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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关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之思考
2023-01-01 17:13  

关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之思考

——Global History in Chinese Perspectives:Rethinking Several Conceptual Tools

作者:

胡成

作者简介:

胡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原发信息:

《史林》(沪)2022年第20222期 第158-168页

内容提要:

研究总是从既定视角出发,就像多元讲述方能全面、准确地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那样,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和互动。作为实际展开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早自16世纪就出现了大规模移民、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及庞大市场,或可被视为全球史日常生活结构层面上最持久的推动。再通过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本文讨论了“欧洲省级化”“大时间”及“小时间”的概念,期望经由“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尽可能达到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

中国视角/全球史/主体性/欧洲省级化/大时间/小时间

期刊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年10期

 

2017年3月,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担任全球史实验室主任,也是研究拉丁美洲历史的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发表在线文章《全球史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提出该研究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其中之一是须认真思考如何使用多种语言和多种讲述方式,以防该研究沦为另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盎格鲁语言圈”的霸权叙事(“Anglospheric”hegemonic narrative)。的确,迄今几乎所有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都在欧美大学任教,被视为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也都是用西方语言写作。英文成了该研究的“全球语言”(Globish),反倒强化了“西方”(the West)对“非西方”(the Rest)的学术霸权。(1)平心持论,这种困窘在五年后的今天似尚无明显改观。

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概念,并非期望与之分庭抗礼、另起炉灶;而是试图强调、突出和凸显此前全球史研究未充分展开和关注的部分。就像德国学者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被视为全球史代表作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绪论中所说,自己虽然意识到应超越“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他一切文化形式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却坦承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究竟是谁在为谁而书写”的问题,且难以摆脱作者的特定文化视角。他说:“假如一位欧洲(德国)学者的书写对象是欧洲(德国)读者,其文字必然会流露出相应的特点。”(2)由此说来,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就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与互动。

“西方视角的全球史”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自然有不同侧重。概括说来,前者,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和演化路径,即通过对外侵略、殖民扩张,及帝国主义的世界角逐,迅速积累巨大财富而走向富强;后者经历了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的苦难历程,除举不胜举的经济凋落、政治崩塌、内乱不已和满目疮痍之外,且还有数百年来成千上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如果不与“西方视角的全球史”加以区分,统而论之,研究者就可能会把这段复杂历史简单化,难以呈现各种不同演化道路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多面性。

相对回顾性评述的面面俱到,批判性的学术反思更利于推进我们的研究。布洛赫(Marc Bloch)撰写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其自我期许“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工作的手艺人”。(3)为了能让闪光的学术理念落在实处,本文期望从适用性和可行性出发,探讨到底有哪些可供未来使用的概念工具,可作为能推动此研究进展的有效杠杆。当然,史学说到底是一门用“史事”(史实)说话的学问,应尽力避免堆砌“新概念”“新名词”,然面对新问题时,我们又不能不寻找一些适用的“新概念”;否则,那些散落各处的史料无法被串连在一起,赋予其历史解释的新意义。钱锺书先生用中国古人的“名”“实”,对此做了生动、精辟的说明:“然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因无名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4)概括起来就是:不用概念就无法思想,好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想。

一 全球史意义上的“近代”及中国的正向推动

没有人能对事物进行全方位考察,研究通常需要设置恰如其分的切入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角。著名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教授提出“‘全球史’的日本视角”之构想,认为日本学者可在日语的实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全球史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看来:“通过与我们的同事分享日本关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史学成就,来参与国际的合作是个好主意。”(5)鉴于此,关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思考,应首先考虑如何让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如关于“近代”的概念,欧洲史家多将15世纪视为“近代”的开端,再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称为“早期近代”,在这之后的时间段则称为“晚期近代”(late modern)。与之不同,我们通常将“近代”定义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个时段。就理论溯源来看,中国传统曾基于“历史循环论”的理念,有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之说;19世纪末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以“进化论”为支撑,在《东洋史要》(后改称《支那史要》)中将西洋史的“近世”(early modern)和“近代”(modern)引入中国史研究,并被此后相当多矢志推进“新史学”的中国学者所接受。不过,逮至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搁置了“近世”的概念,着眼于政治史意义上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革命”史观,重新定义了上面所说的那个中国“近代”。(6)由此反观“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我们是否需要援借国际学界通用的那个理念及用语?

