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了世界文明历史的新篇，在正负两方面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遗产。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持续引发历史悲剧，而以英法为代表的国家则在战后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性的新文明发展道路。不同的国家走向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不同的民族、人群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历史学研究者必须思考、探讨与回答是什么造就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方向，从而避免悲剧的再度重演。

关键词：一战；欧洲；民族主义；文明；发展道路

一战：时代的分水岭

当1914年8月一战刚刚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望着窗外，情不自禁地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会再重新点燃。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也认为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即使参加战争的一些将领也意识到这是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和文明的湮灭。当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一战称为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

的确，这场战争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本来参战者预计在圣诞节前即可结束，结果却整整打了四年。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战中，英国近80万人、法国160万人、德国180万人伤亡。法国每3名军人中只有1人能毫发无损地打完这场大战。英国失去了整整一代人，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因此，战后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

一战不仅只是硝烟弥漫的军事冲突，更是世界各国走向不同文明成长道路的分水岭。不同发展道路的差异自然会激发人们的思考，而哪些要素造就了不同文明发展的取向，也需要从全球的视野来进行考察。

一战的起源：“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要揭示一战及战后诸多国家如何进行道路选择，就需要回到一战前的欧洲，考察导致一战爆发的因素，以及战后又有何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如何制约着人们的决策与选择。进而可以思考，一战之后为什么各国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在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站在市政厅阳台上对其丈夫说：“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的确，当一战刚刚爆发时，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惊雷”。由此，历史学家展开了对一战起源的研究，努力探究战争究竟为何而爆发。一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德国应对战争爆发负责，因为德国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说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这一观点当然有着历史的依据。德国统一后从俾斯麦的“欧洲大陆政策”转变为威廉二世皇帝的“世界政策”，着力发展海军，要和英国、法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全力进行军事武装、军备竞赛，全力准备一场新的战争。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即是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目前学术界开始修正德国应当完全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面对着变动的世界，如德国的崛起、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独立诉求等，欧洲诸国都在进行合纵连横，确保自身的利益。一战前欧洲出现了两大阵营，一方是英国、法国、俄国的协约国；另一方则是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同盟国。正是从国家间多重关系这一维度出发，2014年，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弗·克拉克出版了分量厚重的新作《梦游者》，改变过去将一战的爆发视为历史必然以及德国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比附之说。他指出，一战前的一些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到一起并引发了战争，这需要聚焦于导致战争的各种人的决策。在他看来，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战争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外交官、将军，在一触即发之际，都莽撞自负而又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走向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1914年的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因此，引发一战的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实际上，这一新的学术见解后面隐含着一种历史观的转变，它改变了以往的那种两个强国必然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历史决定论。

因此，一战并非两个国家争霸的直接结果，而是参与各方短视甚至没有主动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也是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干预机制的国际体系失控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在各方误解甚至漫不经心的背后，似乎又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引领着人们的行动，推动走向冲突、走向战争。这即是强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这一力量以前常被忽略，而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重新挖掘，并成为学界对一战起源研究的共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一战又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支配行动背后的思想观念上积蓄已久。而随着一战的结束，新兴民族国家也相继形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悖论，民族主义发挥着推动帝国解体、形成民族国家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却又导致战争。

