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日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史。

摘要：传统的英国史研究强调政府档案文献，侧重于政治史，研究的视角是“自上而下”，忽略了英国方志文献的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英国方志包括地志、族谱、庄园史、社会生活史、自然志、瘟疫与疾病史等内容。近代英国方志编修的兴起体现了新的历史书写范式，并有助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视角，辩证地看待英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方志传统视角下，重新认识与评价英国方志，有助于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权，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

一、史学编撰体例的转型

与方志的兴起《牛津英语词典》是这样界定方志（Chorography）的：“描述与描绘特定地区或地域地图或图表的作品或实践；有关特定地区或地域的描写或描述；一个地区的自然结构和特征。”近代早期英国地理学家纳撒尼尔·卡朋特（1589—约1628）认为，与地理学相比，方志研究的是地区而不是整体，采用的也不是精确的方法。英国方志是近代早期概念，中世纪英国历史书写是教会编年体占据统治地位。从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到13世纪的圣阿尔班斯学派（School of St. Albans），基督教氛围下的英国史学编撰必然是教会编年体。到近代早期，编年体逐渐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尽管作为一种体裁，编年史作为保留史料的形式依旧有效，但它的叙事方式落后，仅仅是机械地编排史料，缺乏思考与张力。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编年史中有关宗教的内容越来越受到限制，编年史作者为了避免官方的审查而逐渐放弃了许多的内容。新一代的英国新教史学家如威廉·哈里森，努力地使英国历史的书写符合“新教视野”。作为一种流派，它在17世纪早期几乎全部消亡。与此同时，随着文艺复兴的思潮传播到不列颠，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型书写方式兴起，政治历史与古物研究的著作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因为它们的历史书写形象生动。由此，强调严格时间顺序的编年史陷入衰退。

与此同时，方志的兴起也与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民族认同密切相关，并且是这一认同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在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之后，都铎王朝英国民众的认同开始由领主权意义上的认同，向民族国家的认同演变。以往有关英国民族国家的研究，强调“都铎政府革命”与宗教改革等制度性的因素，而忽略了空间的概念。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英国逐渐有了固定的地理界限与空间结构，这意味着无论是国王还是地方乡绅，在实现社会治理时，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方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地方空间与地理的关注，这蕴含着乡绅对自己在地方社会权威的构建。如肯特郡乡绅威廉·兰巴德曾经担任该郡的治安法官，他于1576年出版了《肯特郡志》（The Perambulation of Kent）。从书名来看，是威廉·兰巴德对该郡的勘查，然而该书多次出现秩序（order）一词，实质体现了威廉·兰巴德对本郡社会秩序的关注。