奥斯特哈默曾正确地指出:历史时间本来就是人们根据不同参照系建构出来的,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受性。(7)为方便研究起见,我们并不能不折不扣地对号入座。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从个人感受方面谈及历史断代的不可思议性:如果有人在公元1499年还处于中世纪,看到骑士们身披铠甲拿着长矛彼此间骑马决斗;突然间来到公元1500年,此人来到所谓“文艺复兴时期”,难道他会看到每个人都穿着飞边紧身上衣,忙着洗劫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运送财宝的船只吗?奥威尔写道:“事实上,这些剧变并没有发生,无论是政治上、行为举止上还是文学作品上都是这样。每一个时代都延伸到下一个时代——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的间隔都生活着不计其数的人。”(8)

当然,奥威尔也说过“时代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因为很多时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史家不得不将某些特定的时间点,视为“某个时代的开始”或“某个时代的结束”,以求更清晰地呈现研究历史演化的连续性或断裂性。具体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研究,在被认为是中国学者首部全球史专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李伯重认为:今天全球史研究者以“近代”代表1500年以后的时间,比起把这个时期依照某些政治事件而分为“近代”和“现代”的两个时期来说,“无疑更为合适”。(9)仲伟民也呼吁将晚清史放在一个长时段及全球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他认为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10)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国际学术界通用关于“近代”的提法,至少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曾经傲然于亚洲,那么也就不必刻意回避在此时段中我们并非只有受害者的历史晦暗一面。(11)以烈性传染病跨国及全球蔓延来看,如17世纪传入中国的梅毒,原本可能是先在美洲蔓延,后由抵达海地诸岛的哥伦布水手带至欧洲,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到中国广东,又随着岭南商旅传至长江三角洲及北方直隶京畿,并还传至日本、朝鲜等地。(12)同样,1896年在印度爆发,接着传到越南、菲律宾,后又传到旧金山和格拉斯哥,以及澳大利亚的鼠疫,源头可追溯到1892年在云南、1893年在广州、1894年传到香港的传染蔓延路径。(13)

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颂扬光明而非诅咒黑暗。如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称“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14)司马迁也主张讲述“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故事。(15)职是之故,对于此时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近代中国而言,我们也应当重点关注那些如何从夹缝中求生存、屡踣屡起的历史正面演化。一个可供举证的案例,是人们通常认为近代中国只是西方文明的接受者,可我们也曾有过若干文化输出。1868年春夏,访问英国的江南士人王韬受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发表题为“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的文化演讲;至快意之处,他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16)

不过,就整个近代中国历史长时段来看,王韬的讲演只是个别、偶然事件,虽光辉灿烂,实际影响却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瞬间即逝,故我们需要寻找中国近代更为持久的正面推动,以证明这是一个惠己及人、各方都能有所收益的历史进程。就像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谈及的那样,正是普通人一日三餐的食粮,从小麦、玉米、水稻的种植、收获,再至加工、出售和消费,极大程度地形塑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价值理念持续绵延的强劲驱动。他强调这些关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总是“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人们转瞬即逝的时间”。(17)就此而言,我们期望去芜摘蔓、舍小就大,尝试枚举以下或可被认为是在全球史中日常生活结构层面上的三项重要演化。

首先,是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随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早期殖民开发,抵达该地的华商将胡椒、肉桂、豆蔻核仁、丁香、橡胶以及从中国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出售给欧洲商队,并将欧洲商人支付的墨西哥银元运回中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经济快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劳工或被哄骗、拐卖,或因生活所迫而随着亲属出洋,充当了种植园、锡矿开采最廉价和最高效的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华人前往美洲、澳洲、欧洲以及非洲。除少许人经商之外,他们之中更多人从事淘金、修筑铁路、耕作,以及洗衣、餐饮和家庭佣工等城市工作,是每一个当地社会最不能被轻视的劳动大军。总体说来,作为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最多的族裔之一,直到1949年前后,已有三千万华人在海外定居,其中八成是在东南亚。(18)

就此时移民数量来看,印度裔海外移民人数排在首位;(19)然华人移民所在地更为多元,也更具经济进取心。先就前往地域来看,由于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其移民较多前往同属英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印度洋岛国和东非、南非;华人移民则除了东南亚之外,还前往世界其他地区,未局限于某个帝国控制的区域。再就从事职业来说,除少数在英国各地殖民机构中担任行政、铁路、邮电、运输和各类技术人员之外,印度裔移民更多还是充当种植园、矿山的劳工;华人移民则除了在种植园、矿山劳动之外,还有不少人在城市从事当地人或白人不愿意做的服务业,且参与修筑连接美国东西部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以及加拿大横贯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时人说:“确实印度人比中国人老实,容易管理;但中国人身强力壮,勤奋,又有金钱欲和地位欲。”(20)