民族主义最早诞生于欧洲。18世纪法国思想家主要从政治维度来表达，将民族国家看作一种政治共同体，而非民族含义上的国家。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含义尚未能从国家这一政治含义中解放出来。例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还没有“民族的”(national)这个形容词。而这一缺陷则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补足。以赫尔德和莫泽尔为首，响亮地提出了“民族有机体”和“民族精神”这些概念，要发展德意志自身的文化。从此，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政治型民族主义和以德意志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型民族主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两种潮流。伴随着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打败法国，获得了统一。从此法德也就陷入民族主义的复仇循环之中。例如在法国，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人一直处于对德国的民族复仇情绪中，要将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收复回来。作家戴鲁莱德不停疾呼：“我们应将法兰西还给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应将阿尔萨斯-洛林还给法兰西。”“普鲁士人庆祝节日时，他们为将来的征服而欢呼。我们这些昔日的战败者，应为希望而欢呼。战争夺走的一切将由战争夺回。”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在其主持编撰的《法国史》中，也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占据主导，当一战爆发时，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也随即由国际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将原先还在高唱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成“为保卫国家而战斗”，而法国的反战领袖及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则遭到刺杀，可见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多么强烈。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奥匈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也愈发高涨，塞尔维亚人提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希望将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在一起。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刺客普林西普也是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他就读于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后，在他哥哥的住处搜出“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同时，奥匈帝国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还不敢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当中的宣传部门，他们多年来一直安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进行这种教育，并将谋杀看作种族文化的高尚行为。战前，在整个中东欧地区，泛日耳曼主义、泛匈牙利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广泛流行。甚至在意大利，很多政治家也声称，要把意大利文明传播到全世界。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发挥了重要影响。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的起源》一书，他认为：在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由于各物种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通过“自然选择”而使得“适者生存”。然而这一自然界的现象却被一些思想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此发展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拉普热是典型代表。他相继写出《闪米特人，他的社会角色》《雅利安人，他的社会角色》和《种族与社会环境》等著作，认为“正是物竞天择的机制永无休止地调节着民族构成，并在普罗大众中孕育着新的阶层，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兴衰荣辱。物竞天择的命题是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物竞天择学派的信条”。“各民族的诞生、存在、死亡与动物或者植物无异。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不断经历着生命的轮回。”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即决定论、不平等和选择，而选择意味着犹如自然进化一样的优胜劣汰，甚至可以用屠杀、种族灭绝和战争的方式进行。正如伯恩哈德所宣扬的那样，战争“不仅是生物学法则，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是文明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缔造生命的原则”，缺少了战争，人类将陷于“堕落”和“倒退”。施莱弗也说，“战争”是“一种提升和激发人向上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施密特在《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中称，战争之所以能成为“最高、最权威的生存斗争形式”，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在于它能测度每个民族的相对力量，只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强健、最有效能的民族才能在战争中取胜。另一方面，战争可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索姆纳称“战争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为，政治家们也持类似观点，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宣称：“我对这个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信心十足。这个民族自豪、坚韧、自信、果决，任何时候都不会因环境变化而退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皮尔逊也说：“历史证明，有一种方式，也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产生更高级的文明，那就是种族竞争，身心两方面的强者生存。若想知道人类劣等种族是否能进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办法就是听任他们互相厮杀，一决雌雄。”一战前，德国陆军元帅小毛奇曾说：“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

由此可见，一旦民族主义思想、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多么可怕。屠杀、战争将被认为只不过是民族成长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自然进程而已。历史就是如此诡异，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作用，仍然沉浸在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建构所起的积极影响中。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一系列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即是明证。但一战血腥的历史警示世人，过度地宣扬民族主义是多么危险和可怕。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的政治家们才痛定思痛，决心走上了一条抑制民族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即是欧共体——欧盟的诞生缘起。由此才可理解，为什么当今欧洲会对宣扬民族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保持高度警觉和严格防范。

文明如何面对野蛮

参加一战后巴黎和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他们当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边界和民族问题、均势问题、帝国版图扩张的问题，还有就是复仇，将战胜国自己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转嫁到战败国身上。的确，面对战后这一“千年之变局”，政治家们都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没有看清，它不仅表明了一种历史的断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结构的生成，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时代的紧迫性：如何面对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间实力此消彼长、体制差异极大的现实“世界”，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防止冲突与战争再度来临；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取向的国家间如何并存相处，保持相互均衡，也即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体制如何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野蛮体制共存，并且对其加以约束与改造。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问题。对此，各国主政者也都没有经验，反而正是由于各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特别是英国的犹豫踌躇乃至退让，带来了更大的悲剧，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历史遗产。

一战之后，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国家看似获得了胜利，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为了防止德国的再度崛起而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和约规定德国要承担挑起战争的主要罪责，为此失去了它所有的殖民地和约15%的欧洲领土，并被要求赔偿巨款给战胜国，同时严格限制其军事力量。但德国人却从民族主义出发，认定这一条约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惩罚。在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下，凡尔赛和约没能制约德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反而成为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来源。外交家伯恩哈特·冯·比洛在1920年写道：“这条约荒谬无理，许多条款根本不可能执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平。”正是在这一强烈的民族复仇氛围下，德国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的极权体制，进入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时刻。而这一新体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我们看到20年后德国发起了新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继续，是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

不仅仅是德国走向了野蛮之路，整个欧洲都开始走向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的年代”。他总结道：“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失败，简单地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瑞典和瑞士而已。” “纵贯整个大灾难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

面对这一反自由与反文明的极权化统治体制的不断扩展，是进行有效阻遏还是放任从而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战胜国的面前。此时的战胜国有两个权力中心，一是新崛起的美国，二是在一战中损失巨大的英国。因此，它们的认知、心态、行动以及战略思考，就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特别是文明发展走向的关键性要素。

