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7至28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史学者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顺利举行。本届论坛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与会学者达100余人，分别来自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等珠三角及周边地区的1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美国佛兰德斯大学等20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权威杂志社。

其中，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并以《中世纪英国国王的收入与开支》为题做主题报告。欧洲文明研究院刘景华教授以《关于文明形成的几点思考》为题做主题报告。研究生曹方舟的发言题目为《英格兰地方银行的资本扩张与投资》，研究生王子寒的发言题目为《贵格会伦理与乌托邦精神：约翰・贝勒斯社会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附论坛纪要

开幕式

本届论坛开幕式在华南师范大学桃李园高明厅举行，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三三副教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刘晓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焦兵编审先后致开幕辞。

刘晓东教授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广东省历史学会，向一百余位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简要介绍了本院世界史学科建设情况、发展规划，肯定了此次论坛对学院的重大意义，并对论坛的学术交流表达了真挚的期待，希望老中青三代世界史学者充分发表真知灼见，碰撞出崭新的思想火花。

侯建新教授首先向本届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他认为国内世界史学科在近年获得了长足进步，为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仍需要不断努力探索与创新。在此，他寄语参会的青年学者开拓进取，追求卓越，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更上一层楼。

陈恒教授对本届论坛抱着热切期望。他指出当代史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仍然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深刻影响，希望与会学者抓住“史学革命”的机遇，肩负起重构学术话语的任务，站在本土立场，提升中国在本专业的学术话语权。

焦兵编审在致辞中提到，世界史学者不仅要专精于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要突出长时段、跨区域的学术视野，掌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更深入地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以解决当今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系列时代命题。

主题报告

28日上午，天津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韩山师范学院姜国玲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吕厚量教授、侯树栋教授、暨南大学李云飞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张来仪教授、中山大学周立红教授、岭南师范学院于卫青教授和肇庆学院汪聂才教授做了主题报告。刘景华教授的报告以《关于文明形成的几点思考》为题，探讨了“文明”的涵义及其标志，认为文明的形成过程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进展密切相关，文明形成的几种标志都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产物。他检视最早诞生文明的几处河谷地带，解释了文明为什么起源于农业区而非游牧区，进而分析了文明形成的自然条件，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产生的文明特色，包括生业模式、地方性格、文化观念等等。

姜国玲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解读古代两河流域的造人神话中的“人”》。她从苏美尔和古巴比伦的神话传说入手，通过考释《阿特拉哈西斯》《锄之歌》《吉尔伽美什》等文献中的“人”、“原人”、“黑头人”等词汇及其特定含义，探索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人”自身的生理特性、社会特征以及文化特征的认识。

吕厚量教授做了题为《〈安提戈涅〉中的“人颂”与公元前5-4世纪雅典知识精英关于女性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他重点研究第一合唱歌的含义及其与全剧的内在联系，指出“人颂” 存在双重叙事，明线赞扬人类的进取与政治成就，暗线批评人征服自然、破坏传统的行为。安提戈涅象征被推翻的传统贵族社会，这种历史记忆与雅典知识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有关，且延续至公元前4世纪，在诸多文献中留下印记。

侯树栋教授的《中古西欧的帝国观念与帝国政治》阐述了西欧中古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指出其难以准确定义，是传统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兼具具体与抽象、政治与文化观念属性。侯教授指出了三重意义的理解：象征和符号、教会思想家与罗马法学家的理论产物、政治实体，三者实践中相互纠葛。认为帝国后期政治渐趋地方化、德意志化，体现了观念和理论需服从政治现实。

李云飞教授的《887—899年阿努尔夫一世的继承安排探析》回顾了阿努尔夫一世在公元887年夺取东法兰克王位后，在王位和疆土继承安排中面临的困境。并且谈到阿努尔夫一世最终延续了疆土分治传统，但由长子和次子继承外围地区，让幼子继承核心疆土，体现了他在继承制度上的创新。李教授认为，阿努尔夫一世的继承安排体现了王族内部关系、君臣权力状况和显贵家族竞争的格局。

专题报告的后半段从侯建新教授开始，他的研究题目是《中世纪英国国王的收入与开支》。侯教授聚焦中世纪英格兰国王的土地产权，探讨了国王与封臣、佃农的土地关系及影响，指出英格兰封建契约关系既维护等级社会与国王权威，又限定封建依附关系，使封臣得到有限却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状况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和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形成提供重要前提，至17世纪，国王土地产权性质根本改变，与英国政治格局变迁相关。

张来仪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伏尔加布加利亚汗国的历史地位》。他梳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发现伏尔加布加利亚汗国与阿拉伯、拜占庭、中亚以及中国长期保持着广泛的商业贸易，同时与基辅罗斯存在军事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张教授指出，伏尔加布加利亚汗国地处欧亚内陆商业贸易的十字路口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在中世纪的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立红教授的《法国旧制度末期国家治水政策的初步形成》研究了18世纪后期法国的洪水治理模式。她从国家治水理念的生成、洪水监测与报告、应急救援及灾后救助等方面进行论述，反驳了里什蒙、德吕、杜兰斯、克尔等学者提出的“法国旧制度末期尚未形成国家治水政策”的观点，指出这一时期是法国洪水治理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国家对洪水的介入与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奠定了法国特色的治水模式。

于卫青教授以历史的眼光深入剖析康德的哲学体系，做了题为《试析康德与启蒙运动》的报告。他认为康德没有像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那样盲目崇拜理性，甚至认为理性万能，而是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本身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考察，明确指出了理性不能有效运用的领域。于教授说，康德有力地表达了启蒙运动的根本精神和目标，为启蒙的核心价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系统论证和哲学深度。