其次,是中国制造品和日用消费品的输出,改善了当地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随着15世纪以降大航海时代到来,货运量更大、耗时更短,瓷器和茶叶逐渐成为欧美社会的日用消费品。(21)尤其应当强调,在工业革命最早发轫的英国,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最初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很快取代麦酒、啤酒而成为日常饮品。其经济史意义,是对于那些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的贫苦劳工,用热茶配冷冰冰的干奶酪、干面包,可以不至于感到过度疲惫;再加上工人们多蜗居在肮脏的贫民窟,泡茶需将水煮沸,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烈性肠道流行病的蔓延。一位英国学者认为饮茶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助推器,彻底重塑了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说“茶改变了一切”。(22)

再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茶叶跻身世界产量最高、销路最广的日用消费品行列,犹如今天中国通过鞋类、服装生产,代工电子产品而成为“世界工厂”,长期以来在小块土地上的精耕细作,规模小、投入少、耗时多,生成了这种能够有效利用大量廉价人力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尽管存在着很多不平等,但这却又是中国欲图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扬长避短,不得不采取的生存之道。毕竟,在此进程中欧美近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走的是工业高投入和资本密集型的拓展道路。就像植棉历史最悠久的印度,18世纪前还是世界最主要的棉布出口国;可当英国机器纺织大工业兴起之后,印度家庭手工棉纺织品就被迅速排挤出市场。(23)后来的历史也屡屡表明,中国能与列强竞争,且还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正是欧美各国不愿做或无法做的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最后,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促进了更大规模的贸易交往和资本流动。正如当年哥伦布之所以不顾一切,扬帆驶向波涛汹涌的无际大海,除了凭借当时已被熟知的地圆学说之外,还受到了那些关于东方、中国财富的神奇传说之强烈刺激。仅就市场规模来看,1800年全球十大城市中,北京、广州、杭州、苏州榜上有名,最繁忙的口岸城市则是广州。其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以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关于借贷、投资、购买整套成熟的世俗商业文化,独一无二、举世无双。(24)再至19世纪末,中国在列强武力胁迫之下,不得不开放幅员更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就此对“西方视角全球史”发展的可观前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这里有四亿消费者,“如果他们把大衣增加一英寸,那么新英格兰纺织厂在未来几年里就会忙得不可开交”。(25)

这里需要稍微做点说明,当美国企业在20世纪初信心满满地登陆中国市场之后,发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即以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民众的购买力低于印度,只相当日本民众的十分之一;(26)且作为当时全球最大产品输出国的美国商品,仅面粉、棉花、煤油和木材等能够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尽管在商品市场的消费端不尽理想,但在资本市场的投资端方面,中国有太多与之互动的空间。就外资在华产业资本来看,1913年较1894年增长二十余倍,1920年又较1894年增长近三十倍,(27)并大量集中在上海。尽管这不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负面影响,却又“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将上海打造成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至1930年代中期,上海聚集了中国民族工业50%的产值,在食品、棉纺织、碱、酸、盐等18个主要行业中,其中14个是能与外国商品竞争的进口替代行业,(28)是东亚最具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国际大都市。

二 追寻历史“主体性”及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

毋庸赘述,就此时进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近代中国来看,当然还有许多可被视为中时段、短时段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时刻的诸多重要演化。如早期美洲农作物、红衣大炮,西洋手工制造物,再至19世纪中叶后更多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引入、会通与融合,都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然而,本文作为一篇对概念工具的探讨,在这些具体研究上似无法停留过久。按照历史理性推崇的“我在故我思”,(29)那些在全球史日常经济生活结构深层之处持续不断、闪闪发光的历史亮点,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已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并非是一个被动、停滞、僵化和呆板的历史存在。如果真想推进此相关研究,对相关具体问题的探讨,最终都应提升到关于如何确立近代中国历史本土“主体性”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史家从来对“主体性”的研究情有独钟。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指出“阶级”不是一个固定的先验存在,而是在冲突与斗争中动态形成的一种关系。这意味着研究从呆板的结构转变为动态的过程,众多拥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从而进入了历史。(30)同样,随着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居于主流,相关研究围绕着“历史创造者”的讨论而展开。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言说,取代此前盛行的英雄史观、上帝史观及英雄与奴隶共创的二元史观。虽则,“主体性”不是普遍使用的概念,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只有”二字,不容质疑地将人民抬升到推动历史变革的唯一主体。(31)

