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透析

欧洲仅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城市化。一千年前，仅有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北部和西部的几个城镇颇具古罗马遗风或初现城市化雏形。但这些城镇的居民为数不多，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中不占什么重要地位。相比之下，如今近一半欧洲人口居住在主要城镇或大型城市带，同时另一半中有十之二三事实上也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在欧洲许多地方，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无论从行政上如何划归这两类人口，城市化是极其普遍的。而且可预见今后将出现更大的、卫星城环绕的都市，以及绵延数百英里的巨型城市复合体。

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于几百年前已在许多地区初见端倪。事实上，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形成于14世纪之前。因此，研究欧洲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回溯一段很长的历史。有关欧洲现代城市基本特征的问题，则须到中世纪而非近代工业化时期去寻找答案。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每座城市均有各自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坐落在多瑙河一个重要河道交叉口的维也纳，于12世纪初就已是一座构筑坚固、市场发达的城镇。作为欧洲东部和南部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中心，维也纳的政治地位也随着它被巴本堡家族和哈布斯堡皇室选为定居地而日益提升。十字军远征穆斯林前在此地汇合，来自哈布斯堡各处的贵族们在这里建立起城市化的宫殿以接近皇室。到18世纪，维也纳已发展成为一个巴洛克式建筑处处可见、公园郊野装点其间、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一个多民族帝国的首都。不仅是维也纳有如此辉煌的传奇历史，欧洲其他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过去。然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城市进行研究，这样做最终收效甚微。城市化的历史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不可分割，且城市历史属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从比城市更大的角度出发，才能揭示城市在欧洲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探究主导城市兴衰、地位和独立性的因素，则须采取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即考察城市基本功能和结构。城市的发展不是各部分简单的相加，而是形成了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网络。若要有效地研究城市，我们就必须研究城市化。

然而，仅仅是决定如何研究城市化就存在许多问题。由于目前没有形成对城市化进程的统一定义，学者们选择研究的对象五花八门。V.戈登·蔡尔德和刘易斯·芒福德等人探究古代近东地区城市的起源（V. Gordon Childe，1936；Lewis Mumford，1960）。马克斯·韦伯和伊德翁·舍贝里等社会学家将一批城市化区域减化为理想型，试图从多样性中提取共性（Max Weber，1958；Gideon Sjoberg，1960）。另有学者注重城市生活的涵指，关心的是城市能为人们做些什么，而不是城市这一大背景的结构化特征。地理学家们的方法更与众不同，他们认为城市只是人们和各种社会活动存在的空间，于是研究城市化时，着重分析人口、生产和交换体系不断变化的分配情况。梅森·哈蒙德等历史学家则另辟蹊路，把城市化看作城市在时间上的发展，基本上从政治角度研究主要城市的发展及其地域重要性的提高（Mason Hammond，1972）。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然而，在研究多样性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一系列相当简单的问题，只是答案却被公认为比问题更为复杂且常模糊不定，甚至没有答案。研究城市的学者主要致力于三大主题。一是城市的起源。城市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如何源起的?其早期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对古代城市而言，由于相关书面记录匮乏，且考古学家的发掘只能提供某一片断，不足以重构一个复杂社区的演化历程，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出自人们的推测。但是，对欧洲城市起源的研究则可以取得更多具体信息和数据，因为记录欧洲城市创建的文献通常可以获得。当弄清楚是某一统治者建立起一座城镇，然后在某一特定日期赋予其宪章和开市权时，便没有必要再去推测是 尚武的国王还是宗教圣地的吸引力导致了城市的兴起。早期地图和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考古记录，从而完成对城市空间的详细复原工作。