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知识界开始出现汇编本地区自然、地理、地形、历史、风土人情、名人与名胜等内容的书籍。这些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勘察（perambulation）、描述（description）、调查（survey）、古物（antiquity）等书名呈现，构成了近代早期英国学术研究繁荣的重要内容。虽然表述各异，但是它们属于同一类型（the same genre）。首先兴起的方志是郡志。在近代早期众多的郡志中，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1576）、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The Antiquities of Warwickshire）（1656）是杰出的代表作品。到19世纪时，郡志的编写已经在写作主题方面形成了一些基本范式。乔治·贝克认为郡志的内容包括：自然志如土壤与物产；庄园史如土地财产与族谱；修道院以及宗教团体；地志史如建筑与居民；杂项包括本地名人与古代居民的记载等。紧随郡志编修的是城市方志。1598年，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问世，该书生动地描绘了伦敦城的历史、古物、行政区划、自然环境等内容。约翰·斯托在前言中坦言，这是受了威廉·兰巴德《肯特郡志》一书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的：“伦敦在这个时期的意义非常大，很难将首都的历史与其他地方的历史隔离起来。”约翰·斯托等人对首都伦敦形象的完美塑造，成为英国其他城镇的学者修撰榜样，引领其他各城镇纷纷模仿，以方志颂扬家乡城市，进而构建地方认同。由此英国城市方志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郡志的编修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限制，如资料、编撰者的才学、身份与地位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单个人撰写郡志的风气逐渐地衰落下来，有志者转而撰写小的行政单元——堂区的方志，毕竟堂区的地理范围更小，撰写者更为熟悉。堂区方志常以“某某堂区的历史”命名。堂区方志编修的先行者是怀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1660—1728）。在怀特·肯尼特之前，托马斯·富勒曾经在1655年写出了第一部准堂区方志，但是从其内容看，此书关注的是修道院的事情，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并不认为这是堂区方志真正的开始。1695年，怀特·肯尼特出版有关安姆布茹斯登堂区的方志。该书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撰写的，但是奠定了堂区方志书写的基础。关于怀特·肯尼特撰写堂区志的历史意义，W.G.霍斯金斯这样评价：“如同沃切斯特的威廉奠定了写作国家范围内的英格兰地形与古迹，以及威廉·兰巴德是郡志写作的第一人一样，怀特·肯尼特是堂区志的奠基者”。1700—1701年间，理查德·高夫撰写了Myddle堂区志。1710—1744年之间，约翰·卢卡斯编写了沃顿（Warton）堂区志。到19世纪的时候，更多的堂区方志出现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绝大多数是由牧师撰写的，因为牧师们既是堂区中有文化修养的人，也是堂区的核心人物。正如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所言：每个堂区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堂区都有一本堂区登记簿，每个民众都属于一个堂区。

传统的英国史研究强调王国法令与议会档案文献，研究的视角“自上而下”，侧重于政治史，忽略了英国方志文献的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方志就是有关本地区各种情况与信息的百科全书，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对方志的书写范式与编修主体的研究，又可以折射出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因此方志既有史料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方志的史料价值

英国方志文本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是对其他历史文献有益的补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应该引起世界史研究者的重视。

首先是有关族谱的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方志编撰内容的转变。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鲜有涉及族谱的情况。理查德·卡茹在1602年出版的《康沃尔郡志》几乎不包含乡绅纹章的内容。理查德·赫尔格森指出，威廉·兰巴德时代的方志关注于地名，词源学是主要的内容，后来的方志侧重于家族系谱与人物。逐渐地，方志变成了乡绅展示他们庄园、古物古迹和家谱的书籍。方志涉及郡乡绅与名人等内容，事关乡绅家族的荣誉与情感。托马斯·韦斯科特在1630年撰写《德文郡志》时，还续写了德文郡乡绅的谱系，全面叙述了该郡的乡绅家族。这赋予了方志更为积极的意义，它表现了方志所附有的社会与政治内涵，而不再是简单的地名解释。这一点特别地体现在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一书中。沃里克郡的乡绅珍惜自己家族的历史与荣誉，在威廉·达格代尔编修方志的过程中，他们积极配合，为威廉·达格代尔提供所需要的文献与资料。沃里克乡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各郡的庄园与地产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使得乡绅权威的合法性与历史性发生了动摇。乡绅通过编修方志，可以为时人提供详细的族谱和庄园历史等信息。由此，通过对家族历史和土地保有权等内容的追溯，乡绅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力获得了合理的历史性解释，这也是以乡绅为核心的地方共同体认同的历史基础。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指出，部分隐藏在地方史后面的动力，是乡绅阶层对社会认同的渴望。