汪聂才教授的《文本的旅行：“四书”拉丁译本从广州到巴黎》梳理了“四书”拉丁文广州译稿的形成、在欧洲的流传，以及手稿与巴黎刊印本的比较等内容。他指出耶稣会士在“四书”西传上有奠基性贡献，“广州译稿”是集体努力成果。译稿从广州到巴黎的传播历经曲折，手稿与刊印本存在诸多差异，柏应理的修订工作对译本呈现影响重大，该译本对欧洲知识界有深远影响。

专题报告环节由易建平教授、刘景华教授主持，邢来顺教授、蔺志强教授评议。

当天下午，论坛分为六个分会场同时举行，分别研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大湾区”、“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古代世界的政治、军事与宗教”、“欧美国家的海洋治理与社会变迁”、“地区国别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史视域下的艺术与思想、文本与身体”等六个主题。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大湾区”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的主题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大湾区”。上半场的讨论由南方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丁建庭老师主持，浙江大学刘超教授评议。下半场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王兆宇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周小兰教授评议。共11位学者做了报告。

暨南大学张维缜教授的报告名称为《跨国史视野下的“一碗饭”运动研究》。他从跨国史的视角切入，论述了“一碗饭”运动在海外援华活动中的代表性功能，并列举了此活动在美、英、加、港等地的跨国呼应。尽管美、英、加、港等地的“一碗饭”运动所筹集的善款，与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战期间通过对华贷款与租借物资援华给中国的援助款额相比并不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远超一般的物资捐赠，它反映了在世界面临法西斯野蛮侵略的危机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华南师范大学王兆宇老师的报告名称为《试论后帕尔米拉时代巴特那与临邑的海路贸易角色》。王老师先阐述了“后帕尔米拉时代”的概念，即273年后，中国商品在西段路线的运输与集散呈现出明显的研究空白，直到六世纪的查士丁尼时期。随后，他分别介绍了巴特那和临邑的地缘情况、发展沿革。通过对比两者的发展轨迹，他指出临邑与巴特那的海路贸易角色在3世纪中叶后都有上升趋势，且两者的路线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中山大学李爱丽副教授的报告为《从粤海关设置的第一个女职员看19世纪晚期省港澳关系》。她以粤海关设置的第一个女职员——申那德为切口，在19世纪后期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经贸联系紧密、商旅畅旺、旅客数量庞大的背景下，粤海关针对女性旅客数量群体庞大的现实需要，聘用葡籍女巡役申那德，查验旅客行李和水手携带物品中超过数额的应税物品。报告的结论认为此举既维护了税收，也开创了女性在清政府部门工作的先河。

美国佛兰德斯大学许光秋教授的报告为《美国医生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以广州为中心（1835-1935）》。许教授从公共卫生领域入手，指出美国医生在广州建立现代诊所、医院、医学院，推动了中国现代医疗系统的建立。他深入分析了现代医疗机构的建立对广州社会的影响，如培养了中国医学现代化先驱、影响了广州精英对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认识、促进了广州妇女权利运动、现代慈善运动和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

广德医院历史研究所钟云鹏老师的报告名称为《中国西医之始——伯驾医生传记翻译研究》。钟老师从医学史维度、精神传承维度、文化桥梁维度阐述了其翻译研究的三大核心价值，即不仅确立了博济医院作为中国西医教育源头、技术源头、制度源头的历史地位， 弘扬了 “博济天下” 的医者仁心与开拓创新勇气，同时还展现了医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纽带作用。此外，钟老师简要概括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一是推动公众认知中国现代化医疗起源，二是为医学人文研究提供关键文本支撑。

刘超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肯定了各研究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如张维缜的微观史与全球史结合，王兆宇的古典学研究衔接中西，李爱丽的性别视角填补研究空白，许光秋和钟云鹏的医疗史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并建议深入探讨手术预后等细节。

下半场发言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平兆龙老师的《1600—1787年越南黎郑华侨政策新论》。他以黎郑华侨政策为研究对象，指出黎郑华侨政策并非比以往论者普遍认为的阮主华侨政策更为严苛，其表面严苛的政策实际上受到国内局势、地理和人为因素的制约，因此难以落实。基于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实例分析，报告的结论指出，黎郑与阮主所推行的华侨政策均旨在巩固其统治地位，且均呈现出明显的功利性与本土化倾向，并不能说明黎郑华侨政策更为严苛。

暨南大学张倍瑜副教授的报告为《二十世纪50—60年代中印尼双边艺术外交：文化使团巡演与互访（1954-1965）》。她聚焦于艺术家、知识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系统考察了艺术外交如何服务于国家形象与政治联盟、文化互访如何塑造跨国情感与认同、非国家主体如何体现能动性等核心问题。报告的核心观点指出，文化外交作为政治工具在中印尼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外交也是情感纽带，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此外，在开展文化外交时，需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增强文化外交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刘超教授的报告为《从边陲到前哨：西南联大学人的边政研究及跨国交流》。他从学术生态的转变、学术效益的凸显、政策制定与技术落地、中外交流与联系等四个方面重审“战时西南”，旨在打开中国史及全球史研究的新视界。刘教授认为，西南联大不仅承担着保存文化火种的使命，还将科研成果转变为国家政策。报告的结论强调，西南联大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学术实践，进一步构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知识交流的桥梁。

中山大学舒全智副研究员的报告为《体育外交与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形象在东南亚的重塑》。他系统考察了体育外交在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国家塑造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报告认为，体育只是中国邀请外宾来华的“引子”，人民外交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好接待工作，而到各地的参观访问既是外宾接待的核心，也是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重塑的关键。

肇庆学院严智德副教授的报告为《论地中海危机对英国投资广九铁路的影响（1870-1907）》。他以地中海危机对英国投资广九铁路的影响为研究视角，深入剖析了英国拖延投资广九铁路建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报告指出，清末中国铁路发展能反映出欧洲局势，而欧洲形势之发展，很大程度受中国铁路建设之影响。此外，报告人大力呼吁，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应局限于对中国范围内探索，而应放眼世界，以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史。