第二大主题是研究发生在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尤其是作为衡量城市人口规模的经济情况和人口统计。城市是具体的、大规模 活动的发生场所，同时也是联结人与物之间运作的纽带。对我们及其他多数学者而言，这些课题有助于厘清过去欧洲城市最显著、最常见的特征，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大主题来自对城市生活之社会效应的认识。城市与乡村社群的不同导致产生大量探讨城市生活心理和文化效应的文献作品。城市究竟是罪恶、冷漠、异端的滋生地，还是有利于独立、多样性和原创意识的形成?不少人对其中一个或实际上两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无论对城市是褒是贬抑或褒贬皆有，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认同城市在塑造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上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这三大主题均没有准确地概括本书——欧洲城市化历史——的研究方法。为呈现这一历史，我们将关注个别城市和城镇的灿烂传统及经历的严重危机。但是我们将把这些颇具吸引力的个案与我们对更大的运作体系的分析，与对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周边更大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分析，形成比较来研究。

城市化进程与体系

从最直观的层面来看，城市化体现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呈相关性增长。在现实中，这一变化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但它包含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潮流。即使忽略所有其他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我们也能清楚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既影响到城市又波及乡村的进程。研究的关键在于须确认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力量。由此，应当侧重三个方面——技术、人口统计和市场，从而将生产和再生产的模式及要素与城市的经济角色联系起来。在封建时期，城市是必需品交换的场所，因为即使是原始的农业经济也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随后，长途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让城市精英扮演起生产组织者和资本供应者的角色。在商业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城市将世界经济推向更广阔的领域。此后，随着欧洲工业化兴起，城镇开始集中批量生产，提供商品和交易场所的能力日益增强。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城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逐渐扩大。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大型经济和社会进程与城市微观空间的联系。

然而，即使适当地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城市也绝不仅仅是某些全球性力量作用于诸多单个城市和乡村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它与周边乡村、与其他城市、与更大的社会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事实上，如果对城市生活的特征——即便是那些最独立、安定的城市——做一种界定的话，那便是依赖性。这不仅仅指城市居民之间相互依赖，而且还意味着真正孤立的城市是不可能生存下去且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城市连自我生存都不能维持，更逞论为专业分工和复杂组织的成果提供空间。正如贝里所言，“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体系”（B.J.L.Berry，1964：147）。

我们提出两种城市体系，大部分研究工作以此为基础展开。第一种基于城市的作用，即以城市为中心点向周边地区提供经济、行政和文化等在空间上需要集中于某一地点的特殊服务。在这些中心城市所构成的等级中，高一级的城市成为中心地区的中心，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大区域。作为分析城乡关系以及附近城镇等级关系的关键，这一区域将会在我们讨论欧洲中心地体系（Central Place Systems）时重点论述。

然而，城市并不只是形成区域整体性的网节点。它们使本地与外界相连接，将专业分工的优势与丰富的多元化环境协调起来。在经济上，城市促使当地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从这一点来说，城市被纳入远远超越一国国界的贸易、信息和影响的网络之中。后文将以波尔多（Bordeaux）为例，考察城市网络体系（Network System）的运行情况。若要弄清楚波尔多各种活动及其发展、停滞的原因，我们不能仅着眼于这个城市本身或只把它当作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区域中心，因为它还受到东部图卢兹（Toulouse）和北部南特（Nantes）、利摩日（Limoges）的影响。长期以来，波尔多一直是国际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连接点。通过这一网络，葡萄酒还有粮食、鱼类、木材、糖类和油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若要追踪该市财富的来源，我们则须放眼于伦敦、安的列斯群岛或非洲，甚至是黎凡特和波罗的海地区。如同在分析区域群时须甄别各中心等级一样，城市网络也有自己的节点与汇合处、通道与门户、核心与边缘地区。