方志文本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资料。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体现了在近代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阶层对自己所居住与生活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关注。由于饮用水是市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要素，方志中多有对水的记载。据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记载，在1589年，城市委员会征收了1/15税，筹集到的钱款共有1000马克，用于清理河流或排水沟。市政府承诺，把汉普斯特荒原不同的小溪汇聚成同一方向，这样伦敦城缺水的地方都可以获得新鲜的供水，并且这一水渠将引入到泰晤士河。但是由于需要太多的钱，最终这一计划失败。这一案例显示，在16世纪末的伦敦城，政府与民众就已经意识到水源的重要性。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公共卫生的缺乏，伦敦城经常爆发瘟疫，在这种情况下，市民们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环境，以获得清洁与安全的水源。爱德华·哈顿的《伦敦城新志》收录了当时有关伦敦城房屋数、人口、男女比例等信息。威廉·梅特兰的《伦敦城志》也记录了伦敦城的房屋数。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城市人口与规模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该书还收录了许多有关死亡统计的信息，对于疾病史、死亡率、城市人口史等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约翰·尼克尔斯的《莱斯特郡志》收录了1790年代的物价信息，包括4个农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与开支情况。这是研究普通民众生活水准不可多得的资料。约翰·恩提克的《伦敦城志》记载，1569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彩票。1587年，烟草第一次被带到英国。此外，威廉·梅特兰的《伦敦城志》曾经把18世纪的伦敦，与世界上古今其他的大城市进行比较，其中就包括北京的情况。这些信息极为珍贵，但是以往的研究鲜有涉及。

再有是有关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的记载。约翰·奥布里的《威尔特郡自然志》收集了威尔特郡的谚语，以说明当地的气候，颇为有趣。威尔特郡谚语云：“风从西北来，天气为最佳；雨从东方起，至少下两天。”罗伯特·普洛特的《牛津郡自然志》第一章“天空与空气”，叙述了彩虹、日晕、雷、闪电、流星、冰雹等自然现象。罗伯特·普洛特的《斯塔福德郡自然志》记载道：1678年雷电击中了斯塔福德郡一个乡绅家的马厩，造成不小的损失。再如流星，1676年包括斯塔福德郡在内英国的许多郡都出现过这种天文现象。在地质方面，威廉·博莱斯的《康沃尔郡自然志》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地质灾害。如1757年7月15日，康沃尔西部发生了地震，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他还记载了当时民众的反应与受灾的情况。

方志的内容还涉及到地区的自然资源。德文郡与康沃尔郡原来是合在一起的，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锡矿等。因此德文郡志与康沃尔郡志中，多有矿产的记载。托马斯·韦斯特科的《德文郡志》介绍了该郡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金、银、铜、铅、锡、铁等各种矿产。由此衍生出有关矿工的法律和机构，这成为研究社会史的重要内容。1649年威廉·格雷写的《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方志》涉及到泰恩河给纽卡斯尔带来的商品，如大量的煤炭，不仅供本地居民使用，而且远销到英格兰的其他地方，甚至到德意志等地。煤炭贸易养活了好几千人：一些人在矿中工作，一些人负责运输煤到泰恩河等等。泰恩河还为该城带来了磨石贸易，通过泰恩河，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此外，三文鱼贸易也非常兴盛，大量的三文鱼被捕获，卖给该城居民以及其他地方的民众。雅茅斯城市志记载了渔业资源的情况，从9月29日米迦勒节到11月10日圣马丁节这段鲱鱼的收获期，市镇格外繁荣。托马斯·纳什写道：“如同圣德尼之于法兰西，圣詹姆斯之于西班牙，圣帕特里克之于爱尔兰，圣乔治之于英格兰，对于雅茅斯而言，则是红鲱鱼。”本杰明·马丁的《英格兰自然志》是另一部重要的自然志。该书献给当时的威尔士亲王，记叙的内容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的自然志。该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书中讲述了各郡特色的事物。如讲述威尔特郡时，就有重点记叙了巨石阵的内容，讲述苏塞克斯郡的自然资源时，强调该郡矿石的特殊性。苏塞克斯郡东部的许多地方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铁矿，它们分为三类。一种是坚硬的黑色铁矿石；另一种是纹理更好、颜色更淡也更柔软的铁矿石；第三种介于其中。在外部特征方面，苏塞克斯的铁矿石与英格兰其他地区发现的矿石截然不同。总体说来，《英格兰自然志》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涉及历史地理，也关涉经济社会，当然还有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等。它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且这些材料是正史之中很难获得的。