下半场结束后，华南师范大学的周小兰教授进行了评议。周教授指出，下半场研究涉及边疆、外交、体育、经济等多个领域。平兆龙、刘超的研究关注西南边疆，张倍瑜和舒全智在艺术、体育外交研究中细致入微，严智德的经济史研究则结合了大国政治博弈的理论框架。评议人在肯定了以上报告的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同时倡议研究还可以结合情感史等新范式进一步拓展。

本次会议聚焦大湾区历史研究，涵盖跨国史、医疗史、海关史、艺术外交、体育外交、铁路史等多个领域，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大湾区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议体现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趋势，强调史料挖掘和国际视野，为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继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深入挖掘历史资源，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

“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的主题是“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上半场的报告由肇庆学院的何耀光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的董立河教授评议；下半场由华南师范大学夏玉丽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张庆海教授评议。共13位学者作了报告。

夏玉丽老师在报告《启蒙时代历史进步观的多维面相及其嬗变》中指出，启蒙时代的历史进步观构建了人类文明的宏观发展图景，但其催生的“宏大叙事”在20世纪后期遭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哲人常被标签化为“进步盲目信奉者”。事实上，该观念在启蒙时代内部存在多维争论与嬗变，这一维度长期被忽视。当下“宏大叙事”被重新讨论，梳理其发展史、发掘被遮蔽的内涵，对理解其复杂性及继承超越具有现实意义。

中山大学李智副教授在《重建巴别塔:楔形文字文献整理的回顾与展望》中，回顾了楔形文字文献整理的历史进程，重点分析“苏美尔文学电子文本语料库”等数字化项目的突破。这些项目通过文献拼合与文本匹配等技术实践，为楔形文字文献整理及泥板残片识别提供了新思路，推动了文献数字化与结构化整理的发展。

暨南大学吴尔蓓密老师在报告《20世纪马来史学的发展与转型初探》中聚焦20世纪马来史学转型，指出殖民时期接触西方史学的马来知识分子推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向；反殖民时期，史学成为民族觉醒的武器，强化“马来亚意识”；学术机构兴起后，史学走向专业化，但传统影响犹存。1965年后，史学服务于国族构建，导致“马来中心主义”凸显，非马来族群历史被边缘化，20世纪后期更因国家认同、族群关系与政治交织，使历史书写充满争议。

西南大学研究生杨皓然在报告《希腊作家波斯叙事的转型:从“他者”建构到“野蛮化”话语（前4世纪-公元1世纪）》中分析了希腊作家波斯叙事的转型，指出其从“他者”建构转向“野蛮化”话语，不仅是历史记录，更是希腊作家借“波斯”表达政治立场、重构文化身份的手段，揭示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本质。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何佳欣在报告《简述限制理论》中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家卡内罗的“限制理论”，该理论通过“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假说解释人类早期社会组织演进，她以秘鲁河谷地区为例分析，并期望将其运用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陈童《历史学是否科学——与成一农教授商榷》则针对成一农教授关于“历史学是否科学”的观点展开商榷，从概念精确性与学科认知角度提出质疑。

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在《如何在AI时代守护主体意识》中指出，人工智能引发身份认同危机，史学工作者需从两方面重塑专业认同：一是在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间保持张力，二是在人机协同中坚守批判性思维。他在评议中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的核心困境在于对历史的看法而非历史本身；楔形文字图像识别后的意义阐释及AI对历史数据库的影响需深入探讨；马来史学与希腊叙事均涉及文化认同与政治立场；限制理论存在解释边界；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界定是复杂命题，“人性科学”的可行性值得分析。

肇庆学院何燿光教授在报告《“帝国坟场”的悖论：地缘权力竞逐的历史驱动力探讨》中探讨阿富汗“帝国坟场”现象，指出其并非地理宿命，而是英、苏、美等强权介入时未能适应当地复杂社会生态所致。他从地缘政治与文化因素分析失败成因，并强调中国“一带一路”与阿富汗互动可从中吸取经验。

中山大学顾晓伟副教授《“流亡作为方法论”：彼得・盖伊的思想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彼得・盖伊的学术实践，挖掘“流亡”视角对18世纪启蒙思想史、史学理论及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中山大学庞昊博士后在报告《什么是“历史游戏研究”》中从界定“历史游戏”概念入手，指出其需包含历史元素并影响玩家体验，进而梳理文化批判、历史认识、公众史学三大研究方向的变迁。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张旭在报告《三百多年来有关历史学与科学关系研究的综述》中回顾了三百年间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从19世纪兰克、巴克尔的科学化尝试，到20世纪初叔本华、文德尔班的质疑，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认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黄家城《民族历史书写中的“记忆之场”》以贞德等人物及历史事件为例，剖析“记忆之场”在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动态建构过程。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张紫芸《轴心时代的社会演化观》聚焦轴心时代，阐释退化论与进化论两大社会演化范式，并引入技术演化观拓宽研究视野。

“古代世界的政治、军事与宗教”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的主题是“古代世界的政治、军事与宗教”。上半场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刘虹男副研究员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评议。下半场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章衍副教授主持，韩山师范学院周洪祥教授评议。共14位学者做了报告。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陈广春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流放归来者的声音：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故事的再诠释》。陈老师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结合了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内容进行分析，认为二十二章既不是动物献祭取代儿童献祭的故事，也不是圣所的推源故事，而是讲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如何最终促成以撒的救赎，由此激励听众重建圣殿，复兴以色列。同时，该章也挑战了申命和祭司律法，强调信心和顺从是得到救赎的途径，特定的圣地或祭祀条例并不重要。

