阻碍。项目最终规模远超预期，并于2012年获批为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从2008年启动至2025年末竣工，整个研究实际走过了十七个年头。

问题二：您的介绍令人感佩。《欧洲文明进程》被誉为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鸿篇巨制，全书纵贯千年，全景式表达了欧洲文明自创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面对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工程，我们尤为关切：在项目立项之初，您是基于怎样的核心理念来统筹全局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又遵循了怎样的学术路径，以确保各卷册之间逻辑连贯，并最终呈现出如此完整而有机的文明史叙事形态？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可谓长期困扰国人的老问题：在观察欧洲文明时，最重要的聚焦点究竟应置于何处？这是学术问题，也隐含着探究西方成功秘密，奋起赶超的心底幽思。从坚船利炮到当下风靡全球的人工智能，这些固然是文明发展的重要表征，但总体上仍属于器物与工具层面；即使更深一步的法律、制度层面仍未探得西方文明的真谛。在我看来，更为根本的，是在人们头脑中逐步形成并被广泛遵循的行为准则，且上升为社会共识的价值规范。我始终认为，这一层面的内容，才应成为欧洲文明研究首先锁定的核心目标。

一部著作的学术生命力，不在于卷帙之浩繁，而在于其是否在根本命题上实现了对既有研究的跨越。详实的史料与严密的实证虽是学术立论的基石，但更为核心的考验，是能否洞穿纷繁的历史表象，精准提炼出欧洲文明的核心要素及其内在价值底色。为此我常自省：相较于前辈学者与国际同行，本书能否在理论层面推动认知体系的实质性演进？这不仅是全书的“诗眼”，更是学术著作的灵魂与核心价值所在。

为实现上述欧洲文明研究的目标与路径，一方面，我曾与多位中外学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另一方面，课题组延续国人关于欧洲文明认知的百年学术史，紧紧围绕“何谓欧洲文明的核心要素”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集中攻关。依托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项目组建立了稳定的周会制度，每周固定安排半天时间开展专题研讨，并不定期邀请项目外相关领域的中外专家参与。此类高强度、制度化的学术讨论持续半年之久，为相关核心问题的逐步澄清与理论凝练做了坚实的铺垫。

在此基础上，关于欧洲文明核心要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凝练为论文《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发表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引起广泛社会反响，并荣获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十佳论文”。该文提出欧洲文明五项“元规则”（meta-principles），将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生命权利等核心准则，提炼为贯穿欧洲文明启动与发展的“文明胚种”，从深层逻辑上阐明了西方文明的特质。这些始基性规则不仅决定了欧洲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构成了欧洲现代文明的根基。

该文的核心内容被纳入多卷本《欧洲文明进程》的“总序”，成为约五万字“总序”的核心思想。它凝聚了团队的集体智慧，在统一学术视角、协调整体研究取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有学者评价指出，这一研究取向与写作路径“可能引发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即从海量史料中提炼事物的本质，再反向诠释历史，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宏大而复杂的历史实相”。

问题三：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已经较为清晰地把握了这部著作的首要攻关目标——即回答“何谓欧洲文明”。接下来的问题是：作者团队是通过何种研究范式来呈现对欧洲文明内涵的理解？我们注意到，全书并未采取传统的编年式叙述，而是从若干具有框架意义、且最为关键的社会与经济侧面切入，系统覆盖欧洲文明演进的主要维度，并由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分专题撰写。请问，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

——确实如此。为使中国读者能够立体把握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本书在整体结构上采取专题分卷的方式，纵贯欧洲文明自创生至现代的完整历程，将研究内容划分为16个核心专题，覆盖文明演进的关键维度。在研究范式上，本书主要沿用经济社会史路径，既着力分析宏观社会结构的生成与演进，又高度关注基层民众具体而鲜活的生活实践及其动态成长，力求实现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历史书写的有机统一。

这就是多卷本《欧洲文明进程》撰写体例之由来。十六个相互关联、交叉贯通的专题，内容包括语族与民族源流，政府与法律体系，土地与赋税制度，宗教与大众信仰、贫困与社会保障，自由观念与地方自治，以及大学、城市化、工业化、生活水平、市场经济、贸易与扩张等。每卷聚焦一个专题，跨越历史时段；各专题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使读者由浅至深，由一个侧面到多个侧面，逐渐深化对欧洲文明的整体认知。

该项目具有挑战性，不仅要求各专题能够贯通历史断代的整体脉络，更要求在理论层面实现高度的融贯统一。回顾团队的学术实践，可以说始终秉持严肃而审慎的学术精神。为此，项目设立了子课题联席委员会，负责统一学术理念、协调各分卷之间的内在关系。各分卷的研究大纲须提交联席委员会审议并获通过，方可进入正式写作阶段。这一制度安排既是保障总体思路一致的重要机制，也是分卷启动前的必要程序。

具体而言，各分卷的子目大纲需经联席委员会集体讨论并获得认可，会议同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及出版社代表参与。讨论过程相当充分，有时甚至争论激烈，难以当场形成一致意见，但正是这种严肃而充分的学术讨论，为全书质量确立了基本底线。几乎所有子课题的大纲都经历了多轮修改与再审，有的甚至反复讨论三次以上。围绕这些议题，项目团队先后组织了五次学术研讨与工作会议，每次历时约两天，地点或在天津，或在外地。