在对中心地体系和城市网络体系主要进行经济上的探讨之余，我们还须从政治角度审视之。各民族国家和帝国早已开始操纵和调节各城镇之间区域与世界范围的关联。而城市间的关系与中央集权的发展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探究。对一国之君来说，城市精英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代理人又是竞争对手；市政机关既是国家权力发展的起点，又是抵制其发展的力量中心。诚然，这些关系随着时间而变迁，且在不同地区也各不相同。须指出的是，在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一元制还是多元制，大陆国家还是殖民地——与另一种更重视地区及跨国权力与忠诚的体系相抗衡的当前斗争中，城市起到了尤其关键的作用。虽然在上一代人之前，欧洲民族国家在斗争中明显占据上风，但是近期形势再次挑战国家首府的行政等级地位，并为区域首府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财富和权力并非促进城市之间流通的唯一动力。文化信息也在其间传递，而且城市一直是文化变革和传播的中心。在这一点上，两种城市体系与雷德菲尔德和辛格所假设的类型几乎完全吻合（Redfield & Singer，1954）。他们认为，可根据城市是精心设计并向周边普及其流行文化，还是倡导一种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文化，将城市定性为是直向演化（orthogenetic）还是异质演化（heterogenetic）。如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一样，任何一种文化上的主导权可以被理解为是提供一种服务或发展机会，抑或是一种剥削或压制。在中心地体系中，城市将一种通行语言的本地性和地域性变体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完整地表述出一套涵盖教育、文学及思想的优良传统，如法兰西文明和德意志文化。而同时，该区域内其他各种民间传统和价值观念则很容易消融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文化之中，或被视为阻碍国家统一和进步的绊脚石。与之相对的是，城市网络将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当 然这是以一个主流文化得到清楚界定、其他文化依附之为前提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普通市民每天都可以遇到犹太人、热那亚商人、胡格诺派和清教异教徒、弗里斯兰和佛兰德斯的工匠以及来自东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但在各种语言的嘈杂声、形形色色的面孔和民族服饰中，阿姆斯特丹仍毫无疑问是阿姆斯特丹人自己的城市。

因此，两大城市体系形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立足于乡村的提升发展，另一种是从城市中心向外扩张。在前者，享有共同地域和民族遗产的居民聚居区最终形成民族国家。在后者，网络体系的中央集权发展导致拥有更多不同组成元素的帝国形成。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历史表明，两种模式常同时发挥作用，这意味着许多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在这两种模式里处于重要的地位。伦敦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这可以从它曾被遴选为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等不同实体的首府反映出来。设想一下18世纪到伦敦旅行的游客，对多少人来说，这是一次国内而不是国外旅行呢?在这里，利奇菲尔德（Litchfield） 的塞缪尔·约翰逊会感到如在家般自在，他的爱丁堡朋友博斯韦尔（Boswell）和费城朋友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在此感觉又会有何不同?一个爱尔兰人在伦敦会比一个黑白混血的牙买加人少一些陌生感吗?或者会比一个康沃尔人（Cornishman）或泰恩赛德人（Geordie）更有背井离乡之慨?提出两种城市体系模式的假说，目的在于肯定而不是否定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我们的阐述有时过于将这些概念具体化，也只是力图表达精练有力。

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

在欧洲，一个城市网络的建立不是一个稳健而缓慢的过程。相反，它表现为在某些时段长时间的迸发，且不时夹杂着停滞、衰退期。这种发展节奏随处可见，但并非每个地方完全一样。有些地方在11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城镇，而有些地方直到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才开始城市化。由于城市的发展部分依赖于人口聚居密度，欧洲城市首先在人口稠密的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和意大利北部萌芽，在人口稀疏的挪威森林和苏格兰高地则起步很晚。总而言之，随着人口密集区人口的快速增长，该地区的城市数量与规模也同步扩增。人口长期快速增长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一种基本的相互依赖性将居民、生产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城市活动与城市文明也随之迅速活跃起来。

尽管有关中世纪时期的数据非常少且可信度不高，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欧洲人口于1000—1350年处于增长阶段，1450—1650年发展较为缓慢，1750年后开始爆炸式的增长。大约1350—1450年、1650—1750年是人口全面停止增长或衰落期（Braudel，1979）。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必须适应人口增长，根据人口统计的方法可将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城市发展、经济变革和人口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此我们暂且观察城市化 是如何折射出人口增长规模的大体节奏。