嘉应学院李清敏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古埃及对外贸易的多维体系与文明互动（公元前3000-前1000年）》。李老师从贸易网络的时空演进、贸易动力机制与运作实体、物质流动与文明互鉴、贸易崩坏与体系转型来分析了古埃及对外贸易与文明互动的情况，总结出了文明交流的复杂性，宗教与艺术的融合和政治策略的适应性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提出了跨学科整合的必要性、批判性解构传统叙事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思考。

韩山师范学院周洪祥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古典雅典海军舰队命名及其社会认同研究》。他从神话宗教、健康治愈、抽象特征与与美德等多个分类进行命名研究，认为古典雅典海军的命名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是一种高度发展、具有深远社会心理学意义的“社会技术”。它巧妙地将神话信仰、城邦价值观、集体记忆与个体身份认同紧密结合，从而有效提升了海军的整体战斗力与凝聚力。

暨南大学朱毅璋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早期希腊王权问题再思考》。他提出了早期希腊王权是城邦体制的发展导致王权的衰退，还是王权的衰退促使城邦体制的发展，又或是希腊早期的“王权”根本从未存在过的问题。通过结合迈锡尼时代的考古证据和神话证据，报告指出，希腊早期虽存在中央集权，但并不存在专制王权，更像是一群贵族中较为显赫的家庭在主导政治；从迈锡尼时代到古风时代，希腊并不存在“王权（传统意义）衰退”的问题，而是贵族政治的稳定传承的结论。

嘉应学院陈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希腊嘉奖法令分析—Olympia, inv. B 6970》。在报告过程中，陈老师展示了一枚古希腊圆形青铜板上的嘉奖法令，并解读铭文上的内容，提出古希腊早期嘉奖法令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嘉奖机构、获嘉奖人及其所获荣誉。陈老师认为，这篇嘉奖法令是现存古希腊最早授予外邦人公民权的铭文，是最早涉及圣使接待官的铭文，是罕见涉及“新居民区”（ἐπιϝοικία）的铭文。

华南师范大学章衍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地中海早期文明神谕占卜的特征》。他指出，神谕占卜即祭司或先知通过与神交流发表预言，也可指预言地址，其区别于其他占卜形式的重要特征首先在于其不依据迹象或预兆来进行占卜，其次是其起源于小亚细亚而不是两河流域，在操作上也有明显的自身特点。从德尔菲神谕到《圣经》，神谕占卜深度影响着西方文明，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的塑造上，更体现在其对理性思维、伦理道德以及艺术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潜移默化。

上半场结束后，华南师范大学李立华副教授在评议中先肯定了各位学者专家从多样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随后对每一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提出自己看法。他认可陈广春的文本研究及问题探讨，肯定李清敏的长时段研究，认为周洪祥对古典雅典海军舰队命名选题方向非常新颖，赞成朱毅璋对希腊早期王权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对学术传统与定义差异的关注的疑问。

华南师范大学刘虹男副研究员的报告《墨洛温王朝的主教选任与王国治理》以克洛塔尔二世执政时由主教选任程序引发的法律冲突为关键切口，观察中古早期西欧政教权力网络的重构。针对墨洛温王朝主教选任权的归属，学界形成了“绝对王权论”、“教会韧性论”和“政教协作论”三种理论，然而既有研究面临着三重解释困境。刘虹男试图突破传统二元框架，解决三个递进问题：法兰克国君如何通过选任机制的革新限制地方贵族对主教职位的垄断？以何种标准断定主教是兼具宗教权威与行政职能的“官僚精英”？主教团在法兰克国家治理方面作出哪些贡献，又存在何种局限？以修正学术偏见，为理解中古早期欧洲转型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暨南大学党嘉宇博士后作了题为《813年教务会议与加洛林帝国的政治整合》的报告。813年教务会议的特殊性在于这一年被认为是帝国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先分散再合议的创新教务会议模式以及存留文献类型多样。通过对813年教务会议的议题拟定、分会议商议、集体合议、政令制定与宣发等政务程序进行考察，总结查理曼在813年会议中以集会凝聚精英共识、倡导合作政治、借助书面文本处理政务并利用主教区治理以增进疆土整合的实现政治整合的方式，立体地呈现出帝国制度建设和政治整合的高峰，显示出查理曼在广土众民的帝国塑造政治整合的持久意愿和成功实践。

中山大学研究生陈汉键作了题为《3世纪阿克苏姆在红海区域的扩张与王权宣示》的报告。报告指出，阿克苏姆的扩张得益于罗马帝国因“三世纪危机”战略收缩、库什王国衰落、南阿拉伯诸国分裂动荡共同造就区域权力真空所带来的有利外部环境。阿克苏姆抓住机遇，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由近及远征服周边部族，控制关键贸易路线，并跨海干涉阿拉伯半岛事务。在扩张同时，阿克苏姆君主通过铭文叙事构建了以阿克苏姆为中心的宏大世界图景和战无不胜的君主形象，试图宣示王权与合法性。然而，南阿拉伯铭文揭示了其扩张遭遇抵抗、挫折和现实制约。阿克苏姆的崛起是外部机遇与内部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王权宣示结合了硬实力与铭文叙事构建的软实力，为日后成为区域强权奠定了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张暴默作了题为《鲍德温二世时期法兰克人的东方化趋势》的报告。早期法兰克统治者试图通过迫害当地民族和照搬西欧封建模式进行统治，结果导致社会崩溃、反抗加剧及军事惨败。鲍德温二世时期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停止对东方民族的迫害并开始建构以“粗放式宽容”为特征新的统治模式，重视发挥东方民族的作用。这种政策转变与长期接触，促使法兰克人对东方文明产生新的认识，其自身在文化、医学、军事、建筑及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都出现了显著的“东方化”现象。文章认为，这种本土化是维持长久统治的必然要求，但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矛盾依然存在，是一种有限的东方化。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商嘉琪的报告《布鲁诺〈萨克森战争〉中贵族视阈下的王权合法性》认为德意志王权发展的转折点是亨利四世时期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从布鲁诺所写的《萨克森战争》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贵族王权观的核心即强调王权是有所限度的。德意志王权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就经受了实践和观念上的巨大冲击，被迫重新调整同教会及贵族的关系，但此后并没有走向强大。关注德意志贵族的王权观，可进一步探讨德意志王权及德意志历史的走向问题。

