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日下午，应侯建新院长邀请，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天津市亚太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杨栋梁先生来我院作题为《一战后日本国家转向研究的视角与课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教授主持，百余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下午两点半，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杨栋梁教授首先讲述选题的时期划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本来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一战后国际地位提高，经济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当时的经济已经居世界前五。

其次，杨栋梁教授讲述日本国家转向的标志，即转向的原因。讲述了日本通过欧化文明观向皇国文明观的转换，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思想博弈和实践探索。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欧化的脚步并未停止。大正民主运动可谓政治上进一步“欧化”的尝试，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中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理论的“国家法人说”重新解释明治宪法，向“天皇主权说”提出挑战，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吉野作造在《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至善至美之途径》（1916年）、《再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至善至美之途径》（1918年）等论文中，力倡民本主义思想，强调“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大正民主运动一度使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广为传播，以致从1924年起出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短暂的政党政治黄金期。但在另一方面，从日俄战争前后起，强调日本文明价值、旨在对抗乃至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也在抬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代表性主张是冈仓天心（1863—1913年）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1838—1922年）的“东西文明调和论”。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后，激化了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国家改造”“昭和维新”的喧嚣声中，法西斯运动的狂飙打断了明治以来的“欧化”进程，导致了日本社会的急剧“转向”。在国内统治上，接连不断的血腥恐怖事件，终使日本于30年代中期建立了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体制。在对外关系上，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路线成为主导，继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1932年退出国际联盟，公然与国际社会决裂，沿着对外侵略扩张道路越走越远。

再次，杨栋梁教授讲述日本在转向时的国内矛盾，各方有着截然对立的国家改造愿景，包括民间右翼和军部法西斯，新官僚在内的三方势力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他们通过宣传与造势，制造白色恐怖，即期效果等达到使国家转向的目的。

最后，杨栋梁教授知古鉴今，用研究日本史的心得告诉我们，通过研究世界史，有利于中国未来和现在的发展。

讲座结束后，杨栋梁教授细致的回答了在场学生提出的问题，引经据典、讲解独到，杨教授在讲述中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例子，深入浅出，引人深思。整场讲座内容丰富祥实，令在场的同学们受益匪浅。同时，杨教授严谨的治学思想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讲座在师生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

（2016级世界古代中世纪专业 丁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