在与之相关的“半殖民地”研究中,本土历史“主体性”的探讨也受到高度关注。1959年,黎澍先生刊发《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一文,谈及马克思主义史家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会不会被认为是外因论者?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辩证唯物主义虽不否认外因的作用,但更强调内因才是变化的条件。这个内因即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在遭受侵略后随即出现了“觉悟的反抗人们和觉悟的反抗运动”。(32)再看中国史学界最早一篇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文字,是刘大年先生于1965年刊发的《亚洲历史怎样评价》一文。他一方面批评西方殖民主义把亚洲看作没有“真正的文明”、一片“没有历史的荒漠”;另一方面高度赞扬近代亚洲成为世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最大战场。他说:“对亚洲历史的这一个方面,我们是必须大书而特书的。”(33)

以上或可看作“革命”史观探寻、确立的中国近代历史本土“主体性”。该研究范式的转向,发生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及随后在1990年代初兴起的“现代化”研究。其时倡导最力的罗荣渠,大力呼吁将研究注意力转移到注重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就是转移到探寻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方面上来。在谈及如何消除“欧洲/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如何确立近代中国历史本土“主体性”的问题时,他认为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只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故建议用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取代以往人们所说的“西化”概念。在他看来:“东方的西方化,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东方的现代化,则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三世界发展中的新概念。”(34)

尽管“现代化”研究,在探寻中国近代历史本土“主体性”方面,相对于以往“革命”史观,已有更多历史包容性,但其“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35)似乎仍未彻底摒弃带有浓郁“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的线性进步史观。该研究采用的“都市化”“市场化”“理性化”等概念,很多情况下是以“西方”历史演化经验为模本而设置的,自然无法恰当叙述被视为普遍性的“西方”与被视为特殊性的“非西方”之间的历史互动。1980年前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牵头,一批论及湖南、山东、云贵等省的“现代化区域研究”相继出版。主要参与人之一的张朋园写道:尽管该套丛书在大陆地区受到出乎意料的推崇,可美国学界在1960年代后期对“现代化”一词起了厌恶感,“因为他们有人认为‘现代化’是包了糖衣的帝国主义”。(36)

接下来直接挑战“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并努力探寻中国历史本土“主体性”的著述,是美国经济史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于2001年出版的《大分流: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作者通过比较在面积、人口和内部多样性与英格兰颇多相似的中国江南地区,发现18世纪之前两地民众的平均寿命、资本积累、人口成长速度、营养与生活水平相差不远。作者的结论是其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后来之所以出现了“大分流”,且差距不断被拉大,重要原因在于欧洲得益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以及英国煤矿的优越地理位置。(37)这样一来,以往支撑“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功转型,以及欧洲工业革命的迅速腾飞,都可以被视为偶然现象及历史意外事件。

该书于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并有相当一批学者随后跟进。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某些让人血脉偾张的研究,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地将帝王统治、男尊女卑、科举制,乃至宗族血缘人际关系,标签为所谓“现代性”而得到正面肯定。2006年,夏明方指出:由于采用了一种越来越宽松的“现代性”定义,我们史学界进入一个“泛近代化论”的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坚信,“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受到“西方”冲击意义上的外发次生型,而是在“早期近代”时期就自主发展起来了。(38)如果由此引申开来,难免不会回到当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那个尬尴问题:为何这些萌芽均未长成“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如此众多的早期现代性又为何没有催生出中国现代化,且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自我陶醉、自我嘘唏、自我膨胀的偏激民族主义言说?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于1979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在1990年代中期被引介到国内。应先加以肯定的,其不仅在学术层面上有力清算了“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还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东方知识与西方帝国霸权及殖民主义的紧密联系。然而,在随之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成为一时风尚的是矫枉过正地抨击近代(尤其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读书人趋向激进反传统,主动拥抱西方“文化霸权”及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里的窘迫就在于,如果片面或过分强调“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的二元对立,忽视各方还有一些正面互动、共通及联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否认普适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relativism)大泛滥。(39)

最早批判“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明(Samir Amin)早在1988年就批判“东方主义”的偏激面,声称当下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普遍主义来应对挑战。这就需要对两种思想方式进行批判性的探讨”。(40)再至2007年,两位研究伊斯兰史、东方主义、后殖民史的资深美国历史学家,在反思“东方主义”理论时,声称在研究个别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的确存在着多种演化样式;然在世界历史中的现代性却只有一个,故呼吁:“要想重新诠释包括由启蒙运动衍生出来关于讲述东方的现代性历史,需要重新思考世界各区域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越历史上简化归类地设置‘东方’,并将之作为与西方不同和对立的趋势。”(41)再用张隆溪更具针对性的批评,是“当把科学、理性、客观现实、真理等等,都当成启蒙或现代性的观念否定抛弃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赤裸祼的‘话语权力’”。(42)