清华大学研究生贾方舟的报告名称为《二重即位论视域下的14世纪法国王位继承》。他借助“二重即位论”，指出14世纪法国王权继承呈现出“神选-世袭”与“民选-同意”的二重特征，而这种双重特征首先通过大量的政治理论与神学论述建构出来。总体而言，法国中世纪君主即位礼是多元合流、法礼融合、承袭罗马和兼富人文的，也体现出上承“天”命，下遂民意的特征，在诸多方面值得与中国古代皇帝即位相比较。

暨南大学谭齐晴博士后的报告《中古晚期英国财政体系的扩张：以爱尔兰和威尔士财政署为例》从爱尔兰与威尔士两地财政署的特点、财政职能、行政职能和人事流动等方面，指出其标志着英国财政体系在地理与制度上的扩张，在边疆治理、国家权力下沉及普通法秩序的延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两地财政署承担着财税征收与物资调配的核心职能，也在边地政治统合中扮演着枢纽角色。其与中央财政署及其他地方性财政机构所共同构建的财政网络，通过物质和人事的往来流通，形成了维护中古英国统一王国形态的重要制度保障。

肇庆学院王建老师的报告《论古代历史上的“喜马拉雅分割线”及其政治史影响》介绍了“喜马拉雅分割线”的概念并给出了其存在依据。并从气候分布、人种分布、语言分布和政治史等角度揭示其影响，指出认识并承认分割线的存在，对于深入理解古代世界及其历史，重新审视古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半场报告完毕，评议人周洪祥教授充分肯定五位汇报人的研究，并提出中肯建议，指出下半场选题多属政治史范畴，大多有继续研究的价值，但部分选题需考虑扩展研究方向，以便顺利发表文章和申请项目，利于学术圈发展。

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聚焦会议主题，涉及政治史、军事史、海洋史、宗教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等多个领域，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古代世界文明在政治、军事与宗教上的多样性。会议凸显了挖掘新史料和构建新书写的研究趋势，亦展现出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创新，为世界古代史的纵深研究提供了启迪与指引。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继续深化学术交流合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提供历史智慧。

张庆海教授在评议中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范畴，高度赞扬青年学者研究的深入性、选题角度的新颖性，以及他们在世界史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探索的勇气，认为其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多元视角与创新思路。

“欧美国家的海洋治理与社会变迁”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的主题是“欧美国家的海洋治理与社会变迁”。上半场的讨论由中山大学陈喆教授主持，中山大学费晟教授评议。下半场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徐艺欢老师主持，暨南大学张廷茂教授评议。共15位学者做了报告。

暨南大学张廷茂教授的报告《19世纪葡萄牙海外省的“违宪”问题》分析了19世纪葡萄牙海外省历史研究中的统治性观点。他指出，《1838年宪法》第137条和《1852年宪法补充案》第15条赋予各海外省总督“紧急情况立法权”，但在实际运作中，海外省总督将该权力一般化，颁布大量法律，从宪政角度看，19世纪海外省的运作处于“违宪”状态。

中山大学李诚副教授的报告《北美战争后英海洋帝国的法律再造——以殖民澳大利亚为中心》分析法律在英国海洋帝国兴衰中的作用，指出其既是殖民工具又激发反抗。1775—1787年英政府通过议会立法调整刑法，1784年流放刑新规推动澳大利亚殖民，使英海洋经略重心转移，揭示法律对行政体系的凝聚作用。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可看出议会君主制框架下法律对分散多头行政体系的凝聚性作用，为理解当前英国的国家运行和英联邦体系提供历史参照。

惠州学院梁立佳副教授的报告《全球史视角下的努特卡海湾危机的缘起、演变与历史影响》分析了努特卡海湾事件。该海湾因库克探险得名，其海獭资源带动毛皮贸易。1789年西班牙扣押英、美商船，引发多国卷入的主权与国际法争端，后英西妥协签约。此事件影响深远：改变美洲西北海岸格局，西班牙放弃部分主权，承认他国权益；确立“实际占领与开发”的国际法原则；促进北太平洋毛皮贸易及环太平洋贸易网络形成。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吴少杰老师的报告《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探析——以传统基金会为例》分析了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因。报告指出，国内反对者的强烈阻挠是主因之一，传统基金会作为重要代表，通过发表文章、为国会提供资料、媒体宣传等方式传播反对立场，制造不利舆论，扩大反对力量影响，阻碍美国加入进程。该行为体现了美国思想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国内反对势力的缩影，其观点反映保守主义价值观，部分存在片面性或误读，欠缺整体观。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郭隽骛高老师的报告《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海湾政策的调整（1956-1961）》分析了英国对科威特政策的演变。他指出，英国对科政策受其在海湾地区国家利益转变影响，二战后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成为决定性因素。1961年英国同意科威特独立，标志着英科找到新的利益均衡点。1956-1961年英科关系演变作为“非对称性”国家关系案例，为认识当代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与小国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海南师范大学马德义教授的报告《二战期间美国援苏物资“波斯湾-伊朗运输通道”的若干特点》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援苏物资“波斯湾-伊朗运输通道”的特点。他指出，该通道因“苏联北方运输通道”受损而开辟，形成“三国四方”复杂关系。各国通过改建和扩建运输线路，建立高效运输网，助力盟军作战。