1000—1500年，虽然没有关于中世纪城市整体规模的足够信息来推测欧洲城市化的总体比率，但是炉灶税额、军队征兵数、人口死亡率和城市面积的变化为估算各城镇的规模提供了线索。尽管存在较大误差，但城市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仍能通过欧洲一些省会城市的大致情况而得知。里昂、科隆和米兰从11世纪到中世纪后期一直保持稳步发展。1400—1800年，人口增长出现常规性的波动，先是人口衰退，接着小幅增长，然后进入稳定期，1800年后恢复长期增长趋势。最后，随着工业化加速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人口迅速膨胀。

欧洲其他很多城市的发展历程也与这三大主要城市相似。11—13世纪基本上是欧洲中部和西部城市建设不断加速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时期，但到14世纪这一势头被饥荒和瘟疫逆转，在随后的三百年中只表现为时断时续的微弱发展状态。保罗·拜罗克和查尔斯·蒂利曾指出，到1500年，除俄国以外，欧洲的城市比例已达16%（Paul Bairoch，1977；Charles Tilly，1979）。在继续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于1700年降至13%左右，到19世纪才开始缓慢增长。由此可见，在1300—1800年的城市发展进程中，有限发展与衰退交替出现，其过程复杂多变。这一发展模式在众多研究资料中均被引用，似乎足以成为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城市化总进程的代表。因此，我们将欧洲城市化过程分述为三大阶段：增长期、无序波动期和增长恢复期；每一阶段的划分取决于该时段人口、技术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各阶段发展模式的交织变化促使人口聚居方式与生产交换模式密切相关。

当然，城市发展模式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中也有所不同。14世纪的瘟疫对北欧和西欧的影响比对东欧更为严重。波兰人口在14、15世纪持续增长，只在1550年前后才有所衰退。荷兰北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化在17世纪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而法国从1630年或1640年开始出现人口减退（Pounds，1979）。同时，英格兰不少乡镇和小聚居地也在16世纪早中期和1600年后经历了人口衰减。而除了瘟疫时期外，伦敦和其他一些主要港口城市在这些时段内基本没有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人口也持续增长（Clark & Slack，1976）。

19世纪前推进城市化的各种动力不仅其强度随时间变迁而改变，其部分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某些城市在繁荣一段时间后因战争、瘟疫和经济萧条而逐渐萎缩。雷根斯堡（Regensburg）曾是11世纪中欧最大的城市，也是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举行会议的地点， 但到1700年却沦落为一个死气沉沉的集镇和德意志各邦使节的居住地。比利时布鲁日（Bruges）至今仍保存着中世纪城市建筑，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它在1400年前后凭借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龙头地位而列居欧洲第二或第三大城市。罗马，曾为欧洲城市生活的核心，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日趋萎缩，最终只剩其鼎盛时期很小的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增减反映了某些城市在欧洲城市网络中心地位的消长。虽然从11世纪城市复兴期以来很少有任何规模的城市消失，但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却随着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替而产生极大变化。

11世纪以来，占统领地位的城市的所在地和地位认可一直处于规律变化之中。虽然人口规模不能完全证明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观察这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和经济基础的规模。如表I.1所示，在过去一千年中，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欧洲各大城市的位序表明各政治单元内外的城市等级出现了规律性的更替。1000年，除拜占庭帝国、西班牙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的首都外，欧洲中部和西部大多数城市规模尚小，几乎所有大型城市分布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城市圈的真正核心位于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境内的东部和南部，此外，只有意大利形成了由几座大城市构成的城市网络。而到1400年，这一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地中海东部，穆斯林对西班牙和拜占庭的控制宣告结束，君士坦丁堡和科尔多瓦（Cordoba）由此走向衰落。意大利主要城市的面积大大扩张，热那亚（Genoa）和米兰很快跻身于世界大都市之首；布鲁日和根特（Ghent）的飞速发展促使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及其布匹商品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同时，法兰西王国的实力增强，巴黎集大学城、首府和贸易中心于一身，一跃成为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领头羊。欧洲的城市化不再仅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到1700年，一些城市——多数为政治中心——已成为欧洲主要城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的膨胀、葡萄牙殖民统治和英荷商人经商的成功，也纷纷推动了君士坦丁堡、莫斯科、里斯本、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快速崛起。至此，欧洲成长迅猛的城市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到1900年，随着工业化促使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圈和大都市诞生，北部地区的主导优势变得愈加明显。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格拉斯哥（Glasgow）等工业城市在1700年规模还很小，而此时的规模已超越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城。在整个欧洲，许多政治中心尤其是那些成功地将工业发展与政治地位相结合的城市，均加入到巨型城市的行列。