对美国而言，世界的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其实早在一战前的19世纪末就已经显露。189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到1910年，其工业总产值基本上和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工业强国相等，可见其经济实力发展之迅猛。在一战中，正是因为美国的支援，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才打败了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呼吁建立国际联盟，他说：“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其目的是解决战后的国际冲突，确保和平。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美国总统威尔逊任主席。可是，尽管欧洲大国已无力支撑起欧陆均势与和平，但传统大国地位的残留心态，使它们还无法全面承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加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此也不能共同响应，同时美国本身也没有做好成为世界领袖的各项准备，参议院居然没有批准参加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没能获得应有的支持而不能真正起到作用。也就是说，在一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中，崭露头角的美国还没有能力制约法西斯体制的兴起、引领文明世界的发展。同样，欧洲的这些民主国家也没有联合起来建立能够发挥作用的国际性机构。只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更为惨烈的阵痛后，人们才迫切地感到必须建立起制约战争、保障和平的国际性机制，于是联合国这一国际性机构才得以建立，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欧洲，只有以英法为代表的民主自由国家可以充任遏制法西斯兴起的重要力量。可是由于一战过于惨烈的牺牲，这些国家失去了原先的乐观和自信。战争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具体有形的损失上，其所带来的恐惧也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心态和情绪。特别是在英国，19世纪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完全有资格确立这样的自信。日不落帝国建立，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人雄踞于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日不落帝国”开始衰落，同时在心态上也彻底击碎了原先的自信。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战后的二三十年代，英国的领袖们希冀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的方式，解决上次大战所带来的直接伤害。正因为抱有和平的幻想，加之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平主义运动的展开，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后来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妥协退让以防止战争。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得意忘形地宣称，从此之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事实上，这一次对德国法西斯的妥协铸成大错，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纵容了德国的侵略，导致德国不受限制地迅速扩张，最后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在一战后，如何与野蛮国家相处，并且制约与改造其野蛮性，将其转化为文明世界的成员，就成为值得反思的历史遗产。丘吉尔在1938年的一段话也许将给予我们启示：如果听任德国为主的野蛮力量肆意扩张，“文明将不再延续，自由将难以图存，和平将难以为继，人民唯有广泛联合起来捍卫家园，拿出保家卫国的气概，让那些野蛮落后的势力在我们面前战栗，舍此别无他法”。

文明的新进展

如果说上文所述是一战后留给人们反思的负面遗产，那么，历史也同样留给后人值得肯定的宝贵资源。以英国为例，可以观察到战后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取向。

战后的英国，尽管打赢了战争，但在国内事务上面临着不少困境，一是妇女选举权所引发的民主化的诉求；二是久已存在的国内矛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以及下层民众权利的社会承认。也就是说，如何解决下层民众的“身份权”问题，使其获得权利上的基本承认。

17世纪以来，英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其文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确立起自由的体制，但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却迟迟没有实现。特别是妇女的权利更遭到忽视。早在战前，妇女就已经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但是在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不能接受女性获得政治权利，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参加到公共活动当中。当时的人们，包括社会精英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都把妇女看成仅仅承担家庭职责、相夫教子的角色。企业家阶级更把女性的任务定义为在家中营造一个宁静的港湾，以供男人回家休整歇息。正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当以英国的潘克豪斯特为代表的妇女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时，整个社会不能理解也不给予支持。政府当局甚至将她们的游行示威视作暴乱。当战争爆发后，男人都走上前线，而妇女则承担了后方沉重而繁杂的工作。还有一些女性也走上前线。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在一战的宣传画中有大量展示妇女风貌和精神状态的内容。可以说，英法等国的女性也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的1918年，英国率先宣布，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选举权。从此，这些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而这一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从此自由和民主实现了结合，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次全新跨越。

另一方面，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社会不平等也日益加剧。以法国为例，据法国学者皮凯蒂研究，1800—1810年间，前1%的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45%—50%，这一比重在1850—1860年超过了50%，1900—1910年间达到了60%。从空间上看，财富主要集聚于巴黎。1900—1910年间巴黎仅居住着全国1/20的人口，却占有着1/4的总财富，财富集中程度很高，而且在一战前的10年里似乎还毫无节制地持续上升。英国的演变轨迹与法国相似，只是不平等程度比法国还要高。1810—1870年间，前10%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为85%，到1900—1910年间超过90%。而前1%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1810—1870年的55%—60%上升到1910—1920年的70%。英国的财富是高度集中的，而且在1914年之前没有显现出集中程度下降的态势。财富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不公，工人阶级奋起抗争，如英国在19世纪中期持续很久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等。

面对工人阶级要求权利的诉求以及现有体制被推翻的危险，统治阶级必须进行改革，逐步解决工人阶级的权利实现问题。但主政者面临着几种不同解决路径的选择。第一种是建立起德国俾斯麦式的社会福利体系。俾斯麦执政时期率先在欧洲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基础则是国家作为一种家长制的存在，同时，也保证着德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尽管对德国的社会福利安排有所肯定，但重视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英国，没有去模仿建立如德国那样的社会福利体制。