西南大学研究生邹星桥的报告《美国军种对立与冷战的起源》探讨了美国军种对立与冷战起源。他指出，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强化，决策重心转向五角大楼，军队文官控制体系出现危机。军种对立源于军兵种建设早于国防概念，各军种因差异摩擦不断，最终空军胜出主导冷战初期战略，加剧美苏冷战。

华南师范大学徐艺欢老师的报告《17世纪末英格兰与法国战争中的关税之争》指出，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面临对法战争挑战，军费剧增。为缓解财政困境，英格兰政府以关税作为抵押，发行公债，探索筹集军费的新方法，其变革对战争走向及国家财政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陈喆教授的报告《欲加之罪——法国天主教会对居荣夫人的谴责》分析了法国天主教会对居荣夫人的谴责。16至17世纪神秘主义灵修在欧洲盛行，静寂主义作为其分支被罗马教廷谴责。重新审视其谴责过程，可洞察法国天主教会上层的态度分歧及背后利益分化。

云南师范大学张陆昱文老师的报告《美国内战前黑人废奴主义者对南方“种族科学”话语的挑战（1837-1860）》探讨了美国内战前黑人废奴主义者对南方“种族科学”话语的挑战。19世纪30年代，北方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发起攻势，南方奴隶主以“种族科学”论证奴隶制合理性。北方黑人废奴主义者以科学方法反驳，提出废奴主张，为后世民权运动提供借鉴。

华南师范大学刘依纯老师的报告《20世纪以来黑人居住隔离问题研究的理论流变与“种族”转向》指出20世纪50年代前的早期研究受时代局限，呈现出“现象化”和“普遍化”两种特征，将隔离归为受多重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共性问题。民权运动后学界形成三大解释范式——经济决定论、个人偏好论与种族决定论，长期互相博弈。近年研究呈现明确“种族转向”趋势，强调系统性种族歧视政策才是隔离形成的核心动因。研究表明控制了经济与个人偏好变量后种族不平等仍内嵌于住房结构，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解决居住隔离问题的固有制约。

岭南师范学院臧书磊老师的报告《1862年〈修正法规〉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指出该法规通过“按出勤与成绩分级拨款”机制，强制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统一化、世俗化及教学语言的统一化。通过仅资助“三R”，废止宗教科目拨款，使政府取代教会成为教育标准制定者，以英语考核倒逼威尔士等地区弱化方言教学，推动“盎格鲁化”进程，加强了以英语为媒介的英国国家认同感，进而推动了英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中共中山市委党校孙帆老师的报告《20世纪美国儿童寄宿治疗中心及其治疗机制探究》聚焦于20世纪美国精神障碍儿童寄宿治疗中心的演进历史与治疗机制，并重点探讨了社会工作者在治疗过程中在执行方案、修复家庭关系及治疗追踪上的关键作用。儿童寄宿治疗中心的兴起与运作，不仅体现了儿童精神障碍治疗机制的创新，也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机构化治疗与社会化治疗之间的博弈。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裴宏灵的报告《纸上福利到现实权益：美国儿童局对〈社会保障法〉妇幼福利法律的制度化建构（1935-1940）》探讨了美国儿童局在进步时代遗产基础上，如何将《社会福利法》第五编的妇幼福利法律文本转化为现实制度。联邦统一标准化和州层面差异化策略下的二元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法律落地，标志着美国社会治理从自由放任向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型，为二战后福利国家体系奠定了基础。

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曹方舟的报告《英格兰地方银行的资本扩张与投资》指出工业革命推动英格兰地方银行爆发式增长。该时期地方银行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吸引了大批工商业企业家、乡绅地主和律师凭借资本或技术优势涌入，地方银行则通过发放银行券、提供票据贴现和贷款等服务，有效缓解了地方通货短缺和企业融资困境，从而有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地区国别与国际政治”分会场

第五分会场围绕“地区国别与国际政治”主题展开研讨，上半场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刘依纯老师主持，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肇庆学院李怀顺教授评议；下半场由华南师范大学张峰峰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孙立萍教授评议。共14位学者分别根据自己的领域进行了报告，涵盖世界不同地区，涉及研究角度多样，重点围绕地区国际关系与政治生态，跨文化交流等展开研讨。

中山大学的孙丽萍教授的报告《知识冷战与美式现代化理论在印尼的传播与在地化探析》聚焦二战后至70年代，探讨美国通过政府、基金会及高校向印尼传播现代化理论并推动在地化的过程，提出“知识冷战”“在地化”等核心概念，指出现代化理论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其传播依赖国际组织与知识精英网络。

韶关学院的侯锐老师的报告题目是《战争经济视角下越南战争与美国军工联合体研究》。她以越南战争为切入点，梳理美国军工联合体从萌芽到形成的三阶段发展历程，分析越战期间其私有化、旋转门机制及企业订单集中化特点，强调战争经济推动军工与民用技术融合，也引发社会舆论压力与军转民变革。

西南大学研究生李龙斌的《大西洋世界的跨帝国联结：纽约-古巴贸易网络（1664-1776）》从“大西洋世界”视角出发，以纽约与古巴为案例，运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跨帝国经济网络中的“制度套利”现象，揭示17-18世纪英西殖民体系下走私贸易与第三国中转等运作模式，展现大西洋南北经济圈的联结。

中山大学的谢斯杰老师做了题为《中立与暧昧之间：1939-1942年梵蒂冈-日本建交谈判的历史考察》的报告。他考察日梵建交谈判，关注宗教外交在特殊国际环境中的角色，梳理建交过程中涉及的伪满洲国承认、汪伪政府等问题，探讨梵蒂冈与法西斯国家的妥协及其对后续国际关系的影响。