《欧洲文明进程》的作者大多为“50后”和“60后”，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学科中坚力量，却在这一课题中普遍经历了研究路径的再拓展与理论视野的再创造。我们内部常将此项工作戏称为“自讨苦吃”，而实际上却甘之如饴。立足中国学者自身的观测视野，构建欧洲文明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几代前辈学者曾寄予厚望却未竟其功的事业，我们理应承担起继续推进的责任，哪怕只向前推进一步。

问题四：这样的精神令人由衷感动，其投入与付出也与多卷本著作所取得的成绩相称。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这项持续近20年的创作过程，已经催生数十篇高质量的前期研究成果，其中两篇论文连续入选2019、2020年度“中国历史学十佳优秀论文”，并获年度最受欢迎的论文称号。您能否谈谈，多卷本《欧洲文明进程》学术上的主要创新之处？

——在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多卷本《欧洲文明进程》在欧洲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构建层面，系统提出并论证欧洲文明“元规则”概念，旨在溯源欧洲文明的底层运行逻辑。欧洲文明并非单一传统的自然延伸，而是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采纳并改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以色列文明、基督教文化以及日耳曼“蛮族”传统等多种文明要素，经由长期而痛苦的文化互动与制度磨合，欧洲文明最终于中世纪中期逐步成形。其文明确立的重要标志，在于一套获得广泛社会共识、被明确定义并根植于自然权利观的“元规则”——即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

这些“元规则”构成了一种深层次、始基性的规则体系，亦即“决定规则的规则”。作为个体不可让渡的应然权利观念，它们对实定法的生成与运行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塑造了欧洲社会的基本发展走向，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制度框架与价值根基，从根本上回应并回答了“何谓欧洲文明”这一核心命题。

其二，在文明的空间维度上，本书突破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传统叙事框架，重新界定了欧洲文明的时空边界。基于对欧洲文明内在核心的明确把握，从根本上区分了欧洲文明与古典文明在本质层面的差异，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历史关联。由此指出，欧洲文明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在多重文明要素交汇、碰撞与重组中，经由“二次发酵”，创生于中世纪的次生文明。这一认识有效纠正了长期以来将欧洲文明简单视为古典文明衣钵延续的历史性偏见。

因此，因此，欧洲文明的边界并不必然与自然地理界线重合，欧洲文明的空间维度因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张力。总体而言，易北河以东的广大欧洲地区，由于斯拉夫人及其他非西方文明要素的长期存在与交织，形成其地理空间与欧洲文明属性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而在对外扩展过程中，欧洲文明又通过文化母体的移植，使北美与大洋洲成为其跨越重洋的有机延伸。正如哈罗德·伯尔曼所言：“‘西方’（The West）无法仅凭罗盘来定位。”西方文明，即历史上的欧洲文明，本质上首先是不同族群的文化—历史共同体，而非单纯的地理方位。正因如此，对欧洲文明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清晰界定，构成欧洲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前提。

其三，在文明断代的认识上，本书着力祛除长期主导学界的“黑暗中世纪”叙事，力图还原一个被系统性遮蔽的真实历史阶段。传统解释往往将欧洲近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追溯至古希腊—罗马传统，另一方面归因于17世纪启蒙运动，从而在无形中压缩并削弱了中世纪在欧洲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尤其低估了日耳曼蛮族在价值形塑方面所具有的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突破作用。《欧洲文明进程》从根本上颠覆了“黑暗中世纪”的传统叙事，强调中世纪是一个充满创生力的历史时期，是欧洲文明启动、定型并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本书为欧洲文明在近代世界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更具内在连续性与解释力的历史谱系。

欧洲文明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其根脉深植于中世纪。恢复中世纪应有的历史位格，不仅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需要，更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同时，对于完善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世界史知识框架，确保历史叙事的完整性与逻辑性，亦具有深远的指导价值。

问题五：您在总序中提出的欧洲文明元规则，揭示了欧洲文明的内涵特质，同时不规避其内在矛盾缺陷，为应对当今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了历史根源因素，表现了中国史学家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您认为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历史昭示我们，西方文明从来并非天然的“净土”，其内部自始便嵌合着深刻的结构性悖论，这正是当代西方诸多乱象得以生成的深层逻辑。个体自由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张力、平等诉求与自由边界之间的冲突，始终构成西方理论体系与制度实践中的核心议题，并长期处于动态失衡与反复震荡之中。进入当代，这些内在矛盾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持续冲击下愈加复杂化，使西方文明陷入制度与价值双重困局。

全面审视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课题。欧洲文明“元规则”在塑造西方崛起与全盛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内在的负效应亦随之显现。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察视角在于：当下西方社会的诸多症结，并非源于对“元规则”的背弃，恰恰相反，而是其被不断推向极致兑现之后的必然产物。本质而言，这是一种由元规则“过度成熟”所引发的机能性萎缩，是其内在逻辑在极化过程中发生的自我异化，在一定意义上无异于文明自杀。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元规则”的积极效能高度依赖于外在约束与边界条件的存在。正如《欧洲文明进程》总序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过度放纵，还是过度压抑，任何走向极端的社会形态，最终都同样具有毁灭性。

感谢侯建新教授的分享。十七载治学，十六卷立言。侯老师带领的学术团队以中国视角破圈欧洲文明叙事，原创“元规则” 概念，还原欧洲中世纪真貌，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写下坚实注脚，彰显了中国世界史学的理论自觉与自信。这份扎根学术的坚守与创新，既为全球世界史研究注入坚定的中国力量，也为中国学界的集体协同研究模式树立了典范。祝愿侯老师的学术团队未来在文明研究领域继续深化拓展，缔结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转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人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