三 “欧洲省级化”“小时间”与“大时间”的对话

反观以往研究范式的缺憾之处,依次或可做点与之大致相应的比喻:在“革命—现代化”研究范式中,由于对先进生产力的尊崇,我们不乏对“欧洲”的仰视;在“大分流”研究范式中,由于认为中国古代有不少领先当时世界的亮点,我们对“欧洲”有某些俯视;再在“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中,由于“自我/他者”的势不两立,我们难免产生对“欧洲”的无视——在某些极端鼓吹者那里甚至不乏鄙视、蔑视、敌视和仇视。然而,在这个充满差异、冲突和歧见的年代,研究者们必须反躬自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本土历史主体性?是自恋、自我催眠、关起门来自我陶醉,抑或对外开放、接纳新生事物?是排他、非友即敌,抑或尊重多元与差异?换言之,我们需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恰如其分、通情达理的本土历史的“主体性”。

就像此前研究范式中的“现代化”的概念,来自发展经济学;“大分流”的概念,来自物理学;“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自于文学批评理论那样;这里有一个可供讨论的选项,是梁其姿于2008年提醒我们注意的“欧洲省级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概念。这是南亚学者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于2000年出版的《将欧洲省级化: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一书的主旨。将之援引到我们的相关研究中,梁其姿认为会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让研究者们重新检讨近代中国面对“西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并在适当程度上还可以将“中国省级化”(Provincializing China)。她相信,与之相应的研究成果“或许更能显示出历史的多元与复杂性,成为‘近代性’更有效的参考指标”。(43)

身为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先行者的梁其姿,谈及此概念时专指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史研究;如果将之放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研究框架中,我们还须对之做一些适用性阐释。查克拉巴蒂在1992年提出此概念时,认为如果拥有普遍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势必抹杀所有历史的具体时空;然而现代性的发展更多是一部地方史,因为欧洲到了非西方社会,进入一个陌生甚至敌对的环境,只能随机应变地成为各种各样的碎片化、地方性的历史演化,“就像可以被方便地派遣到帝国的各个省份那样”。(44)由此说来,我们将外来“欧洲”历史化、在地化,就是要寻找所到之处和所在之处的具体“地址”(address)。这也意味着,从近代中国在地“传统”社会的自主性出发,或能有效地避免将外来“欧洲”抽象化、普适化和绝对化,并进而探讨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和多元之互动。(45)

往前追溯,平心而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一书,可能更早推出了将那个抽象化了的外来“欧洲”在地历史化的构想。在他看来,各国学者在研究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地之近代问题时,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出发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而不应将各种外来影响或外来模式抽象化、总体化。以中国近代海关的变迁为例,他指出近代中国所导入的这项外部制度,基本上被包摄在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之内,得到采用只是其中的机能性部分。滨下说:“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从以往人们将其看作‘洋人的朝廷’和‘外国人的管理’的方面来强调海关,而应该从中国与相异的统治原理发生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出发来研究海关,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与以往不同的见解。”(46)

当然,相对于滨下武志的具体研究,查克拉巴蒂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更多将那个外来“欧洲”在地化、历史化的研究思路,其中特别是关于开掘“少数人的历史”(minority histories)的提法。他“认为这可以推动史家更多聚焦于在地历史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多元性;自然也能够推动关于东方/西方“平等地位历史”(History On Equal Terms)(47)的研究。在《欧洲省级化》一书的引言部分,他内疚地写道,自己只研究了极少数孟加拉的印度教改革者和作家,其中大多数人还都是男性。由于没有能够充分述及该地穆斯林,让他颇为伤心地意识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鸿沟。在他看来,一百多年来在孟加拉,“穆斯林为印度教编年史家提供了每位历史学家都难以摆脱,可被称之为‘被遗忘的多数’(forgotten majority)”。(48)

如果真能从“少数人的历史”出发,那么在面对诸多省级化、地方化、历史化的外来“欧洲“,理性的思考就不会只是侵略/反抗意义上的势不两立。查克拉巴蒂说自己并非要鼓动拒绝或摒弃外来“欧洲思想”(European thought),而是考虑到近代以来印度人的思想已无法与西方进行有效切割,很难恰当地实施某些印度学者倡导所谓“后殖民雪耻”(postcolonial revenge)的构想。(49)他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史家应怎样为受到欧洲影响的各种政治现代性,创造一些连接和分离的谱系。他写道:“正如我期望这是不容置疑的,即关于讨论‘欧洲省级化’不应回避欧洲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殖民的后期,欧洲思想是我们所有人都得到的礼物。我们只能以反殖民的感激精神(ananticolonial spirit of gratitude)谈论它的省级化。”(50)