城市功能简析

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地域性的变化，其复杂性加大了仅以人口统计标准来研究城市化的难度。目前，有关人口统计的数据文献尚不精确，加之城市和乡村均经历了复杂而缓慢的兴衰期，要判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是在加强还是衰落则更是件难事。况且，也许当城市网络中某些地区或所有城市的人口都稳定增长时，乡村人口却增长得更快。在这些情况下，难道我们可以说这一地区或社会的城市化水平在下降?

16世纪中期和17世纪早期，英格兰城市发展主要局限于伦敦和其他几个地方。虽然在16世纪生育力相对较高、人口相对增长，但大部分乡镇、省府的面积都停止了扩张（Clark & Slack，1976）。根据人口统计，在这两个时期，城市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伦敦的影响力却明显增强。作为都铎王朝的首府，伦敦政治优势与日俱增，港口经济日益扩大，贸易公司、商人和高层次的移民川流不息，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里体验城市生活（Wrigley，1969）。一系列以伦敦为中心、周围城镇网络协作的大规模活动，有条不紊且强烈地冲击着整个英格兰。至少在17世纪早期，这些活动规模如此之大，足以断定以功能为衡量标准的英格兰城市化正在加速发展。但如果以人口统计的标准来看，却只能辨认是城市发展的又一种混杂模式。由此，假如在人口统计基础上引入其他研究方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设计者和地理学家，把城市看作为实现人口、货物和信息交换而建立的网络的组成部分。在城市个案研究中，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化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如凯文·林奇通过分析城市物理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以求得未来城市的最佳设计方案（Kevin Lynch，1960）。地理学家哈罗德·卡特和艾伦·普雷德描绘出区域网络中众城镇的功能性等级图，给城市体系研究带来了新的发现（Harold Carter，1966；Allan Pred，1980）。有些对城市定位性研究则侧重于对城市经济的历史性考察。埃里克·兰帕德探寻了经济效益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推动人们提高专业分工及功效的一种途径（Eric Lampard，1954）。因此，在界定城市的功能时，经济进程就成为关键所在。虽然兰帕德主要研究的是过去两百年间的城市建设，但他的观点也同样适应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城市研究。此外，他提出城镇是专业分工与分化的关键，这一观点正表明了城市的一个普遍特性。数百年以来，欧洲城镇将职业、社会角色不同于乡村居民的人们功能性地整合起来，各司其职。我们将学习兰帕德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特殊活动。通过追寻这些活动所形成的城间关系，对城市化的研究则可以跳出单一的人口研究框架，转向对城市化总体过程的探索——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过程。对城市的研究需要观念的转变。对时间、地点、起因、方式和结果等老问题的回答，将促使研究者改变他或她的观点，以把握不同学科的不同视点以及众多城市发展现象，而后者正是我们试图整理和解释的关键所在。

《欧洲城市的千年演进》，著者：[美]保罗·M.霍恩伯格[美]林恩·霍伦·利斯，译者：阮岳湘，2022年4月，光启书局。本文选自《欧洲城市的千年演进》导言部分，光启书局\出版社供稿。

转载自：史学批评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