深圳大学的高学思老师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印军队》分析英属印度军队的族群政策，阐述1857年兵变后英国推行“分而治之”策略，构建“尚武种族”体系，利用边缘族群制衡主体民族，该政策对当代印度军队构成仍具深远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峰峰副教授做了题为《论巴达克山王族与周边政权亲缘关系网络的构建》的报告。他以15-18世纪巴达克山王国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王族自称亚历山大后裔的历史记忆，通过亲缘关系网络分析该王国在中亚、南亚交界地带的区域性角色，揭示传说背后的文明交流与政治合法性构建。

李怀顺教授在评议中肯定本次研讨的前沿性，指出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的创新，关注年轻学者对学术潮流的引领。同时建议深化资料来源考证、拓展研究视角，加强对宏大理论与区域史结合的探索，鼓励学者们在会后继续交流合作，推动地区国别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五分会场下半场继续围绕“地区国别与国际政治”主题展开研讨，7位学者就东南亚殖民经济、战时文化救援、殖民医疗史等议题发表报告，孙丽萍教授进行综合评议。

广州大学李彦佚博士后的报告《柔佛王国港主制度与潮籍华人的贡献：以新山县为例》通过马来文原始档案与潮汕侨乡史料互证，揭示潮州华人在柔佛胡椒与甘蜜种植开发中的核心作用。该制度以“港契”为土地准证，形成华人自治与马来贵族共治的半封建模式，推动新山等城市崛起，其“前店后场”经济格局对当代新柔经济圈仍具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费晟教授的《热带昆士兰殖民地开发中的华人》指出19世纪华人劳工通过香蕉种植园、蔬菜贸易等实现资本积累，甚至推动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兴起。但白人殖民者在完成基础设施改造后，借种族主义浪潮驱逐华人，展现殖民开发中“过河拆桥”的典型逻辑。

广亚视职院、肇庆学院的李怀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秘密大营救”初探》。报告梳理1941年香港文化名人营救行动，披露周恩来指挥下东江游击队通过东、西、北三线秘密撤离茅盾、邹韬奋等300余文化界人士的细节。行动巧妙利用日军疏散难民的政策漏洞，反映战时中英日多方势力博弈，为研究抗战时期文化统战提供了新视角。

肇庆学院阮宏老师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与锡克兵的崛起研究》探讨英属印度锡克兵群体，分析其从莫卧儿帝国军事传统到成为英国“尚武种族”的演变。锡克兵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因宗教矛盾倒向英国，后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其军事角色折射出殖民军队“以印治印”的统治策略。

上海大学研究生陈王子玄的报告题目是《塑造“成功范式”：20世纪上半叶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他考察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在西非殖民地的疫苗接种运动，揭露了巴斯德研究院将黄热病与天花疫苗混合接种的非人道实验。殖民当局通过篡改临床数据塑造“公共卫生典范”，实则强化种族主义医疗控制，为当代全球卫生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王悦的研究题为《帝国凝视与性别书写：19世纪上半叶英国女性殖民者的印度形象建构》，她聚焦19世纪英国女性殖民者的印度书写，发现她们通过“闺房隐喻”将印度女性建构为“受禁锢的他者”，以反衬英国女性的“文明进步”。这类旅行文本通过强化“东方主义”性别叙事，参与帝国意识形态建构，填补新帝国史研究的性别维度空白。

中山大学研究生程梦乐的《“反叛”作为一种写作和思想的方式：德富芦花的气质形成及与明治精神的关系》解析了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多重身份，其小说《不如归》隐含对甲午战争的反思，散文《自然与人生》构建精神避难所，而《黑潮》则公开批判明治政府专制。德富与军国主义兄长德富苏峰的决裂，体现了日本近代思想界的矛盾张力。

孙丽萍教授在评议中肯定下半场研究的跨学科创新，尤其赞赏史料挖掘的深度（如柔佛港主制度的马来文档案）与理论视角的突破（如殖民医疗史的权力分析）。她建议进一步强化全球史视野，关注区域互动中的文化转译现象，鼓励青年学者在帝国史研究中深化性别、生态等新兴维度的探索。

“文化史视域下的艺术与思想、文本与身体”分会场

第六组的主题是“文化史视域下的艺术与思想、文本与身体”。上半场的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顾年茂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龚伟英副教授评议；下半场由华南师范大学代国庆副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张小贵教授评议。共14位学者作了报告。

张小贵教授在报告《古波斯野猪纹的文化内涵——兼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野猪图像》中指出，在古波斯文化里，野猪有着多重象征意义，其形象渗透于政治、宗教、军事、艺术等多个领域。古波斯宗教经文记载，野猪是胜利神的重要化身之一，萨珊王朝的遗址与遗物中也多见狩猎野猪的场景，或许表现了王权与神力的结合。同时，中亚考古发现中也有不少野猪形象，来源多样。对于敦煌石窟中的野猪图像，不宜进行单一的文化溯源。

北京师范大学黄广连老师在《儒安维尔〈圣路易传〉的世俗化特征》中提到，与中世纪传统圣徒传记不同，平信徒让・德・儒安维尔撰写的《圣路易传》不仅塑造了“圣洁”的法兰西国王圣路易，更刻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书中记述了圣路易的七情六欲、日常用语，以及尘世的物质与经济生活、非基督徒社会的风土人情和制度文化等“俗史”内容，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对研究13-14世纪法兰西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山大学周湘副教授在报告《从表演性消费到展示性种植：1819—1867年海峡殖民地肉豆蔻种植园事业与早期“种植时代”初识》中，基于对“种植时代”主题的回应，探讨了19世纪上半叶英属海峡殖民地肉豆蔻种植实践从英国国内的表演性消费转向域外的展示性种植的过程。指出这一时期的肉豆蔻种植不仅是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农业经济行为，更是帝国意识形态的可视化与物质化实践，1819–1867年是该地区种植经济政策制度化的关键阶段。