查克拉巴蒂矢志建构“将人类团结一致”(human solidarity)的历史叙述,(51)但接下来却没有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在2021年出版的《行星时代的气候史》(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一书中,他具体讨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灾难意识(sense of a catastrophe),如何影响近代以来现代性的形成和全球史的演进。(52)好在,著名史家张广达于1998年在《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中,为我们“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寻找新的概念工具,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考线索。他借用苏联重要思想家巴赫金(M.M.Bakhtin)关于“大时间”(Great Time)和“小时间”(Little Time)的概念,指出各种东方、西方的历史,都曾处在各自经历的“小时间”之内,一个最重要的走向是应不断汇入全球史意义上的人类“大时间”之中。(53)

具体说来,巴赫金关于“大时间”和“小时间”的概念,基于他认为“人类基本生存方式”是“对话”的认知。这就有点像不同于自我隔绝、自我封闭意义的“自言自语”,或“自说自话”;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就像我们通过他人才能看清自己的外表,并由此显现自己深层底蕴那样。即巴赫金所说:“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54)此后,苏联出生、后移民至墨西哥的学者塔蒂安娜(Tatiana Bubnova)于2005年也曾写道:如果要问何谓巴赫金的“大时间”,可能会令你失望;不过,从其在拉美近40年讲授及传播其思想的感悟出发,她声称:“这是一种来自差异及为了差异的体验。它当然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55)

毋庸赘述,几乎所有研究对“差异”都十分关注。如果稍做比较,一般史家眼里的“差异”大概就是“差异”,如不同阶级、性别、行业,诸如此类,都可到此为止,无需进一步展开;而全球史家则需要将之整合起来,毋宁说是一种拥有更多面相、意涵的“对话”和“理解”。像糖、银、钻石、棉花、烟草、茶叶、瓷器等商品的近代流动,我们需要在更大时空场景内考察它们是怎样,以及如何改变了人们生活和这个世界。毕竟,那些栖身在偏远角落之人,尽管作为“从未移动者”(the ones who cannot move),即使没有购买和获得这些东西,与那些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全球主义之人”(globalists)也有不可无视的某种相关性或共通性。正如不同人群由此在一个新世界里相逢;(56)故“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讲述重点,是我们与其他文化、文明的联带发展和共同命运。(57)

再对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来说,意味着将又获得更多探究普世真理的可能性。巴赫金认为:“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58)2021年剑桥大学出版的《全球史期刊》编者按,也指出该研究的主要价值不在历史细节,而在于首先用新颖方法去把握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grasp developments of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59)这里我们就要回到前述阿明对“东方主义”的另一段批评文字,即他说如果只承认“差异的权利”(文化和地区的差异)意义上的“人们”,否认普世意义上的“人类”;那么势必声称只有欧洲人才能懂得欧洲、中国人才能懂得中国、基督徒才能懂得基督徒、穆斯林才能懂得伊斯兰教;从而导致清除“一部分人的欧洲中心论只能由另一部分人的颠倒的欧洲中心论来完成”。(60)

倘若“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真能在上述“差异”“对话”“理解”等环节上,通过讲述各种能够打动人心的相关历史故事,就可恰如其分地建构起诸多“小时间”与“大时间”的分享、互惠和共有。用巴赫金的话说,那会让“相隔几百年、几千年之久,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保证了整个人类、人类所有各种文化的复杂的统一(人类文化的复杂的统一),人类文学的复杂的统一。所有这一切只能在长远时间的层次上才能揭示。每个形象也只能在长远时间的层次上才能理解和评价”。(61)与之相应,我们自然还可继续使用以往“革命—现代化”“大分流”及“东方主义”等研究范式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概念:如“革命”“改良”“转型”“在地”“交互”“分流”“文本”“话语”“权力”“认同”等等。因为在巴赫金看来:“在大时间里没有什么会失去其意义”(Now in great time nothing ever loses its significance)。(62)

当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此前紧密联系的世界骤然被切割和断开。这就有点像1880年代在欧洲霍乱蔓延之时,以往对付鼠疫的封锁、隔离被作为有效的防疫手段,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等国所采用,设立了一道挨一道的封锁线,派遣士兵严格管控边界,阻绝未经检疫的人群跨国流动。(63)然而,从历史长时段来看,疫情结束后各国间的交往,及之后的全球化大潮仍然川流不息、滚滚向前;原因就在于技术迅速发展,交通、通信设备不断更新,再以经济层面上的资本寻求更高经济回报,以及文化思想层面上的对自由、友谊、博爱,平等、公正的追求,无法被永远压抑和圈限,似可认为全球化发展的强劲动力,深深地铭刻在我们人性的DNA之中——这意味着全球化今后肯定还将继续下去。