方志的另一个内容是有关瘟疫的信息。亚历山大·詹金斯的《埃克塞特城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书记载了一些饥荒与瘟疫的情况。约翰·布兰德的《纽卡斯尔城志》也记录了瘟疫的情况。查尔斯·李的《兰开夏、柴郡和德比郡峰区自然志》一书专门有一章内容讨论疾病与瘟疫，他列举了诸如坏血病、肺病、水肿、发热、间歇性瘟热等。这说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疾病与瘟疫的认识更迫切。

三、作为理论方法的方志

方志是文本，但不只是文本。在对方志编修范式和编修群体的研究后，我们认为，方志还体现了一种理论方法，这包括历史研究方法和认识英国历史的新视角。

首先是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即在传统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增加了考古实物与实地调查的内容。方志的书写强调实践性与事实性，体现了英国特色的经验主义。以往的研究极少注意到这种思维与实践范式，以及它对英国史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与编年史记载的方式不同，方志的写作需要亲力亲为与实地考察。为了写作《肯特郡志》，威廉·兰巴德声称，自己就像一个矿工挖矿一样，收集挖掘有关肯特郡的材料。“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地方习俗和郡的经济调查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为了准确全面地描述肯特郡的全貌，威廉·兰巴德走遍了该郡的各处。威廉·坎姆登的历史研究注重田野调查，注重收集考古实物，如石碑、石刻、钱币等，以此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与佐证。威廉·坎姆登写道：“我曾经游历了几乎整个英格兰，向郡中的博学人士咨询。我勤勉地阅读了国内的许多著作，还包括那些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只要它们的内容与标题涉及不列颠。我也查阅了王国的公共档案、教会登记薄、图书馆资料、法案法令以及教会和城市的纪念碑等。”这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即从单纯的文本书籍研究，转向对实物资料的关注，并用来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为了写作《不列颠尼亚》，1578年威廉·坎姆登游历了萨福克和诺福克，1582年他又到约克郡与兰开夏，收集有关罗马不列颠历史的相关材料。为了自然志的写作，牛津郡方志史家罗伯特·普洛特对英格兰及威尔士的许多地区进行勘测。田野调查是辛苦的，普洛特或是骑马或是步行。在1674年的夏天，他对埃文洛德河和泰晤士河之间的乡村进行了勘察，沿着埃文洛德河考察了牛津郡西部，又沿着泰晤士河考察了牛津郡东部。

其次，方志书写构建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中央—地方互动关系研究范式，从地方视角认识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国外传统英国史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史与制度史。地方史研究在学院派学者中并不流行。在传统的史家眼中，方志的史料价值似乎微不足道。19世纪牛津方志史家托马斯·沃顿也注意到这一倾向。他写道：“人们往往会认为，所谓的郡史，只是一种无聊而沉闷的汇编。它只包含有限的、特定的材料，很难吸引大众的注意。”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在介绍英国史学流派与史家时，对于近代早期方志史家一笔带过。因此，有关方志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战”之后，随着新史学的迅速发展，地方史研究逐渐起步与兴盛。1948年，莱斯特大学成立英国地方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霍斯金斯担任该中心第一任主任。威廉·霍斯金斯在1952年撰文写道：“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在英格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研究和尝试写作地方史，出版商也被劝说出版有关堂区、城镇与郡历史的著作。……大学也开始逐渐地意识到它的价值，尽管还有人认为，这是些业余的兴趣，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以地方史研究中心为依托，在威廉·霍斯金斯等人的带领之下，特色鲜明的“莱斯特学派”（Leicester School）逐渐形成。威廉·霍斯金斯指出：“地方史研究者应该深入了解民族国家史，这样他才能正确解释地方上发生的许多事情。”