第二种则是傅里叶或马克思所描绘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正如托克维尔在描写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革命时所指出的，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说到底，工人阶级认为“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要彻底摧毁这一体制，重建没有私有财产的新体制。

第三种则是马尔萨斯等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不需要给予工人阶级救助的观念。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事实上，他不是仅仅讨论人口问题，而是从社会的视角来讨论穷人救济等问题。马尔萨斯认为，当时普遍实行的《济贫法》是错误的，它不利于限制工人人口增殖，反而会使贫穷人口得以继续增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厂劳动力大量短缺。因此，国家不应该救助穷人，相反，这些贫困者应该自己主动到工厂工作，成为资本的雇佣者，由此也就不再陷入贫困。实际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本质上体现为穷人没有得到救助的权利，他们应该通过自立来消除自身的贫困。

第四种则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锡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以及以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力主从保障个人权利的意义上对贫困人员进行社会救助，不仅将救助看成一种人的权利，而且认为这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每个个体的贫困都不能由个体本身来承担，也无法通过私人性的救助来完成，承担这一职能的只能是国家。“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管理济贫问题。”通过这一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从而不仅解决个人的贫困问题，实际上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实现从机会平等到结果平等这一社会体制性的转型。

面对多种可能的道路，英国最终的选择，犹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在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一种体制之前，诚实的人们还是要站起来为他们理解的唯一的体制辩护，甚至为它而献身。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财产。而这也是根植于英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自然结果。17世纪思想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和财产”，奠定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以后的历史展开无疑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在确保这些文明社会的原则与基础不可动摇的前提条件下，为了弥合社会分裂、化解劳资冲突，英国开始走上通往社会福利国家的道路，落实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基本目标是消灭贫穷，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这些举措本质上昭示着权利的转移，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也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福利国家的逐渐出现，也标志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再分配机制的重建。历史学家将此概括为“福利革命”。如果将抽象的福利国家具体化为工人工作环境的改变、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人们就会理解成为福利国家对于工人阶级、对于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因此可以说，一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二十世纪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在战乱后的欧洲，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性的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文明或野蛮：历史如何抉择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这两个历史的关键时间点，欧洲以及西方世界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在2018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战的纪念活动中公开表达，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提醒人们警惕民族主义的再度抬头。

的确，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会看到，一战以及战后所引发的世界性变革至今影响未消。从一战到二战所延续的历史格局至今都还作为一种“结构装置”而制约着人们。由此我们更需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是对战争结果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初各国走向不同文明发展道路及其实践路径的反思。对此，我们既需要从时间上的“长时段”角度分析，也需要在结构上进行“总体史”的考察。

应该看到，这种考察不再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为了比附甚至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历史研究。我们应该破除将历史学看作有其直接现实意义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历史学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到解决今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或困境的办法。其实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当代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揭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人们会做出相应的选择，从而展现历史的复杂性，给人们带来启发。

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谈到英格兰如何成为现代世界时说：我的论点是一种反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世上也不存在一列我们大家必须攀爬的必然阶梯，相反却存在许多别样的趋势和陷阱。他还说，英格兰之所以能率先实现非凡的转型，从一个农耕世界变成一个工业世界，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特点导致的结果，每一个特点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现代性的十足起因。

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持相同的的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临界点组成的，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正因如此，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人们才需要格外谨慎，需要不断重温过去的历史，从中汲取营养，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从而为我们的未来找寻方向。对此，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作出了鲜明的表达：目前，世界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都处于全球转变期，此时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

的确，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去，需要探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历史轨迹，如果把20世纪初年的历史看成文明与野蛮分界开始的“时刻”，那么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一分野？如果追溯历史进程，从19世纪英法完成工业化、成为庞大的帝国之后，一个稳定的结构似乎已经成型。可随着历史的行进，一个变动中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许可以说，一战只是这一变动所可能引发起的诸多冲突的一种，或者也可谓是种“侧滑”。但一战的出现却打断了原先的结构，也改变了原来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本身，甚至影响了社会的心态和情绪。

问题就在于，置身这一史无前例的变革之中，面对多种不同逻辑行进的力量，政治家们需要具有非凡的洞察和理解并作出抉择。犹如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船，究竟要驶向何方？如果说历史是人们的选择和创造，那么是什么要素在制约、影响其选择，创造性资源与制约性要素分别有哪些；一旦当人们作出选择，又如何能够将整个社会“成功”地纳入这一进程与结构之中？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回望1919，不同的国家走向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造成不同的民族、人群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对于历史学研究者，除了感叹之外，我们必须思考、探讨与回答是什么造就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方向，由此则可定位我们的未来，从而避免悲剧再度重演。

作者：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转载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