如果说史学是过去与现在的不尽对话,最高端部分还矢志于“示未来以规则”。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相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最不确定、最为浮浅、也最为单薄,因为“是由祝愿、希望或恐惧而构成,需要不断充实和丰富”。(64)正如与过去对话,是已经发生和我们已经知道的;与现在对话,是正在发生和我们能够看到的;与未来对话,则是尚未发生和我们充满期待的。以昭示未来而计,“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面临今天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难民危机、传染病大流行、战争与恐怖主义;再加上失业和资本肆意扩张而带来的极度不平等;我们更应志存高远,放眼全球——就如著名全球史研究者林恩·亨特(Lynn Hunt)所言,为的是“造就具有包容性和世界主义的全球公民”(produce tolerant and cosmopolitan global citizens)。(65)

毋庸讳言,目前非西方国家全球史研究,总体上不尽如人意,乏善可陈。治阿拉伯中东史的加里尔(John-Paul A.Gharial)2019年声称,他粗略搜索了中东地区出版的关于全球史研究的参考文献,仅发现一篇阿拉伯文的专题研究,发表在2015年卡塔尔出版的名为《奥斯图尔》(Ostour)的历史期刊上。(66)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教授拉美史的布朗(Matthew Brown),2015年谈及拉美历史学家不太关注全球史研究,很多人偏爱西班牙的美洲征服及殖民主题,忽略了19世纪至20世纪更多跨国及全球交往的历史。不过,他看到希望之所在,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正通过不断在史学研究中去殖民化,将全球史作为研究重心,“并以自己的特定立场处理全球史的大问题”(to address the big questions of global history from their own unique standpoints)。(67)

相对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处于非西方国家之前列。通过对“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进行搜索,设置学科为“哲学、人文科学”,勾选“核心期刊”,输入“全球史”关键词,显示自1997年至2020年共发表论文347篇。(68)不过,如果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繁荣,以及能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尊重,向来是重质量而非数量,我们不得不又回到这些年来说得太多的如何摆脱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老问题。毕竟,全球史研究旨在讨论我们与远方之人、与陌生之人的交往、交流及互动,在史料搜集、知识准备、理论思考方面,仅研究本国、本地区历史,须有更多的厚积薄发和深思熟虑。所以,学术制度如何保证学人耐得住寂寞,学术环境又如何能让学者气定神闲、宁静治学而不受外界太多干扰,是“中国视角的全球史”当前最亟待解决的困窘之所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还必须思考如何提升相关研究的思想及精神高度。的确,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多苦难、曲折,不过可以视为发展铁律的是——但凡走向全球、拥抱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就充满了活力;反之,冥顽不灵、闭关锁国,则一定死气沉沉、生机全无。当然,我们不必否认现实肃杀而冷峻,今天“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充满了尖锐矛盾和严酷对立;但也不能摒弃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原因在于理想对应于现实,就像至暗时刻中的一束光亮,能够更好地指引我们进入巴赫金所说的历史“大时间”,让“中国视角的全球史”之研究,与那些被称之为“伟大”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对话;从而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创造更多平等、公正参与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新契机。

注释:

(1)Jeremy Adelman,"What is Global History Now?" https://aeon.co/essays/is-global-history-still-possible-or-has-it-had-its-moment.

(2)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强朝晖、刘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3)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4)钱鍾书:《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页。

(5)Haneda Masashi,"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Vol.3,no.2(July 2015),pp.219-234.

(6)见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7)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98页。

(8)乔治·奥威尔:《重新发现欧洲》,原刊于1942年3月19日《听众》,引自《奥威尔杂文全集》下册,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46页。

(9)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页。

(10)仲伟民:《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11)相关讨论可请参见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第391-405页。

(12)参见"Syphili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September,1918,no.5,pp.450-451;马士敦讲《论梅毒与产妇科之关系》,李士伟、方石珊译,《中华医学杂志》第16卷第1期,1930年2月。

(1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360页。

(14)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15)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

(16)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7-98、145页。

(17)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18)Adam McKeown,"Chinese Emigration in Global Context,1850-1940,"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10,5,pp.95-12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305-315页。

(19)据估计,1846-1940年间抵达印度洋周边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印度和中国移民的人数,分别是2900万和1900万;1831-1920年间,移民海外的200万非欧洲裔契约劳工中,66%来自印度,20%来自中国。参见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307页。

(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21)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茶叶实际上垄断了整个世界茶叶出口:英国得到的茶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美国有三分之二的茶叶来自中国。参见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208页。

(22)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周重林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23)见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57-79页。

(2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485页

(25)Paul A.Varg,"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1890-1914,"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3,no.3,Feb.1968,p.742.