厦门大学黄肖昱老师在报告《“我们同样是希特勒的受害者”——〈红白红皮书〉的编撰与发行》中提到，1946年奥地利联邦外交部组织收集1938-1945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证据，编撰出版《红白红皮书》，试图论证“奥地利是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的合理性，向国际社会构建奥地利的“受害者”形象，以摆脱二战罪责，减少国内资产流失。

暨南大学付亮副教授在《重估胡贝特・耶丁对16世纪意大利宗教史研究的影响》中指出，1946年德国教会史学者胡贝特・耶丁出版的小册子提出了“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概念，“耶丁范式”深刻改变了人们审视前现代天主教变革的角度和方式。该范式在意大利受到关注，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对了解近代早期意大利宗教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王子寒在报告《贵格会伦理与乌托邦精神：约翰・贝勒斯社会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中指出，17世纪末英国贵格会教徒约翰・贝勒斯的乌托邦社会改革思想，是贵格会宗教伦理与重商主义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产业学院”方案虽未实现，但按劳分配与合作劳动理念为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提供灵感，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来源，其乌托邦精神实现了从宗教末世论向现世经济秩序的范式转换。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张得盼在《一部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学术佳作——读〈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中，评价陈春晓所著该书以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往来的文本与实物材料，揭示出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交流层面，是海内外中伊关系史研究的较高水平之作。

华南师范大学龚伟英副教授在报告《“查士丁尼大瘟疫”与罗马教皇权的崛起》中指出，6-8世纪“查士丁尼大瘟疫”给西部拉丁世界造成严重损失。罗马教会在疫情中积极进行慈善救助、改善公共卫生、发挥精神抚慰作用，并利用“天谴说”加快蛮族王国的正统基督教化。教皇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多种权力，实现了教皇权的崛起，对欧洲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华南农业大学邵兆颖老师在《从中国到拜占庭：晚期古代亚欧大陆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以萨珊波斯为中心》中指出，在古代晚期亚欧大陆文明格局中，萨珊波斯处于东西文明交汇的枢纽位置，不仅是丝绸之路物质流通的中转站，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熔炉。公元3-7世纪是早期“波斯化”的关键阶段，以萨珊帝国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模式塑造了欧亚文明交流中段的基本格局，为后来伊斯兰文明兴起奠定重要基础。

岭南师范学院兰教材副教授在报告《〈柳叶刀〉19世纪中期的反食品药品掺假》中提到，1850年英国财政大臣伍德宣称无法检测咖啡是否混合菊苣，亚瑟・希尔・哈塞尔博士对此提出质疑并证明可用科学方法检测。《柳叶刀》趁机成立分析卫生委员会，对伦敦及周边食品药品状况进行数年调查并定期发表结果，引发社会反响，最终促使英国议会在1860年通过反食品掺假法。

华南师范大学院顾年茂老师在《医疗化与身份塑造：19世纪德国种族主义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德意志地区医学专业化进程加快，在国家治理中作用愈发重要。随着病理学与进化论结合，种族卫生观念兴起，医学介入对“正常”与“异常”社会成员的界定，防疫策略也发生转变。种族反犹主义结合相关观念构建出极端意识形态，反映出医学、民族主义等与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刻关联。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李明月在报告《中介与再创造：康斯坦丁与尿检法的传播与发展》中指出，11-13世纪地中海区域跨文化交流频繁，阿非利加的康斯坦丁是翻译运动先驱，其对阿拉伯医学著作的翻译和改编是12世纪欧洲医学知识扩展的基础。《论尿液》作为其译作之一，系统阐释尿检法知识，是地中海区域知识流转的缩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婉珺副教授在《〈马来药典〉知识史初探——17至19世纪亚洲传统医药知识环流的成熟》中指出，《马来药典》是对17至19世纪马来世界多部传统医药典籍的统称，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广泛吸收亚欧其他文明的传统医学知识，又有鲜明本地化特征，是亚洲传统医药知识东西环流走向成熟的结果。（该报告由戚颖瑶老师代读）

中山大学李廷青老师与研究生李国在《高丽医政与朝鲜半岛医学体系的初创》中指出，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医学体系自主化的初创阶段。高丽政府通过有效的医政管理，使半岛医学在模仿中医及长期本土化实践中形成“乡药学”，为后来朝鲜王朝“东医”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展现了朝鲜半岛追求医学自主的进程及东亚文明的互动交融。

闭幕式

28日傍晚，六个分会场的讨论全部结束后，本届论坛的闭幕式在华师大厦酒店花城厅举行。闭幕式由周小兰教授主持，刘晓东教授、周洪祥教授和费晟教授致闭幕辞。

刘晓东教授做了会议总结，指出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史学者论坛规模宏大，参会人数众多，影响范围遍及广东省，并延伸到了省外诸多区域，学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出与会学者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他为本届论坛的圆满落幕感到由衷高兴，并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广东省历史学会，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承担会务工作的师生表示诚挚感谢。

周洪祥教授、费晟教授充分肯定了本届论坛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新生代学者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费晟回忆此前筹办第一届论坛的情景，谈到当年只是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几位年轻学者意气相投，决定组织这一会议。在三所大学的全力支持下，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史学者论坛越办越好，声势日隆。二位教授建议下届论坛由大湾区以外的单位接棒，使其学术影响继续向外延伸。

闭幕式最后环节，陈文海教授代表嘉应学院发言，简要陈述了举办下届论坛的构想，承诺明年将会选择宜人的季节、合适的场地，尽全力办好这场盛会，欢迎省内外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世界史学者积极参会。在全场参会学者的期盼和祝贺声中，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史学者论坛圆满落幕。本次论坛还受到了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报道，在粤港澳大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