近代早期方志兴起的历史背景，就是英国民族国家兴起与地方认同形成的过程，这是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领主权，到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史与民族史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点。传统的英国史研究理论存在着一个缺陷，就是忽略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学派的埃尔顿在研究民族国家时，侧重于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枢密院的形成与发展。区别于传统的研究，“莱斯特学派”以地方共同体为研究范式，重视“地方”的意义与价值。艾文瑞特提出“郡共同体（county community）”概念，强调乡绅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指出：“在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与汉诺威王朝时期，郡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艾文瑞特以肯特郡为例研究后指出，乡绅对地方共同体存在着更深厚的感情，17世纪英国地方主义流行，诸多具有独立性的郡组成了国家。地方共同体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较强的冲击力，突破了制度史学研究的藩篱，强调了地方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这种理论范式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如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所言：“尽管艾文瑞特教授告诉我们，肯特郡的人们在当时的动乱中，的确沿着过去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王国疆界，筑起了防御工事；尽管某一郡共同体拒绝在战争过程中帮助其他郡的情况，在当时司空见惯；但是无论在肯特郡还是其他郡，都没有任何人想从英格兰独立出去，当时所有争论的参与双方，都希望英国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政治实体继续存在。郡共同体是一种调和分歧的机制，而非制造分裂的手段。”

可见，现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中央与地方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有缺陷，但是如何在理论上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却是一道难题。对方志理论与方志书写方式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早期的方志研究，必须放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如此才能实现国家与地方、政治与文化、宫廷与乡村等诸多主题的有机联系。方志的书写是对传统认知范式的一种突破：方志的书写者乡绅既存在强烈的地方认同，又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从英国方志内容上来看，既包括本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也包括一些国家与王室的信息，如王室到该地巡游，或者该地有哪些名人，为国家作出了什么贡献。甚至还有一些方志涉及到欧洲乃至世界的情况。正是在众多各具各色方志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探寻英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近代早期的方志书写，体现着乡绅对国家命运共同体与民族的热爱。威廉·哈里森在介绍英格兰风土人情时，对英格兰的赞美近乎夸张。他说：“我们很容易证明英格兰拥有的牲畜数量超过其他的国家。”许多的方志史家同时也是古物学家，他们通过研究地方的遗迹，如城堡、修道院、巨石阵、古墓、铭文、碑文，以及习俗与法律等，探究英国的民族性与族群认同，由此构建英国文明的特征。

概括而言，英国方志史家的书写实践，突破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认同的两分法，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且有张力的认同意识。

四、中国方志传统下的英国方志再认识

“英国方志”概念是笔者在英国史研究过程中以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身份，对相关英国地方史文献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在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能再完全沿着西方学者的思路，亦步亦趋乃至人云亦云，需要构建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与认识范式。这要求我们的研究在充分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英国的历史与史料作出自己的解读。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方志传统，方志资料汗牛充栋，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辉煌的成就之一，然而有些遗憾的是国内中国史学者在关注中国方志的同时，缺乏对国外历史的了解，认为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钱穆认为：“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仓修良也认为方志文化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他写道：“现在有些看法认为中国的方志，在世界各国都有，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在编修方志。我认为这种看法毫无根据。事实上只有我们的周边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由于千百年来一直与中国文化交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都相继传入，其中方志当然也不例外。”在与美国学者交流之后，仓修良断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仅美国没有地方志，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这是不客观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否认方志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引以自豪。另一方面，从英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值得再探讨。我们不应该苛求中国学者这一点小的偏见，毕竟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非常细，学者不可能知晓所有的知识。

中国的方志起源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源于历史；二是源于地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认识侧重点的变化，方志所记载的内容也不断地变化。中国方志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以“官修”为主，方志具有资政与教化的功能。而近代英国郡方志的编修以乡绅为主，城市方志编修以市民和市政官员为主，堂区方志编修以牧师为主，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自发行为。即使1899年开始编修的《维多利亚郡志》，以献给女王的名义进行，但是仍是一种商业行为。1933年，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接手《维多利亚郡志》的编修。“二战”后，该项工作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之后，地方政府的支持逐渐取消。此后《维多利亚郡志》得到国家信托基金和彩票基金的资助。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的修志模式。此外，英国方志的内容更多地包括了自然环境与自然知识，最为典型的是地区自然志。它体现了英国文明的认知方式，与中国方志的内容差别很大。

我们的研究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以中国方志传统的视角比照英国方志的研究。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方志研究的成果，将为英国方志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借鉴。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