(26)1920年代前后各国民众平均购买力的统计:英国:556.10;法国:371.10;美国:198.00;丹麦:611.50;比利时:393.20;日本:76.30;印度:9.13;中国:7.76。参见长野朗:《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上册,胡雪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

(27)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28)朱荫贵:《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9)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奥特迦·伽赛特历史体系观散论》,《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30)Dipesh Chakrabarty,"Fifty Years of E.P.Thompso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December 21,2013,Vol.48,no.51,pp.24-26.

(31)1985年,黎澍先生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刊发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称如果遵照恩格斯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说法,应当认为此前的“人民史观”与“英雄史观”均有片面性。这随即引发了史学界的又一波大讨论。虽则,那时同样没有多少人使用“主体性”的概念,黎澍先生的主旨却还是想让那些被一度趋于极端的“极左”史学刻意打压、忽略和遮蔽的群体走到历史的前台,恢复其历史自主地位。

(32)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33)刘大年:《亚洲历史怎样评价》,《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34)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5)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6)关于台湾学术界“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的展开情况,请参见张朋园:《关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缘起》,《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37-38页;《研究生活的回顾——从梁启超到现代化》,《中国近代史研究通信》第23期(1997年3月);张玉法:《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回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3期

(2002年3月)。

(37)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8)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

(39)Ruben Chuaqui,Marc Thomas Brudzinski,"Orientalism,Anti-Orientalism,Relativ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Duke University Press,Volume 3,Issue 2,2002,pp.373-390.

(40)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41)Edmund Burke III,David Prochaska,"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Vol.18,no.2,2007,pp.135-151.

(42)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走出封闭的文化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0-121页;就此,还有夏明方2006年的观察,他说:“如今之际,若有人不愿意把前近代的明清中国当作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或者‘近代早期’,说不定就会被戴上一项‘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则是‘东方主义’)的帽子,甚至还要被指斥为不学无术。”(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李天纲最近刊发的一篇文章也认为:“1990年代,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在中国流行为一种单纯谴责‘文化侵略’的批评学说,导致了东西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实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预言。”(《全球—地方化的汉学:对“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43)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评论》2007年第8卷。

(44)Cyan Prakash,"AHR Forum 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Florencia Mallon,"AHR Forum 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ume 99,Issue 5,December 1994,pp.1483-1484.

(45)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18.

(46)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47)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98; Carola Dietze,"Forum:Provincializing Europe:Toward a History on Equal terms:A discussion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History and Theory 47,February 2008,Wesleyan University,pp.69-84.

(48)他说:“由于对穆斯林的遗忘,已深深植根于独立后印度我接受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中,故我一直无法超越这一历史局限。”参见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p.21-22。

(49)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18.

(50)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255.

(51)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45.

(52)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Vol.35,No.2 Winter 2009,pp.197-222.

(53)张广达:《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原刊《学林春秋》第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后收入《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54)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55)Tatiana Bubnova,"What Could the 'Great Time' Mean?,"

On-line,https://www.scielo.br/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2176-45732015000200005&lng=pt&tlng=pt.

(56)巴赫金:《对话语的问题》,《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190-191页。

(57)Richard Drayton,David Motadel,"Discussion:the Futures of Global,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3,2018,pp.1-21.

(58)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72页。

(59)"Editors' note-Global history after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6,Issue 1,March 2021,pp.1-3.

(60)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第237-240页。

(61)这段话中的“长远时间”一词,即前述张广达翻译的“大时间”。参见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87页。

(62)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73页;David Shepherd,"A Feeling for History? Bakhtin and The Problem of Great Tim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84,no.1,Jan.,2006,p.33。

(6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册,第289页。

(64)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88页。

(65)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New York:W.W.Norton,2014,转引自Richard Drayton1,David Motade,"Discussion:the Futures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3,2018,p.15。

(66)John-Paul A.Gharial,"Introduction:Seeing the World like a Microhistorian," Past and Present,Volume 242,Issue Supplement-14,November 2019,p.9.

(67)Matthew Brown,"The Glob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0,2015,pp.365-386.

(68)张旭鹏:《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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